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儒家不需要为清朝背黑锅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4-11-21 16:40:04
标签:
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儒家不需要为清朝背黑锅

作者:余东海

来源:南华早报中文网

时间:甲午年闰九月廿九

      西历2014年11月21日



清末以来多数学者将清朝衰败和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儒家。这也是始于五四、延续至今的倒孔反儒运动的第一因。其实完全搞反了,清朝的衰败,恰恰是尊儒不到位而偏离了儒家政治正道所致。清朝的问题在于政治上的满族主义和君本位倾向,民族歧视和文字狱等恶果都根源于此。

 

这两种倾向有违民本位原则和“中国一人”的民族平等思想,偏离了王道精神和儒家正确的方向,政治正义性不够。因此,我将清朝与元明定位为中华偏统,其特征是,能够以儒家为指导思想,政治为德治,制度为礼制,但由于种种原因又偏离中道,不够儒家。

 

我说过,扬州嘉定的屠杀和文字狱是清朝两大污点,是满族主义病症的大发作,沉重地拉低了清朝的文明度和中华性。仁义不足,故开国多杀戮,治国太狭隘,都有违儒家义理。有此两大障碍在,清朝再怎么尊孔尊儒,也无法进入中华正统的行列。

 

偏统政权,有善有不善,争议特别大,或见其善而赞美之,过度拔高;或见其不善而抨击之,完全否定。唯儒家“正法眼”,才能“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给以如理如实的评价。

 

尊儒是清朝的成功和清初的兴旺的根本原因。多尔衮虽非儒家,但他尊孔尊儒,重用儒家,颇受儒家影响。清入关前已祭孔,入关后第二个月,多尔衮即派人祭孔,并成为定例。顺治二年六月,多尔衮“谒先师孔子庙,行礼。”并尊奉四书五经为最高经典,列为士子必读必考书。

 

明王朝本就尊儒不够,儒化不足,中晚期更是渐入魔道,大失民心,故让李自成成了气候。但李自成集团盗匪成性,不能尊儒用儒,不知重民爱民,同样不得人心。不仁不义之师,必然无智无勇,故将官虽众,不堪清军一击。满清入关,捡了一个历史性的大便宜。但捡便宜也需要一定机会和功夫。机会是李自成给的,功夫是儒家给的。

 

顺治进一步尊儒,为康乾盛世打下了扎实的文化道德根基。“迨帝亲总万几,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衽席。虽景命不融,而丕基已巩。”(《清史稿》)

 

他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迅速而牢固地树立起儒家的意识形态地位。他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即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号召臣民尊孔读经。九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他谕学官、诸生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他赞美说:“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

 

接着康熙在位61年零10,是秦汉以后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自幼好儒家,乐学不倦,《清史稿》称他:“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日本人对他也极为推崇,翻译了《圣谕》,称之为“上国圣人”。

 

康熙治下,清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经济最富庶、人口众多的帝国。《全球通史》评价:“康熙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统治的大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来访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反孔反儒的柏杨也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

 

清朝国子监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等六堂作为讲习所,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书法,还可选修诸子和《十三经》《二十一史》。设置不错,却也不够科学和全面。如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没必要细分,可以合而为一。不如依大学八条目,分为格致、诚正、治平三堂。

 

汤斌是清初理学名臣著名清官,曾陪顺治读书,给康熙讲课,做太子师傅,官至工部尚书。他一生清廉,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后与李光地一起被康熙帝斥为伪道学。雍正十年平反并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谥文正公,道光三年从祀文庙。《国闻备乘》载:

 

“汤文正公斌抚吴莅任时,夫人公子皆布衣,行李萧然如寒士,日给惟菜韭。公一日阅簿,见某日市只鸡,愕问曰:吾至此未尝食鸡,谁市此者?仆以公子对。公怒,立召公子责之曰:汝谓苏州鸡贱于河南耶?汝思啖鸡,便可归去,世无有士不能咬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并笞其仆而遣之。”

 

类似汤斌这样的儒者,清朝层出不穷。到了晚清,依然有不少高官清廉节俭成风。胡思敬在《国乘备闻》中“督抚奢俭”篇分别介绍了晚清高级干部的奢俭情况。袁世凯、端方、唐炯、唐绍仪等奢侈,左宗棠、阎敬铭、陶模、李秉衡及于荫霖丁宝桢“皆以清操自励”,又,“秉衡与鄂抚于荫霖为密友,敬铭与东抚丁宝桢为姻亲,四人皆有俭德,唯疾恶太甚,小人多不便之。”云。

 

《国乘备闻》中“翁师傅晚境”这则纪实让人感慨万千:“晚年罢官家居,薄田数顷,不足供家用,岁暮大困。无子,有侄曰曾桂,当同龢在军机时,一手挈之以起。时任浙江藩司,缺甚腴,因贻书告贷。苏、杭相距只一日程,竟置书不答。翁同龢愤甚,检书画朝珠数事付质库,始获度岁。”云。

 

翁同龢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门生故吏遍天下,在京师贵幸用事者听说老师和老领导一贫至此,凑了些钱托翁的同乡和弟子孙雄转交,结果孙“尽干没之,不以告同龢”。翁是大书家,楹联尤值钱,“同龢没后书名大噪,一值二十金。以曾为帝师入枢府,不便鬻技自给。”云。

