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古之学者的“耕养”之道,就是耕读传家,这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基本生活形态。到了南宋时期,这一生活形态被注入了丰富的思想内涵,综摄了诸如立德兴家、科举兴家、固穷励志、抱道隐居等士人生活的诸多方面。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篇流传数百年,脍炙人口的作品,那就是相传朱熹所作的《朱子家训》。此文辗转传播,至清朝康熙年间,遂传遍大江南北,出现了一大批注释、讲解、发挥、吟咏之作。不仅士人百姓诵读践行,奉为圭臬,官府发布公告甚至断案,也引以为据。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哲学的东渐及中西哲学的相遇,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接触与互动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以此为背景,中国哲学也开始获得世界性维度。世界哲学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理解。将哲学理解为“世界哲学”,首先与历史已成为世界的历史这一更广的背景相联系。世界哲学意味着超越地域性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从“世界”的角度···
孔门清楚地认识到人之“自利心”的普遍存在,认识到追求利益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同时也认识到“自利心”驱动下的恶性竞争问题,所以提出以“义”限制和引导人们的求利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孔门之“义”作为一套从人类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演化出来的普遍性社会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通过促进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可以改进经济效率,从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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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以“思诚”即“尽天下之善而皆有之”进一步界定“尽心”工夫,从而“尽心”工夫的实际意义便有着落处,强调“尽心为知性之实功”,批评朱子“知性乃能尽心”,认可张载“尽心为知性之功”;而且凸显“尽心”工夫不仅仅局限于修身的道德领域,而且亦可运用于治人的政治领域。
我曾设想,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或创造合适的机会,先生和他的同志,对讲课的内容稍作语言转换,讲给我们的党政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讲给共产党党校的学员,讲给国学民间团体和其他文化团体,讲给大的社区,那么,文以载道和文以化人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作者张昭军)注意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的结合。如何实现微观与宏观、整体与个案研究的结合,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难点。该书没有停留在就人论人的水平上,而是把章太炎儒学思想与时代思潮的关系辩证地结合在一起,指出其政治性、时代性和社会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为人类贡献的一个重要理念。同时,它是一个富有生发性的概念,可以成为中国哲学话语创新的一个突破点。
我自己是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中国哲学作为中国精神文化的结晶,不能只关在书房里作文献的释读,而应该面向社会,参与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并在参与中获得活力,更予发展。
文物是历史留下的印记,承载着灿烂的古代文明,传承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8月25日,山东社科论坛202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探索与山东实践研讨会在济宁学院举行。孔子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刘续兵在会上作了题为《从文庙释奠礼建构看传统文化“两创”实践》的大会发言。
星岩书院位于广东肇庆,为北宋名臣包拯于公元1041年所建,是西江流域兴建最早的书院,至今已有千年传承。包拯被世人尊称为“包公”“包青天”,一生俯身为民、刚正不阿,其所创办的星岩书院也深深地打上了“清心为民”的文化品格,闪耀于西江流域赓续千年的文脉传承之中。
8月27日,吴泽浩先生捐赠书画作品暨展览开幕仪式在孔子博物馆举行。仪式上,孔子博物馆与吴泽浩先生签署了捐赠协议书,并为其颁发了收藏证书。
爱你夹谷对君王,爱你凛然的模样,爱你陈蔡绝口粮,理想仍不放。爱你内心的坚强,打开希望的天窗,爱你和我那么像,丧家狗一样。来吗,值吗,这沉沦的人间。抗吗,抗啊,以最宽柔的刚,致那衰世中的挺立与坚韧,谁说高高在上的才是圣人?
《大学》一书最激动人心的是它开头的几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没有这几句纲领性的话,孔子的二十篇语录就只不过是些随口答曰的闲言碎语;而这几句话不仅使孔学顿时生出整体性的意义,同时它的简练、精粹和语气的铿锵也使孔学获得了一种凛然的气势,即佛经所说的真理应该具有的“威猛”。
上小学时所读的连环画中有一幅孔子用餐时的画面:孔子坐在草席上,使用炕桌那样的矮桌,但餐具与现在使用的基本相同,且用筷子来用餐。当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疑问,也许现在很多人也没有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文明发展指向何方?这是最大的“世纪之问”。早在世纪之交,有些智者就探讨了这个问题,其中,哲学家冯契教授、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都预言21世纪将为此发生“世界性百家争鸣”。
在结合韩注解释《系辞》中“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二句时,面对《易传》原文与通行圣人观的矛盾及韩注包含的问题,《正义》援用玄学理论及当时常说,给出了表面可通的解释,却也制造出诸多矛盾,陷入了理论困境。这反映出时代观念的变迁对经典解释的影响,并提示解释臻于极限可能也是义疏学衰亡的原···
对我来说,真正的经学在今天依然气若游丝,似乎已无力承担如此“重任”;但经学既然已被符号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那么这种质疑的出现便可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当然,对于迫在眉睫的具体事宜,文化的讨论似乎“远水解不了近渴”,但现实问题又总会传导到文化领域中来。这是因为,尽管国际国内的不少问题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从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