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欲求中道只儒门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6-07-13 16: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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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欲求中道只儒门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六月初十日丙申

           耶稣2016年7月13日


 

儒家即中道,中肯中正,大中至正,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四书五经,都是围绕着中道展开的,都属于中道经典,尤其是《中庸》,对中道的精微广大高明中正作了深入全面的论述。

 

中道落实于行为,就是中行。“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欤?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孔子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第四章)

 

儒家不仅反对一切不道德的“东西”,对各种道德元素及规范本身也保持相当的警惕,各种美德也要讲究“度”,过了度就有可能变成过失乃至错误。例如温良恭俭让五德就有其度,不能无限拔高。“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足恭就为左丘明和孔子所共耻。

 

欧阳修认为:“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易经》小过卦辞)三者,是施于行己,虽有过焉,无害也。若施于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过也。盖仁过乎爱,患之所生也。刑过乎威,乱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易童子问》)过恭过哀过俭,于个人为过失,于政治就会患生乱起。

 

就德行而言,狂狷虽不合乎中行,也值得肯定。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中行即行得其中,中道之行。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尽心下》)

 

中道落实于政治,就是王道,就是《洪范》中的皇极。孔颖达疏:“皇,大也;极,中也。”正义曰:“极之为中,常训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无得过与不及,常用大中之道也。《诗》云莫匪尔极,《周礼》以为民极,《论语》允执其中,皆谓用大中也。”

 

皇王同义,皇极即王道,就理而言为极,就事而言为道,理事不二。《洪范》说“皇建其有极”,意谓政治的建立有其法则,建极意味着“允执厥中”地建立中道的统帅地位。建其有极,也就是为民立极。《尚书·君奭》:“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极。”《周礼·天官·冢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中道必然不二,儒家道德和政治不二,内圣和外王不二。只有儒家内圣学,才能培养自强不息的君子,成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德;只有儒家外王学,才能实践天下归往、天下归仁的王道政治,实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理想。其它任何学派宗派,皆不足以成就圣德、实践王道和实现大同。就非佛道两家所能。佛道虽然极高明,未能道中庸,在政治上亦开不出礼制和王道来。

 

儒家中道,本体和作用不二,本质和现象不二,形上和形下不二。也就是本末不二,道器不二,天人不二,体用不二,全体大用,体大用全,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国度、一切时代、一切人类。

 

关于本末,《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万事万物有本末之别,有始终之分。如大学之道,三纲领为本;三纲领以明明德为本,八条目以修身为本。这里的身,包括肉体身和意识心,归结于仁。仁是最大的本,最高的道,于人类为道心,于宇宙为道体,道器不二。

 

对此不二法门,孔孟和历代圣贤君子无不具有高度的自信。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篇》)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

 

 

儒家中道,大中至正,普适性真理性至高无上,故具有不可超越性。

 

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鲁政治应该改革,可以超越,但道不能超越。这里的道指先王之道,即王道。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逃离墨学,就会归入杨朱;逃离杨朱,就会回归儒家。回归了,接纳他就是了。杨墨可以超越,但儒家不能超越。

 

儒家不可超越,是中道不可超越,君子之道不可超越,因为它们可以不断好上加好,精益求精,无止境,不封顶。《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君子之道费而隐,即“至广大而尽精微”义。论广大,其大无外;论精微,其小无内。因其广大,愚夫愚妇也可以有所知有所行;因其精微,圣人也有所不能知不能行。朱熹说:“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圣人不知不能。则举全体而言,圣人固有所不能尽也。”(《中庸集注》)

 

对此广大又精微的君子之道,对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德,对于“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的神圣境界,亦步亦趋都来不及,终身追求都未必行,怎能奢谈超越,谁又能够超越又能如何超越?超越论貌似高明,其实狂妄。一说超越,必有偏离。

 

儒佛道伊都讲中道,都认为自家的道才是中道。但据实而论,唯有儒家经典才是对中道最正确的表达,唯有儒家圣贤才能“允执厥中”。作个比喻,大象是唯一的,但诸家所执不同,或执其鼻,或执其尾,或执其头,或执其腿。唯有儒家,执大象之全体,证中道之真实。

 

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第十三章》)此言直中佛道两家之病。索隐行怪,为道远人,远于人伦日用,偏离人道之常,故孔子对道家人物既有赞赏又有批评。佛教也自称中道,毕竟不是大中,以中庸眼光照看,洞若观火。

 

儒佛道三家既有相通处又有大歧异,对于道家,孔子在《论语》中就有深刻批评。对于佛道两家的错误和弊病,历代儒家批判者众,或极其严厉,有破无收,完全否定,辟之如敌;或相当温和,有破有收,有所肯定,融之入儒,态度角度因人而异。对于两家的态度,东海属于温和派。我认为,除了儒家内圣学,佛道两家是最好的道德学。我对两家可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故既有批驳又有赞肯,一秉至公发乎至诚,批驳赞肯皆不逾矩。

 

有儒佛道兼修者,自以为超越三家,人亦以博取三家精华而称赞之。殊不知,三家兼修而不能归宗于儒,又不以佛徒道士称,泛滥无归,没有基本立足点,便只能是杂家。

 

