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学术要为政治导航 ——东海客厅论学术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21-06-25 15:52:21
标签:政治导航
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学术要为政治导航

——东海客厅论学术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五月十一日己亥

          耶稣2021年6月20日

 

 

“学术要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极端错误。持这种观点,欲不沦为学术乡愿和政治之奴,不可能也。学术为政治服务,必然导致学术和政治共同恶化,极易导致人道灾难。所有极权主义的灾难,既是政治之祸,也是学术之祸。古今中西所有极权暴政背后,必有相应学术的支持和导向。

 

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的三要素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领导集团。其中意识形态又是第一要素,对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领导集团的品质具有决定性作用。意识形态就是学术的核心和核心的学术。

 

三要素的优劣又与社会共业正相关。共业恶劣的社会,正人君子被逆淘汰,良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就建立不起来,勉强建起来也稳不住。而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共业的影响非常重大,甚至具有决定性。

 

例如,儒学导出来的就是儒家社会,佛学导出来的就是佛教社会,耶教导出来的就是耶教社会,伊教导出来的就是伊教社会,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导出来的就是自由民主社会。故可以说,主体性、主导性的学术对于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

 

百年浩劫就是肇端于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清末民初影响中国的三大主要思想是民主、科学和进化论。但经过启蒙派上蹿下跳的努力,异化成了民主主义、科学主义和历史进步论,或与马列主义的民主平等和科学社会主义一拍即合,或与唯物史观的“历史五阶段论”不谋而合。

 

百年来中国就是为学术所误。民国知识分子颇受尊重,名家成群,或有一定政治地位,或有相当社会影响。奈何它们大多未能发挥正面作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道援外行,招祸内行;救民不行,害国很行。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学术。

 

 

以胡鲁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派,越启蒙,人民越蒙昧;越爱国,国家越无道,内忧外患越深重,直到天翻地覆。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思想不良,学术不端。他们所谓的爱,不仅空洞虚妄、没有根基而不可持续,而且充满邪气和破坏性,最容易被野心家阴谋家利用,与极权主义一拍即合。

 

东海批胡辟鲁至少十几年,但一直主张把胡鲁适当区别开来。胡是愚氓犹可训,鲁为鬼蜮必成灾。胡不妨为儒家之盟友,可亦破亦收,适当肯定;鲁纯属中华之乱贼,应只破不收,一打到底!

 

东海尚未能出版的《中华历史精神》一书,辟专章批判鲁迅,指出鲁迅错误很多,大错有五:一、“民族劣根性论”是对中华民族的诬蔑;二、“仁义道德吃人论”是对儒家文化的诋毁;三、讥刺孔子是对中华圣贤的攻击;四、“人肉筵席论”和“两个时代论”说是对中华历史的恶意抹黑;五、赞肯苏俄。

 

其思想五大错,即文化五大罪!故对鲁迅来不得丝毫客气。百年知识群体无知无畏者众,鲁迅又是其中之最。其欺骗性之大,危害性之深,煽动性之烈,在百年知识群体中名列前茅乃至最前茅。其思想特别方便极权主义利用,无底线的雄主利用它来挑起内斗和改造社会,无骨头的贱奴利用它来三帮并伪装硬骨头。

 

鲁迅弃医从文,是鲁迅的大不幸,更是中国的大不幸。五四反儒恶潮已起,即使没有被称为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鲁迅,或许中国也难逃百年浩劫。但没有鲁迅的推波助澜和赤化配合,此劫的危害程度轻些,结束时间快些,是完全可能的。有了这个极富欺骗性煽动性的“民族魂”作祟,中华民族之魂飞散特快,回归更难也。

 

故仁者必恶鲁迅。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系辞上》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唯仁者能爱人,而鲁迅们却丧失了爱人爱国的资格。反孔反儒,背离仁道,反掉仁德,就丧失了仁爱的内力和能力。东海早就指出,爱人爱国,需要四心的扩充和学术的正确,非蒙启派所能也。

 

暴君害人,无非一代数代;学术祸世,动辄百年甚至千年。例如,秦法家直接造祸战国一百多年,间接贻害至今不息;耶教制造了西方一千年的中世纪黑暗;马学殷鉴就在眼前,它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遍及大半个地球,持续大半个世纪。

 

关于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正确的观点是,学术为政治导航,导良之导正之。儒家强调道统高于政统,就是为了给政治导以最正确的方向和最正义的道路。

 

学术为政治服务观点错误,但也是极权社会的逻辑必然。极权之下无学术。故学术界主流思想是否正确,既要考察学术界本身,更要考察学术界所处的社会环境。

 

例如,同样是儒家群体儒学界,在儒家社会,学术品质高上加高;在三民主义社会,品质就会降低;在马家社会,品质又更低劣,甚至儒学不成界,沦为马家的附庸,真正的儒家思想难免被排斥、压制和封杀。

 

 

论及学术,即使儒门内部,也有高低醇杂之别。

 

