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之报,体现为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内含着不对等的义务关系。兄弟之报,体现为丧服中的报服,构成差序对等的格局,蕴含着以仁待人、以义自处的精神。父子之间的孝则不能还原为报,推孝才有报,此可谓报自孝出。
北宋诸儒率先推动这一变革,重新调整儒家经典的框架结构,原本附属于“经”的“传”“记”类文本,因更贴近心性修养的时代需求,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核心对象;朱子则在北宋诸儒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将分散的思想资源加以系统整合,最终完成“四书”经典的体系化建构。他明确了“四书”在儒家经典中的基础性地位,以毕生精力挖掘其义理内蕴,同时融···
本书为经学史著作,凡八卷十七章一百四十六则,以书为经,以人为纬,叙述诸经历代源流,兼及各经家法、解经体式及相关公案等。所述皆清晰简要,颇具条理,且持论平允,堪为经学入门津梁。此次据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崇雅堂排印《甘氏家藏丛稿》本整理,书末附有甘鹏云及本书相关资料。
经权问题即普遍原则与具体情境的辩证关系。对孟子而言,行权涉及特殊情境下的道德判断,其中礼(规范之礼)为判断内容,权为判断过程,经为判断标准,行权必然反礼,但并不反经。由于判断需依标准做出,故经权实为一体。
在传统文化几近“花果飘零”“灵根倒悬”之秋,刘强对传统文化的忧思可谓念兹在兹。这种“知行合一”“化己成人”的文化姿态,不但与那些经常忙碌于拿项目、发论文、争名号的所谓“学院化”学者拉开了距离——我想,这与本文所提出的“生命自觉”“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应该不无关系吧。
为深入挖掘宋韵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推进宋代思想文化研究,充分发挥学术研究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兹拟于2026年10月23日——26日举办第五届“宋韵·思想”青年学者研讨会暨第五届宋韵文化年会。
当代中国儒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基本取向,但在问题意识和时代特征上存在不少差异。不同于围绕儒学现代可能性所展开的辩护,当代儒学更关注其如何参与现实生活,并呈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现实问题导向,以及多学科交叉的时代特征
经史传统的这一形成过程是早期中国文明之自我表达的主要线索。从孔子开始,“空言”与“行事”的张力就构成了经史传统的核心结构。它时而化为经与史的张力,时而又外显为经史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张力。往“行事”的方向推到极致,便出现章学诚的历史哲学;朝“空言”的方向推到极致,就出现了廖平的“孔经哲学”。
受清廷“崇儒重道”文教政策的影响,归绥孔庙遂于雍正朝设立。归绥满蒙精英不仅修建了归化城孔庙,亦建有杨家巷孔庙与八旗孔庙。孔庙虽有满汉蒙古的分野,然而学校并无此严格划分。为教化民众,各族学子均可入学习儒。土默特官学、绥远官学、古丰书院均成为修习儒学重要学校。清廷亦在此地设立学额,开科取士。城乡之间,遍布义学、私塾···
经典逻辑以“象贤”与“绝宗”实现君臣、父子伦理的平衡,安顿国统与宗统;历史逻辑则在“不绝宗”以及“兄弟不相为后”的实践中,使父子之亲压倒君臣伦理,国统渐趋一姓之私;晚清礼家在经史张力中倡言“礼以义起”,以继统为继嗣,彰显国统公共性,最终导向了超越亲缘的立贤思路。
从“吴公子季札观周乐”以不同形态的“美”评价诸国乐舞来看,“美”与“善”原初只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到孔子讲“人而不仁如乐何”,突出“仁”对乐教审美的统摄,“善”也就变得更加重要;再到《性自命出》兼讲“闻笑声”“闻歌谣”的情绪感染与“观《赉》《武》”“观《韶》《夏》”的德性启发,“情”的概念逐渐明确,并成为由美向善过渡的关窍;而子夏与魏···
从思维方式来看,早期“天地之心”论主要是一种隐喻,以一体、气化、感应为基本机制,展现出整体性、互渗性等关联性思维的特点;随着对天地是否有心等反思的出现,“天地之心”逐渐呈现概念化特征,特别是随着程朱派理学对“天地之心”背后天理本体的体贴和内蕴体用结构的发掘,气化背后有了理照,感应背后有了体用,万物一体的机制也得以重···
礼乐在中国文化中不仅只是复杂的仪式,而是与中国哲学、社会、政治、伦理等各个方面深度融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礼乐才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海德格尔通过此在自身的死亡组建起其存在的整体性与本己性,但在儒家孝道中,“亲丧”是一个对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昭示生命的有限性,凸显个体性与主体性,并赋予此在以未完成性与开放性。借由“亲丧”而开始整体地思考、审视自己的死亡并筹划人生,此在自此得以从生命洪流中断裂而出并承担起传承血脉与维系道德的责任,使生命繁衍···
此时此刻,傍晚掠过西方。我看见万物极度忧郁。而在灯火通明的东方。人们还在拼命鼓掌。还是为了欢迎。那些来自英国的蟋蟀。一个牙齿脱落、常年口臭的乞丐激愤地说:现在是你们的,而你们没有未来。
“儒墨互攻”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学术论战,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前奏。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特别推崇大禹。对此,黄蕉风认为“墨子之学,乃学儒而反儒,脱儒而近儒”。这个表述很到位,说明了儒墨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儒墨关系的复杂性也反映在对儒墨宗教维度或者宗教性的研究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76年暨孔子2577年〔耶稣2026年〕8月26日
汉明研究“商道”,他认为商业有“正道”。 那么,什么是商业的正道呢?他认为,为人类造福就是商业的正道。因此,人类就应该发展商业。他是有理想的人,有人文关怀的人。值得肯定、值得敬佩!但是,我的结论恰恰与他相反:为人类造福,就必须限制商业的发展,或者说得圆滑一点:让商业在适当的范围内发展,而不是无边际地发展。
西元2026年8月22日,周桂钿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周桂钿先生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原哲学系主任、哲学学院教授,受聘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副院长、兼职教授,曾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等学术职务,在儒学研究上颇有建树,并致力于儒学普及与海外传播,为儒学的传承弘扬贡献了力量。现特编发此文···
在专门论述儒家伦理学的三篇文章中,麦金太尔基于其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立场向儒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就如何看待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与儒家的理性相遇与理性对话,麦金太尔重申了其“审慎的传统主义”观点;其次,就儒家伦理学中的自我观念与践行力观念,麦金太尔比照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进行了立场鲜明的分析;再次,麦金太尔试图从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