杂家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杂家中有倾向儒家者,如《吕氏春秋》,我称之为儒家副经,但杂家著作倾向道家者更多,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若非道家,便是杂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及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 认为儒家、阴阳家、墨家、名家、法家等五家都有缺陷, 唯道家圆融周该,尽善尽美。他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大意是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

 

所言不符合事实。儒家“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统形上形下于一体,集内圣外王之大成,内则格致诚正,外则齐治平,内外统于修身。道家绝圣弃智,有严重的反礼制和反知识倾向,于六经唯推崇易经,于易经只学得半部,怎么谈得上“采儒墨之善”?相反,儒家才有资格说“集道墨和诸家之善”呢。

 

真正具有集大成和与时俱进特征的学说,是儒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些话,放在儒家身上,才是天衣无缝的。

 

司马谈特别推崇道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因为他是道家出身,“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向一位姓黄的道家人物学习道家学说。虽然学易,显然是从道家的立场、虚静的角度去理解的易经的。

 

黄子何许人也,记载更少,只知他为景帝时博士,好黄老之术,景帝时,曾与《诗》学博士辕固生争论过汤武革命问题。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高度正义,黄子则认为汤武革命是篡弑行为,大逆不道。可见这位黄子思想水准。司马谈以之为师,向他学习,立场和见识也就可想而知了。

 

司马谈对儒家的评价也是不靠谱的。他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意谓儒家学说广博但不能抓住要领,花费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它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

 

虽有肯定,还是贬低了。儒学说广博当然广博,说简单特别简单,《易经》三原则:简易,不易,变易,讲得就是儒家的特点。论其要领,不外乎中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王历代相传的就是“允执厥中”的中道,中道之学也就是仁学,内为圣学,外为王学。

 

司马谈由于偏见作祟,导致学术观、历史观和政治观有失中正,未能对儒道两家作出正确的评判,误导后人不浅,其子司马迁也在所难免。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班氏所述三点中, 最重要的显然是第一点:“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黄老之学不可能超越六经,而儒家六经则可以涵盖黄老。

 

对于道家和老子,抬举过高和贬斥过度都不正确,儒家应该给予如实的批评和合理的定位。非者非之,不对之处,否定异议,毫不留情;是者是之,正确之处,同意肯定,礼所应当。

 

 

儒佛道三家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家又是主流中的主流,应该占据主体地位。杨雄《法言》说:

 

或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孟子异乎?不异。”

 

意谓孟子不仅懂得圣学的要旨和道德的奥秘,而且能践履实行,诸子就做不到。这就是孟子和儒家高于诸子的地方。孔孟不属于“诸子”的范畴。

 

明儒吕坤说:

 

“尧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个天然自有之中行将去,不惊人,不苦人,所以难及。后来人胜他不得,却寻出甚高难行之事,玄冥隐僻之言,怪异新奇、偏曲幻妄以求胜,不知圣人妙处,只是个庸常。看六经四书语言何等平易,不害其为圣人之笔,亦未尝有不明不备之道。嗟夫!”

 

“庸常”正是圣人妙处和不可超越处。南怀瑾先生喻儒家为粮食店,佛家为百货店,道家为药店。粮食人人不可或缺,就像门户和道路不可或离一样。这个比喻的发明权应该是元儒孛术鲁翀。《南村辍耕录》记载:

 

“孛术鲁翀子翬公在翰林时,进讲罢,上(元文宗)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邪?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於世岂可一日阙哉!上大悦。”

 

纪晓岚也有类似比喻:

 

“盖儒如五谷,一日不食则饿,数日则必死。释道如药饵,死生得失之关,喜怒哀乐之感,用以解释冤愆、消除怫郁,较儒家为最捷;其祸福因果之说,用以悚动下愚,亦较儒家为易入。特中病则止,不可专服常服,致偏胜为患耳。”(《阅微草堂笔记》)

 

三人都把儒家喻为粮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黄金白璧,无亦何妨”,百货乃至医药很重要,但终究不如粮食,是人类不可或缺之物。儒家在中国政治社会应居主导地位,就像粮食应该在饮食中为主要内容一样。反儒等于反粮食,比不用百货不吃药,更危险,无异自绝生路。反儒,人就变成了文化道德饿鬼。

 

《礼记•祭义》说:“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这里讲的孝道的普世性,也就是儒学的普世性,因为孝道是儒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不少宗教也倡导孝,唯有儒家之孝,最为合情合理合乎中道。

 

因此,只有儒家圣贤,才是中道圣贤;只有四书五经,才是中华正经;只有儒家政治,才是王道政治;只有儒家王朝,才是中华政权;只有儒家道统,才是中华道统。佛教有其道统(法统),道家也有其道统,其传道脉络可以从老庄上溯尧舜乃至黄帝,与儒家颇有重叠,但佛道都不足以代表中华,在道德和政治上,只能是辅助性系统。

 

没有比儒家更中正的中道,就像没有比四书五经更伟大的圣经一样。欲求中道,唯入儒门。2016-7-7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