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暨孔子2576年〔耶稣2025年〕3月26日
四位学者围绕诸多学术议题展开讨论:儒学视域中的器用和技艺,从工夫视角理解人性自然的教化实践,心性之学与体物的工夫,观象、造物、用器的整体把握,人与器的相互塑造,儒学实践智慧在数字时代的创造性发展等。
蒙卦上承屯卦呈现出万物初生的“充盈”状态,下启需卦表达的对万物以“育养”的主旨,“盈—养”之间正是“稚而萌”的生存状态,预示发展倾向的各种可能。它们(可能性)既是“盈”之生命力的表现,也是“养”试图使之走向现实性的出发点所在。要之,文章呈现了“童蒙”和“我”这一主体的两种状态在不同“态势”的张力中逐渐得以建立起一种内含天命视角···
佛山,不仅是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同时还是岭南文化和广府文化的源泉所在,是悠久深厚的文化之都。这里除了传承发扬了历久弥新的岭南文化、美食、语言、传统习俗等,还有许多犹如历史书般的古村落,值得喜欢怀旧的朋友去细细探寻。
有人说,中堂正在中国人的居住环境中消失。
乙巳春分,修文龙冈山麓,惠风和畅,桃红柳绿,鸢飞鱼跃,一派天机。愚应邀至西园讲阳明子之学,自午至晚,如有神助,四小时一气贯通,未尝须臾中辍。讲毕已夜暮时分,而听者意犹未尽。
2025年3月22日晨,孔庙诗礼堂举行了一场融学术庄严与文化诗意于一体的盛会——《与孔子相遇:跟着教授游“三孔”》新书发布会。
儒学在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其中唐宋之际的变革尤为明显。唐宋之际的儒学变革指汉唐儒学转型为宋明理学,这种转型可以通过儒学涉及的相关内容体现出来,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唐代的韩愈和李翱、宋代的程颢和程颐得以体现。
《春秋》经传在叙事之时融入了儒家的道德意识,其历史书写展现的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自觉。东周时期,直书求真与褒贬求善嬗变为早期史学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史记》实录不隐,是非颇不与圣人同,史学独立性尚存。而班固则完全为儒家代言,经学为体、史学为用,史书依附于《春秋》学。在这种意义上说,东汉时期《汉书》的编纂标志着经学···
本书是一部以诸子互评生动呈现百家争鸣盛况之作。视角独特,从儒、道、墨、法、名等学派间的辩论中,深挖其产生背景与发展脉络,达成对各学派思想的更深刻理解。
《与孔子相遇:跟着教授游“三孔”》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以“三孔”经典旅游线路为经,以专家学者的历史文化解读为纬,经纬交织,突出文化味、趣味性、可读性、现场感,引导读者跟随儒学专家穿透历史迷雾,全方位了解曲阜“三孔”的历史沿革、建筑文化、思想意蕴与文化底色。
「真知是否必然能行」是困扰晚年朱子的一个重要问题。朱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知而不行(意不诚)的原因归于知不真(知不至),秉持一种真知必能行(知至必意诚)的思想。朱子晚年之时,在与弟子对话中,其意识到自己的知至必意诚(真知必能行)思想实把为学工夫全部放在格物致知上,有取消诚意工夫的嫌疑,不符合《大学》的义理结构。
章太炎与廖平在经史观上存在显著差异。章太炎提出“六经皆史”,解构了传统经学的神圣地位,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开放,促进了学术范式的重构。廖平则坚持“经史分立”,认为经学与史学在性质、功能及价值取向上存在本质区别,并通过对微言大义的深入阐释,维护了经学的独立性与神圣性。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
朱熹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代理学多元格局的终结者。
朱熹关于《诗·召南》中《摽有梅》之主旨的讨论,常为后世学者从伦理、文学等角度提出批评。他们通常认为朱熹对该诗存在较严重的误读,不仅前后矛盾,还否定了人情的合理性。但我们若细究朱注即可看出,朱熹是基于《摽有梅》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来阐述己见的,其解读不仅一以贯之、实事求是,还恰恰证明了他对情的重视。
世人多以“仁”为孔子哲学的核心,《吕氏春秋·不二》即有“孔子贵仁”之论。但不论先贤对仁的躬身垂范,抑或后世对仁的义理探究,终须见诸“成人”方可深切著明。
3月19日,儒家文化遗产数字化创新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山东曲阜举行。
东汉崔瑗的《座右铭》,是中国文学史上首篇以“座右铭”命名的自省文本。
在举国上下大谈“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只认西服为“正装”的观念仍然大行其道,若听任“唯西为正”不正之风滋长,是置我中国无数先贤先烈于何地?置民族复兴事业于何地?置二十年来汉服运动于何地?月前,笔者因坚持汉服反对西服为正装拒绝参会,为宣明立场,特此公开《情况说明》,呼吁正视“正装”问题,尊重民族传统。文化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