 

以儒学为意识形态又为“整个华夏种族在人格智力与骨气上”提供了底线。能出现康乾之盛,能有效抗击洪杨帮,衰落时还能孕育洋务派和改良派,涌现众多仁人志士,非偶然也。

 

清政优点明显。例如,清朝对宗室的约束极为严格。《国乘备闻》载:“旧制,皇族不得离城,不得经商,不得置产,不得外任,防范极严。后此例稍破,郎中文瀛、御史惠铭皆以京察一等简放道府以去,而经商置产者无闻。生齿既众,贫富不均,专恃公禄赡养,坐食无所事事,窘甚,多不能自给。”云。可见,即使到了晚清,清朝对宗室的约束大体仍在。

 

清朝皇族虽然清贵,清贫者众。如溥伦还是宗室近支,家境就很清寒。《国乘备闻》中记载了一个宗室贵妇陪酒的故事:“尝有友人入内城赴宴,各征一妓侑酒。门外车马阗咽,忽见一艳妆少妇,年约二十许,乘红托泥车扬鞭竟入。问从何来?曰:王府街宗室某宅。及入座,遍拜座宾,即侑酒者也。”

 

君主权力及财权也受到一定制约。“文宗北狩,行在提款过多,宝鋆坚不奉诏。穆宗大婚,内务府告匮,假之部库,部臣力争,谓府部界限甚清,不可牵混从事。孝钦初兴园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后入谏,几罢者数矣。李鸿章等虽善迎合,不能不籍海军报效之名,掩饰国人耳目。是用财之权君主亦不能专也。”

 

《国闻备乘》载:“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四部候补,亟请于孝钦谋实授。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孝钦者,慈禧也。

 

清朝各部郎中以下的官员,实际负责办事之人称为“乌布”,属低级官吏。慈禧太后想帮亲信太监李莲英的四个养子谋官,被刑部尚书葛宝华以“补缺当遵部例”的理由驳回,只能给以“乌布”低级职位。晚清尚且如此,之前可知;慈禧和李莲英尚且如此,他人可知。

 

清朝堪称儒家政权中最差劲的一个,但仍有底线,不低于60分,有一定的文明性宽容性。建政以来,大儒大德贤臣清官仁人义士层出不穷,中期之前还能受到各国一定的尊重。到了晚期,体制内还能够出现包括光绪帝在内的洋务派、改良派和立宪派,试图救国救世。

 

晚清儒家群体领导的戊戌变法是中国宪政追求的发端。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代拟《清订立宪开国会折》,《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提出定宪法,开国会,行三权鼎立之治,建议光绪帝“上师尧舜禹三代,外采东西列强,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

 

大学士孙家鼐劝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朕但欲救中国,若能救民,则朕无权何碍?”变法失败,宪政追求遭受重大挫折,但一蹶又振。日俄战争前后,众多开明之士和清朝中央地方大员,包括军机大臣瞿鸿暨、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都要求立宪。

 

《镇国公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指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昔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扰于无形。彼其心非利有所受于朝廷也,保一己私权而已,扩一己之私利而已”。

 

或说立宪有损君权,载泽指出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或说立宪利汉不利满,他说:“方今外强逼迫,合中国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不为国家建万年久长之祚,而为满人谋一家之私有”,“忠于谋国者决不出此。”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上谕,派员考察各国宪政;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宪法保障国民诸多权利,包括参政,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以及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等等。但清廷坚持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导致立宪派的大规模请愿抗议,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组织内阁。

 

清廷接受了资政院关于取消皇族内阁、召开国会的建议。于十月三十日连发三道上谕,表示要“誓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并立即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命令资政院起草宪法,在颁布宪法前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宣誓于太庙。《十九信条》采英国虚君共和制,比《钦定宪法大纲》更为先进。

 

或说:“满清乃是部落政权,不能期待部落政权会自我更化”云云,非也。部族政权比家族政权品质差些,自我更化能力也差些,但不至于差得太多。光绪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尽管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不能否认那是清朝自我更化的努力。

 

晚清宪政运动当然是内忧外患形势所迫,却也相当真诚,光绪康谭集团不用说了,慈禧也颇有诚意。如果康谭智慧手段略高,或者光绪大权在握,或者光绪慈禧任一位寿命略长,或者革命党具备汤武精神,真正以民为本,中国都有立宪成功之望。如果当时文化知识界能够将清朝和儒家适当区别开来,认识到清朝衰败的真正原因是偏离儒家正道,认识到儒家的无辜,那么,倒孔反儒就运动不起来,中国后来就不至于滑向最坏的道路。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把清朝偏离儒家造成的种种问题栽到儒家身上,将儒家与清朝捆绑在一起打倒和摧残,导致空前严重的文化自伐、道德自毁和圣贤自侮,恶果彰明昭著,民国以来内忧外患之深,人祸天灾之巨,无不种因于此,后患至今未已。要深入清算五四,重新尊孔尊儒,就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儒家不需要为清朝背黑锅!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