醇指学术纯正。圣贤必醇,圣人又必大醇至醇,精义入神。韩愈称孟子为“醇乎醇者”,东海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程颢朱熹阳明,皆醇乎醇者也。学术不醇者,虽为君子,不能成为道统传人,不能成就贤德,遑论圣境。韩愈又说:“荀与扬,大醇而小疵。”这个评价就过高了。荀扬大疵,何醇之有。

 

不醇则驳杂,如荀子。程颐说:“韩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极好,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扬大醇小疵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刘向序《说苑》曰:“夫学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略之难也,知其精微之际固难矣。”能否“知其精微之际”,便是醇不醇之关键。

 

又如熊十力,钱穆,牟宗三三位,都是真儒大儒,新儒家代表人物。三人中熊十力精通佛道而辟之,与历代圣贤醇儒不谋而同,更是以国学立场批判唯物论之第一人,然对社会主义认知有误,也是一蔽。

 

钱穆、牟宗三对马学非常警惕,坚决辟斥,然对佛道和西学西制过度抬举。尤其是牟,佞佛佞道佞禅,曲为佛道辩护。王财贵先生将佛道经典引入私塾,或许就是受了牟的影响。三人中,熊十力学术最高,微疵而已,钱牟皆浑杂。

 

苟毁苟誉,儒家大忌。评价古今任何人物和他们的学术,都必须如理如实。我曾将王安石、苏轼、孔明、陈寅恪这些古今名家判为儒门杂家,他们博学而未能明辨,学术思想颇为混杂故。不少学者包括一些儒生皆以为苛责。何以如此定位他们,东海有专文详说。有兴趣者可以先找来过目再批,空谈无益也。

 

学术与品德有别。或谓蒋庆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看法与东海大不同。蒋庆高赞陈先生,“近世儒家學人,惟陳寅恪先生泰山挺拔,眾山皆小,不特堅守儒教立場,更敢以道抗勢傲位。”答:这是着眼点不同所致。蒋先生着眼于陈的品德,赞之为百年一人;东海着眼于陈的学术,断之为儒门杂家。虽不一致,无大矛盾。

 

学术与品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学术进步助力品德提升,品德圆满必然学术精醇,圣贤就是那样的人。品德圆满则不会做错事,学术精醇则不会说错话。所以圣贤无过。反过来,一个思想混乱、学术淆杂的人,其品格也往往有问题。

 

注意,品德好不好,大多数人都要相对而言。例如王安石,相对于他所重用的吕惠卿、邓绾、蔡京之流,他很正派,很好;相对于程朱等醇儒,又毛病多多,漏洞多多。重用奸险小人,变法问题重重,后患深深,关键就在于其智不足,智不足即德不足,德智不二故。学术问题就属于智的范畴。

 

 

作为主导性的学术,学术问题必然演变为政治和社会问题,王安石变法的问题,根源就在于王安石的学术即王学。关于王学,我在《宋儒与理学》一书(待出版)中有过阐说,特摘要部分于左先睹为快。

 

王安石的思想颇为驳杂,虽于人伦礼义上本诸儒家,但主儒释调和,融汇诸子百家。我称之为儒门杂家。王安石创立的学派被称为荆公新学,又简称新学。该派以王安石为首,主要成员有王安石、宋神宗、王雱、吕惠卿、蔡卞、常秩、陆佃、蹇序辰、邓洵武、王令、龚原、许允成、沈括等。

 

新学以《三经新义》及其为释经而作的《字说》为核心著作。《三经新义》中,《周礼义》由王安石亲自训释;《诗义》、《书义》则由其子王雱和吕惠卿等共同参与训释。另外,王安石的《洪范传》、《老子注》、《易义》、《杂说》等也是新学要著。《三经新义》成后,由官方在全国正式颁行,“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宋史·王安石传》)新学成了北宋后期60年中居于独尊地位的官学。

 

新学也是心性之学,即“道德性命之学”或“性理之学”。即使反对王安石的人,也不否认其学为“性理之学”。他讲性命之理表面上仿佛与理学无不同,所以有学者称荆公新学“是当时理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把二程的“洛学”名为“道统心传式的理学”,把王安石的“新学”名之为“新义式的理学”。其实都是混扯。

 

新学对性命之理的解说掺杂了佛道和诸子思想在内,根源处出了大问题。新学大问题,有二,一是对章句训诂之学的过度否定,二是对佛道法墨三家“兼收博采”的汲取。

 

而且,王安石对杨墨之学和其它杂学亦多有认同,他认为:“杨墨之道,得圣人之一而废其百者是也。圣人之道兼杨墨,而无可无不可者是也”(《临川文集》卷六八《杨墨》)。在《答曾子固书》中,王安石说: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临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子固书》)

 

于释老申商诸子百家无不杂取,王安石真不愧是儒门一大杂家。儒家乐从诸子之善,海纳百家之优,但允执厥中、以仁为本不动摇,在根源处贵纯贱杂,严防杂染。根处不纯源头有染,必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王安石变法之所以问题重重后患深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的学术出了大问题。

 

余东海造于广西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