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蠢猪式的自由主义——胡适批判之一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3-05-29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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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蠢猪式的自由主义
    ──胡适批判之一
    作者:余樟法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5月29
 
 
 
    五四以来的自由派和启蒙派,要加上“中国特色”的定语。他们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倒孔反儒,二是惑于苏马---不论什么政治文化立场,对于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多多少少都有迷惑的一面。
 
    胡适堪称典型。其文化立场是自由主义,政治立场是国民政府,但对于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始终认识糊涂,苟同苟异,东摇西摆,甚至一度迷惑至深,完全丧失基本的自由主义立场,堪称蠢猪式自由主义的代表。
 
一、西化和赤化
 
    胡适无疑是自由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者即西化派。他曾明确表示“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后来虽自称“全盘西化”有语病,改用“充分世界化”的说法。然复须知,胡适又曾有严重的赤化倾向。1926年他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高度赞扬社会主义说:
 
    “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
 
    当然,胡适所赞成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他写给徐志摩的信如是说:
 
    “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
 
    胡适有所不知,自由与社会主义薰莸不同器。社会主义以社会为本,天然地排斥自由。这位自由主义大腕,愚不可及地把社会主义与“社会化”这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概念,混扯在一起了,现在还有人搞什么“社会主义宪政”,比起胡适来,又更等而下之矣。
 
    1926年7月,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途中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期间,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和莫斯科的监狱,自认为“很受感动”,也“很满意”,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莫斯科的最后一个晚上,胡适写信给北大朋友张慰慈说:
 
    “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胡适对苏俄的政治试验给予一而再的肯定:
 
    “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
 
    胡适还不止一次地认同苏俄教育,认为“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针对徐志摩对苏俄教育的有关质疑,他力为辩护:
 
    “我们只看见了他们‘主义教育’的一方面,却忽略了他们的生活教育的方面,苏俄的教育制度……是‘遍地的公民教育,遍地的职业教育’。他的方法完全探用欧、美最新教育学说,如道而顿之类……”
 
    莫斯科三天给胡适的印象很深刻。在莫斯科期间和离开莫斯科后,胡适一共给张慰慈写了三封信,这三封信寄回国内就被编为一组发在当时的《晨报·副镌》上,并题名为“一个态度”。到了伦敦和巴黎,他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等等。眼瞎心盲,莫此为甚,可悲可叹。
 
    徐志摩向胡适提出了一个问题:“苏俄的乌托邦‘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胡适的回答幼稚肤浅不堪,不值一驳。他反问:
 
    “什么叫做‘学理上的充分根据’?……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制度是‘在学理上有充分的根据’……资本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国家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
 
    当被问到“苏俄的制度是否有普遍性”时,胡适的回答是:
 
    “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你们以为‘赞成中国行共产制’是‘赤化’,这是根本大错了……共产制实在不成什么问题。”
 
    这些言论,在文化、政治、制度及所有制各个领域无不丧失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苏俄和马主义已经难分难舍,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是可忍,孰不可忍。胡适后来虽调整了态度,对马主义有所批判,但始终不坚决更不彻底,充满暧昧乡愿气息,对自己的赤化宣传也未公开反思和忏悔。
 
二、说儒与反孔
 
    在新文化的战阵上,胡适曾是反孔健将。1934年3月至5月间,胡适写了一篇长达五万字的《说儒》,对孔子和儒家有所肯定。一些胡粉以此来否认胡适反儒反孔,或者说胡适有过深刻反思。其实,只能说胡适对以前的激烈态度有所修正,但他反儒的本质并无改变,更谈不上“深刻反思”。
 
    在写《说儒》前后,胡适对自己打孔家店的业绩照样直认不讳并自以为荣。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他说: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
 
    胡适作《说儒》文后不久,国民政府明令规定8月27日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全国奉命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胡适对此坚决反对,作《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斥责国民政府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是一种可怜而不可恕的“愚笨”行径。
 
    该文中,胡适先举出明清三五百年的历史为证,“那些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的风气哩!”但是,祭孔尊孔,究竟“何补于当时的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云云。
 
    胡适这里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明清两朝所有政治问题完全归罪于儒家,不知明清的问题恰恰是严重偏离儒家道统所致;二是将明清一棒子打死,不知其中有一定的文明和光明。
 
    接着,胡适认为“最近二三十年”“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还有帝制的推翻,教育的革新,家庭的变化,社会风俗的改革,政治组织的新试验等,比那拜孔夫子的时代高明进步,都是“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伟大进步”,痛斥尊儒尊孔是开倒车。
 
    胡适这里又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撇开中华文明的正面光明面而专挑出其中的毛病无限上纲,把中国历史看成漆黑一团,同时对科举制的公正性和科学性认识不足;二是对当时渐入膏肓的政治社会恶疾认识不足,错把种种混乱、野蛮、倒退视为“伟大进步”了。
 
    在胡适身上,严重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相辅相成,导致他对西方文化的极端崇拜和迷信。1928年6月《请大家来照照镜子》一文中,他强调中美和中西文明的差距说: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道德都不如人。”
 
    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
 
    “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
 
    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
 
    这已经不是正常严肃的反思,而是反噬,是对中国历史无知无畏的抹黑、是对中华文化和文明欺师灭祖的反噬!
 
三、问题与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群体开始传播,五四以后开始与所谓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对于马主义,胡适态度是混沌复杂的,有认同也有冲突,有支持也有抵制。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胡适“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文中说了三点:
 
    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尽管是有所反对,但这样的反对,不如不反对。一、所谓主义,就是一种文化体系,宣传弘扬好文化好主义,为政治社会选择一个好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何等重要的事业;二、对于外来进口的主义,予以如理如实的批判,是是非非,摧邪显正,吸取精华,辟其糟粕,是何等重要的工作。三、辟异端,破邪说,才能避免不良的、恶性的主义“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都是文化人应尽的责任啊。
 
    胡适强调“好政府主义”。他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谈到好政府主义实行的条件时,他说:“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按,指好政府)作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
 
    可是,没有好主义,何来好政府?又何来好人?马主义能够指导出政府、培养出好人来吗?在马主义哲学、政治和制度框架下,有政府不如无政府;经过马主义洗脑的群体,比一般不学无术、愚昧无知的小人更可怕。
 
    对于马克思主义,胡适自以为采取的是客观的态度。1921年,中共成立,所谓的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日益发展,使马主义得到迅速传播。胡适感叹说:
 
    “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
 
    他不知道,“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的猖獗,正是“打倒孔家店”的逻辑必然。胡适们的罪名,不是什么“提倡有心创造无力”,而是打到主人、引狼入室。
 
    胡适倒是不赞成或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他说:
 
    “又如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
 
    可他略略清醒又立即糊涂地肯定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他说:
 
    “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种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
 
    胡适还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地”云云。
 
    事实恰恰相反:唯物主义及其历史观,在历史上开了一个恶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邪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死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负面意义的表现。有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地,恶势力就有了地盘和武装;以唯物主义为哲学背景的社会主义实现之日,就是中华沦陷、民族浩劫之时!
 
    注:本文资料来源:邵建《胡适与鲁迅》;易竹贤《新文化战士:胡适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