【余樟法】儒家应该意识形态化——质疑汤一介先生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1-01-25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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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追求和理想,是儒家学说的重中之重,是儒者“修身”不可或缺的关键法门,与“格物致知”的智慧开发、“诚意正心”的品德修养一起,组成儒家道德的整体。易言之,政治性是儒家道德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树立儒家的主体地位,让仁义原则、道德精神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各个领域发挥主导性作用,这应该是当今儒者的共同的追求、责任和使命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把儒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同时将马家“去意识形态化”。


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提供社会秩序的蓝图,重点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权力应该被用在哪些目的上……这些正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儒家只有意识形态化了,才能拥有这些功能、发挥这些作用,才能有机会儒化中华化成天下。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先生的表态却让我吃惊。最近汤一介接受了《南风窗》的专访,居然强调《不要把儒家“意识形态化”》(这是专访的标题)。


汤一介先生说:“我觉得学术就归学术比较好。儒家,我不主张它意识形态化,最好把它看成一种学术去讨论,讨论到大家都觉得这个不错了,作为一种精神自然就接受了。”(专访文章的核心提示)认为“政治化的儒家是会使儒家可贵的精神有所丧失,而起着负面的作用。”


汤先生“不主张”儒家意识形态化显然是就政治意义上而言的。其实恰恰相反,儒家意识形态化以后,其诚信、仁恕、孝悌、和谐、中庸、民本、德治、王道等等“可贵的精神”和思想,可以得到更好的弘扬落实,可以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产生全面、广泛和深入的影响。


另外,儒家不是宗教却具有很好的宗教功能,可以提供比各种宗教更为殊胜的良知信仰(良知是一种精神又不仅仅局限于精神),作为人生安身立命的内在栖居。


把儒家局限于学术领域,等于取消了它的政治、宗教两大功能,大大地“专业化”、狭隘化了。


当今中国,儒门空前淡泊和边缘化,要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本没有可能(除非发生很特殊的情况)。但是,能不能是一回事,支不支持又是一回事。作为著名儒者,不支持也罢了,起而反对,很不应该。





下面摘一段《南风窗》与汤一介先生的问答,可见汤先生是在政治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语的,“不主张”儒家意识形态化就是不主张”儒家政治化。


《南风窗》:您以前讲过,并不赞同“政治化的儒学”,虽然历史上这是一种现实,却是值得批评的。问题是,为什么几千年间,杰出人物无数,历史却唯独选择了孔子他们那个群体的一套东西?


汤一介:……孔子本来是人,很人性化的。在先秦,还没有把他树立到后来那种样子。墨子的弟子就说,像孔子这样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应该做王啊,为什么没有做王啊?我看,如果孔子做了“王”,也就没有孔子了。后来专制王朝的时候,皇帝就把他自己变成一个内圣外王,已经是王了,他是圣王啊,对不对?而且是奉天承运,皇帝是天子,那么这个天子就应该有一个天子之师,就是国师,这就把孔子抬到至圣先师文宣王至上至高的地位了。树立起这样一个形象,把孔子更加意识形态化了。我认为,这对孔子并不好。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化的儒学确实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我们一个改朝换代,有的比较好的就是三四百年,那么长的时间,它大体上为什么可以稳定呢?我想不能说儒学一点作用也没有。任何专制社会,都需要一套教化来维持它的统治,当时就是利用儒家的思想,当然也利用道教和别的,主要是利用儒家多一点。西方也是一样,中世纪也是个专制社会。它用什么做教化的?就是基督教,他们是要维持神权统治或王权统治,中国就用儒家。当然政治化的儒家是会使儒家可贵的精神有所丧失,而起着负面的作用。


顺便对这段话略加分析。


墨子的弟子说得对,孔子应该做王。孔子做不做王都一样是孔子,但是政治就不一样了。如果孔子有机会为王,那是民众民族之福、国家天下之幸。当然,在那种礼崩乐坏的时代,那种不可能的。


只有道德本位、道德挂帅的时代,圣人才能得到各界人士广泛的拥戴推举,才有为王的机会。圣人为王的社会,必是太平世。尧舜时代虽然太平,但一切都比较原始,文明尚未发达,只能算是太平世的初级阶段,高级阶段在相当遥远的未来世。


汤先生承认“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化的儒学确实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却严重低估了,这应该是受五四反儒恶潮的影响过深所致。其实,作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主统和大多数王朝的指导思想,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岂仅是“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而已?可以说,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辉煌都是在它的主导下创造出来的。


当然,以现代民主标准去衡量,“我们原来的制度”有“非常致命的弱点”。但是,历史是不能这么纵向比较的。历史的局限性不能归责于文化,更不能归责于儒家的仁义原则,不能因此断言说“政治化的儒家是会使儒家可贵的精神有所丧失而起着负面的作用”。曹操说:设使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封王;东海曰:设使中国没有儒家,不知历史会血腥到什么程度,不知中华民族能否延续到今天。


儒家被君主专制利用过,这不是儒家的错,众所周知,民主自由的口号也曾被恶狠狠地利用了一把呢。何况儒家被利用的同时也对利用者产生过极大的良性的“反作用”,更何况历史上君主制自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


其实儒家是更加适合为民主时代“服务”,民主制度亦可以更好地体现民本原则,把“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落实到制度上。“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民权高于主权更高于“领导权”。


但要求儒家在古代就设置出民主制度来或追求民主是不现实的。然复须知,制度上的不断优化和与时俱进,本来就是儒家内圣学的逻辑要求和外王学的直接追求,清末康有为谭嗣同等改良派的努力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可惜,当时历史条件已经熟透,政治环境却过于恶劣,满清是所有尊儒的王朝中最劣质的。





东海曾经说过,于丹们把儒家“鸡汤”化了。现在看来,汤一介先生尽管资格老些,显得学术化有深度些,但本质上似与于丹们无异。当然,“心灵鸡汤”也是儒家的作用之一,只是儒家还有其它广泛而重大的作用有待提取和发挥。这是于丹们难以胜任的。


有没有政治关怀和王道追求,应是衡量儒者“大小”的重要标准。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既然是儒,在道德上就不应该小人,子夏是贤者,以文学而著称,爱好人文典籍,精于章句训诂,孔子也不至于警示他别沦为小人。因此,这里的君子小人,应是就度量规模的大小而言,后人评论子夏之学,亦谓谨密有余而宏大不足。


钱穆说:“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心忘世道”就是“忽于义理”所致。儒家外王学致力于政治文明和制度建设,以体现对世道人心的关注。君子儒,就是这种全面把握儒家义理的大儒。


“溺情典籍专务章句训诂”的“小人儒”,作为学者很优秀了,很多学者连这一标准都达不到呢。但对于有志于儒者,我要借孔子的话劝告或勉励一句:“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2011-1-24东海儒者余樟法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