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爱国】民国学人为什么推崇朱子学?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6-02-27 08: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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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爱国

作者简介:乐爱国,男,西元1955年生,浙江宁波人。现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出版著作有《王廷相评传》《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走进大自然的宋代大儒:朱熹的自然研究》《为天地立心:张载自然观》《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宋代的儒学与科学》《国学与科学》《儒学与科技文明》等。

 

民国学人为什么推崇朱子学?

作者:乐爱国

来源:“朱子理学摇篮武夷山”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十八日丁丑

           耶稣2015年2月25日


 

 

 

编者按:本文系第六届海峡两岸(武夷山)朱子文化节期间,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乐爱国,在纪念《近思录》成书840周年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上的演讲摘编。

 

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对儒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在此背景下,却有不少学者推崇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朱子学。民国学人为什么推崇朱子学?分析其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从学术层面看,以为朱子学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第二,从社会价值看,以为朱子学为救世之良药;第三,从现代性看,以为朱子学内涵现代科学精神。一、朱子学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民国时期对于朱子学的研究,至少应当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所述“宋明理学时代”第九章“朱晦庵”对于朱熹伦理学思想的阐述。在这里,蔡元培将朱熹与孔子相提并论,并明确称二者皆为“吾族道德之集成者”。他的这部著作在民国时期影响之大,其中对于朱子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的肯定,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称朱子学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不仅限于推崇朱子学的学者,即使是那些对朱子学持批判立场的研究者,也有不少认同这一说法。1935年,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第八讲“什么是理学”有“晦庵思想的批判”一节,其中说道:“晦庵的思想是融合儒、道、释三家思想而成的,又为周、张、二程诸人思想之集大成者,在中国思想界确实是个有数的人物。”后来,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九编第二章“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和朱陆两学派的对立”,在批判朱熹学说的同时,认为朱熹“可算是中国封建时代第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第四篇第十四章“作为宋学集大成的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及朱陆对立的阶级与哲学意义”,既认为朱熹是“南宋商工业阶级的思想家”,又认为朱熹的思想为宋学集大成。

 

 

 

