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真理的力量和儒家的自信 ——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4-11-19 12: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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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真理的力量和儒家的自信 ---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作者:余东海

来源:原载于 《南华早报中文网》

时间:甲午年闰九月廿七

           西历2014年11月19日

 


余英时先生在《新亚书院65周年座谈会问答》中说:“在大陆,某组织提倡儒家,在我个人看来,是一种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OK。”云。

 

此言疏忽了良知真理的力量,也缺乏儒家应有的文化自信。儒家作为中华文化的主统,对政治真谛和道德真理的阐说最为深入中正,具有至高无上的正义性和真理性。在儒家面前,没有死亡之吻,只有生生之道和双赢之机。敢于利用儒家的人物势力,最坏也有底。利用儒家就会被儒家作用,即受到儒家的良性影响和提升。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暴君恶棍是不敢利用儒家的,就像妖魔鬼怪不敢利用照妖镜一样。妖魔鬼怪对于照妖镜,只能打倒之砸碎之。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惧的就是春秋经所阐述和代表的政治大义。《春秋》贵仁义,贵诚信、贵礼让、贵正己、重民意、倡革命、恶侵伐、攘夷狄、诛叛贼、大复仇、大居正…乱臣贼子敢提倡和亲吻这些春秋大义吗?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严于正邪善恶之辨,褒扬善者,怨憎恶者,尊重贤能,贱视不肖,爱憎分明。乱臣贼子和暴君恶棍乃是不肖之极者,恶之大者,能不恐惧吗?

 

余英时又说:“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有两个儒家,一个是被迫害的儒家,一个是迫害人的儒家。”云云,这种分类和批判非常粗暴,似是而非。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儒家只有一个。或有迫害人的儒家个人,没有迫害人的儒家制度,更没有迫害人的儒家义理。

 

儒家是个综合性概念。她兼备道德性、政治性、学术性、宗教性等,有道统、政统(历史上)和学统,是儒道、儒学、儒者、儒政、儒制的统称。要批判儒家,必须说明所针对的领域和范畴。作为儒学名家,可以批判某些儒者和伪君子,也可以批判古代礼制的局限性,但不能批判儒家的经典思想和基本原则。

 

就个人修养而言,儒家品质当然有优劣之别。《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中,孔子根据人的品德从低到高把人分成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五类,并分别对他们的不同特点和表现作了具体的总结描述。士就可以称为儒家了,是文化级别最低的儒。在《荀子》中,荀子将儒分为不同类别,有大儒雅儒,也有俗儒小儒偷儒贱儒陋儒散儒瞀儒腐儒诵数之儒等等。后者之中出现“迫害人的儒家”是完全可能的。

 

就历史实践而言,儒家政治也有高低之分。如尧舜禹夏商周最高,汉唐宋较高,元明清较低;每个王朝又可分为盛世衰世和生老病死几个时期。初期和盛世政治品质较高,衰世和晚期品质较低。

 

就文化品质而言,儒家至高无上,作为道德学和政治学都是超一流的。文化自信就是真理自信,包括思想理论的自信。这种自信是儒家经典和历代圣贤都充满的。

 

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篇)“何莫由斯道”的道指的就是仁义之道。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一旦行不由斯道,就会出问题,甚至走上邪路。非道远人,人自远道。

 

孔子的境界,人所难能;孔子的道路,人人可行。因为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儒家。所谓五常道,就是五种最高的普适价值。仁义礼智信,谁能离得开,谁又缺得了?可惜人人知道出必由门,但很多人不知道行必由道,从而走上非正非常的小道和反经反常的邪道。

 

南怀瑾先生喻佛家为百货店,道家为药店,儒家为粮食店。粮食人人不可或缺,就像门户和道路不可或离一样。这个比喻的发明权应该是元儒孛术鲁翀。《南村辍耕录》记载:

 

“孛术鲁翀子翬公在翰林时,进讲罢,上(元文宗)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邪?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於世岂可一日阙哉!上大悦。”

 

纪晓岚也有类似比喻:

 

“盖儒如五谷,一日不食则饿,数日则必死。释道如药饵,死生得失之关,喜怒哀乐之感,用以解释冤愆、消除怫郁,较儒家为最捷;其祸福因果之说,用以悚动下愚,亦较儒家为易入。特中病则止,不可专服常服,致偏胜为患耳。”(《阅微草堂笔记》)

 

三人都把儒家喻为粮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黄金白璧,无亦何妨”,百货乃至医药很重要,但终究不如粮食,是人类不可或缺之物。反儒等于反粮食,比不用百货不吃药,更危险,无异自绝生路。反儒,人就变成了文化道德饿鬼。

 

《礼记•祭义》说:“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这里讲的孝道的普世性,也就是儒学的普世性,因为孝道是儒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这种自信,在《中庸》中表露得特别直接明白,例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程颢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等等。

 

圣贤君子还充满道德自信。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又说:“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孟子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历代圣贤大儒无不具备这种自信。儒家的文化道德自信其来有自,建立在大中至正的“三观”之上。关此,另文详论。

 

明乎儒家义理,就不难发现余英时先生一些言论的错误。例如这一段:

 

“儒家是可以被利用的。传统的儒家,就是皇帝所尊崇的儒家,三纲五常的儒家,不许犯上作乱的儒家,这是传统的王权皇朝所推崇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在西方做研究的人常常称它为制度性的儒家,叫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这跟真正的儒家,带有我刚才说的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是不相同的。”(《新亚书院65周年座谈会问答》)

 

良知至诚不息,真理恒常不死,不怕利用,欢迎利用。自古以来,尊崇儒家的皇帝和政权,比不尊崇儒家、反对儒家的皇帝开明。我要呼吁的是,要利用儒家,就请不要过度封杀儒家的声音。真理不怕诽谤,不怕批判,怕只怕被扼住喉咙发不出声音来。大陆儒家现在最需要的,是发声的自由和自由传播的平台。

 

另外,三纲五常都是好东西,“不许犯上作乱”理所当然,良性的政治社会秩序应该得到维护。“高度批判精神”和“不许犯上作乱”相辅相成。注意,“不许犯上作乱”不是不许反抗暴君恶政,不是不许复仇、义杀和革命。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