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最基本的理论要求之一,是参照西方民族的哲学观念,结合中国哲学的实际,阐释哲学的意涵,从理论上界定何谓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只有先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才可能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
全书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既“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不仅在学术上是进步的,在政治上也是进步的。全书坚持学术创新,采用新的体系和不少新观点、新成果,体现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境界。
《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的新书写主要体现在彻底摆脱了旧研究范式及其话语体系的限制,直面秦汉哲学自身的观念、命题、思潮、人物和著作等,并对秦汉哲学作了正面意义的梳理、发掘和诠释,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在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方面,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明确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范围;大致弄清了该时期科学与儒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初步论证了科学与儒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二者应当协调发展;尝试提出了科技儒学的新概念等。
从一代大儒张载的生平事迹,为人与思想,人品与学问来看,我们深切感受到其身上体现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之美,其思想的开新创造之美。
因此,从“是哲学”的角度为中国传统哲学合法性辩护是成问题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有哲学”的角度谈论“中国古代哲学”或“儒家哲学”,就象我们谈论基督教哲学、佛教哲学那样,指现代人从哲学立场研究古人、从中建构出哲学。
随着文明与社会的发展衍化,耕稼逐渐由政教整体的中心、急务隐退至边缘。经由君子小人之辨、力与德之辨,孔子的耕稼观念从实义向德义转化。一方面,掌握耕稼知识无助于挽救礼崩乐坏的危局,孔子推重更具政治文化影响力的君子之学;另一方面,耕稼与修德在转化原始力量上又具有同构性。
生活儒学的态度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为此,必须追溯到“前本体”即“前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即:生活论或生活存在论为本体论奠基,本体论再为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奠基。
马一浮一般被认为精通多国语言、泛滥西学而后归宗儒家。但据资料显示,马一浮对外文的掌握远谈不上“精通”,对于西学也未达登堂入室之境。“学贯中西”之誉之于马一浮,很可能只是出于后学之附会或以讹传讹。马一浮对西学的轻蔑乃至敌视,与其对西学理解之局限性、片面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日本的文化侵略是促使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直接外因:出于加强文化上之国防、防止日本挟持圣裔的需要,国民政府克服内部分歧,于1934年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与此同时,为改善中日关系,国民政府以中央名义派员参加孔庙落成典礼暨儒道大会,配合了1935年的中日邦交调整。凡此举动,均在国民党尊孔史和对日关系史上具有代表···
对于孟子性善论之内涵,释之者众说纷纭。歧解迭出的根本原因,在于诠释者无视其方法论前提,只是根据孟子的某些个别言论推衍发挥。孟子“道性善”的方法论前提是:谈论人性,就是在谈论人生的正常状态;而正常与否,则取决于其人生状态是否有利于人类之生生不息。
北宋道学的奠基人张载与二程则独辟蹊径,分别通过其“气本论”与“理本论”的哲学建构昭示出契合于价值应然性特质的客观天道模式,从而以更完备的理论形态建立了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关联。这一独创性的“实质性进路”,对于解答现代伦理学“如何从实然推出应然”的问题亦具有启发意义。
近代大儒刘咸炘在继承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个人主义”与“社会本位”二论之偏弊,创造性地提出了“个人本位的社会主义”之论断,堪称继往开来以创新中国教育理论之典范。“个人本位的社会主义”主张个人是无限时空关联中的一个点,纵向贯通祖先后代,横向连贯家国天下,因此教育要从个人的自我完善做起,以个人达于社会。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深厚的软实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抓住根本,即唤醒人们内在的良知、良心,激发人们对自我的向善、向上的要求,而不是向生命之外寻求力量。儒家优秀传统可以为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具体的方法指引。
“轴心时代”与“幽暗意识”是张灏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两大主题,其实都是从反思现代中国的乌托邦主义这个主题引申出来的。张灏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着墨不多但呈现出颇为复杂的面目,极为深刻但也存在着颇为严重的问题。如果在此我们不再像张灏那样服务于为一种以低调民主为根本特征的低调现代性辩护,而是在沃格林式认知的引导下回到···
在面对《孟子》文本中并没有引用《易》的相关内容的情况下,宋儒仍坚持“孟子是知《易》”的,并从义理的角度加以阐释。
陆九渊的“心”乃是“天固本心”,认为此心由天所给予,强调万物都由心而发;而朱熹的“心”则是“别有一心”,即认为除了天之本心外,亦有外在的经验之心,即心的无内外性。简而言之,朱熹和陆九渊最大的不同在“心”而不是“心与理”。
基于对滇西南不同族群社会生活的田野资料,借助不以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为标准版本的知识社会学视角,探究以孔儒传统为核心的中华“教化系统”在滇西南各族群的生活世界中内化为地方性“社会知识库”,多元通和的信仰与当地文化习俗相结合,使安身立命的伦理价值嵌入于敬天法祖和神道设教等日常生活的礼仪实践中,构造出了社会赖以维系的意义···
在民国时期竞言史学革命、社会进化论、史学科学化的学术风气中,柳诒徵宝爱传统,本着其与南菁书院的学术渊源,从礼的角度,对古代史学与史官文化作了富有创意的解读。在《国史要义》一书中,他从史官职掌的政学背景、史书编撰的书法义例、正史各体的核心精神三个方面阐释了其“史出于礼”的观点。
本文通过梳理早期人性论的思想脉络,说明早期以“习”描述“性”的普遍特征,由此引出孟子在《天下之言性章》中讨论“性”的特殊意义,文中首先讨论了学者目前关于此章争议情况,并进而对此章按分层结构的方式进行解释,以“故”“利”与“智”作为各层的核心内容,说明孟子对“性”与“故”关系的认识,并确定孟子在此章中所表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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