二、朱子学为救国治世之良药民国初期,为挽救民族危亡,救国思潮盛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及科学救国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于是,学者们反对空谈心性,甚至有些学者排斥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潮,将理学与科学对立起来。对此,汤用彤于1914年发表的《理学谵言》就明确提出:“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把宋明理学看作是治国之良药,予以大力推崇。1930年,唐文治所撰《紫阳学术发微》是民国时期最为重要的朱子学研究著作之一。该书“自序”在论及朱熹与陈亮之争时指出:朱熹曾驳斥陈亮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陈亮反以为朱熹空谈性命,唐文治则为朱熹辩护,认为是朱子之学造就了宋末有民族气节的抗敌英雄。该书还明确指出:“国家之兴替,系乎理学之盛衰。理学盛则国运昌,理学衰则国祚灭。人心世道恒与之为转移。”认为朱熹理学改变了人心世道,因此,理学之盛衰关乎国家之兴替。1936年,唐文治撰《朱子学术精神论》,把朱熹的讲学精神归结为“孝”、“仁”,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朱子一生出处精神,惟以气节为重。读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诸篇,浩然正大之气,溢于楮墨之表。呜呼!盛矣!厥后文文山先生廷对策问,谓政治之本在于帝王不息之心,其说实本于朱子《戊申封事》。而谢疉山、陆秀夫诸贤接踵而起,岂非讲学之精神有以致此!然则宋末气节之盛,实皆朱子提倡之功,有以激厉之也。而余向所深佩者,尤在攘夷狄、复疆土两事。特节录于左,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在唐文治看来,朱熹主张“攘夷狄”、“复疆土”,表现出浩然正大之气节,而这种气节不仅影响宋末,而且可以振奋民国时期人们的爱国精神。由此可见,唐文治推崇并研究朱子学,既有学术上的考量,也希望通过提倡朱熹之学而达到“善国性、救人心”之目的,实现理学救国。1944年,贺麟发表《宋儒的评价》,针对当时有人把宋朝国势的衰弱和宋明之亡于异族归罪于宋明儒学,甚至于说宋学盛行时期,就是民族衰亡时期,提出不同意见。他说:“平心而论,这些宋明道学家当国家衰亡之时,他们并不似犹太学者,不顾祖国存亡,只知讲学。他们尚在那里提倡民族气节,愿意为祖国而死,以保个人节操,民族正气。”在贺麟看来,宋明理学家不是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他们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时,倡导民族气节,保持个人节操。显然,贺麟推崇包括朱熹在内的宋明时期理学家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复兴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至于宋明理学家的思想学说,贺麟说:“他们思想学说里,暗寓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散布恢复民族、复兴文化的种子。试看宋以后义烈彪炳民族史上的大贤,如文天祥,如方孝孺,如史可法,皆是受宋儒熏陶培植的人才。”在这里,贺麟关注的是宋明理学中所具有的“尊王攘夷”、复兴民族文化的思想,及其对于培植人才的积极意义,甚至还把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宋儒学说思想与民族英雄联系起来。1927年,陈复光发表的《阳明学派与朱子学派之大别》主要讨论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的差别,但是又与民国时期的救国主题联系起来。1938年,郭斌龢发表《朱熹与南宋学者之抗战精神》。针对当时所谓朱熹以及南宋理学“空谈性命,不知抗战”的言论,阐述了朱熹等南宋理学家的主战、复仇的思想。该文大量引述朱熹主战而复疆土的言论,并予以高度评价。应当说,这些对于朱熹为政实践所体现的思想以及政策主张的研究,也是民国学人对朱熹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三、朱子学内涵现代科学精神与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相一致,民国学人之推崇朱子学,还由于在他们看来,朱子学内涵现代科学精神。胡适是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赞赏“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同时又十分推崇朱熹的学说,是最早从朱子学中发掘其科学精神之内涵的重要学者。1919年,他发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原名为《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与科学方法联系起来,并进一步追溯到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因而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胡适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科学方法为依据,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涵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一句话里,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内涵的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1929年出版的周予同《朱熹》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一直有学者坚持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或是分别从科学和理学的角度加以诠释。1936年,牟宗三发表《朱王对话——向外求理与向内求理》,认为朱熹的“即物穷理”具有三个涵义:(1)科学家可以应用;(2)我们道学家可以应用;(3)理是普遍的存在,在科学家为物理,在道学家为伦理。他还说:“科学家因‘即物穷理’而得概然之自然律;道学家因‘即物穷理’而时时警惕以归于至当。”显然肯定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对于科学研究的价值。1945年,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出版,其中虽然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有所疑义,但仍然肯定其对于科学的价值,指出:“朱子以致知之知为知识,虽不合《大学》本义,却极重视知识。……且下启近世注重科学知识之风。程、朱说理在物,故不能不向外寻理。由其道,将有产生科学方法之可能。”这一观点实际上包含了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涵现代科学精神的推崇。1948年,严群发表《〈大学〉“格物”“致知”朱子补传解》,其中指出:“尝谓朱子‘补传’不及数百言,顾于知识之形成,及其主观客观之条件,皆已具其端倪,实与近代西哲之知识论相发明,而‘即物穷理’之论尤与科学精神相脗合,惜乎后儒之识浅,而不能竟其绪也。”明确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与近代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以及科学精神相一致。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不少学者或是认为朱子学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或把朱子学看作救世之良药,或以为朱子学内涵现代科学精神,所表现出来的对朱子学的推崇,与以往单纯的盲目崇拜是完全不相同的,而更多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因而对于朱子学,在肯定中又有批评,在批评中则有肯定,能够推动朱子学研究的发展。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