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激活古代经典与现代革命之间对话,有必要重新检视“老三篇”中的文化符号及其组成的意义关联系统,使“老三篇”所蕴含的“天人关系”、“圣愚关系”、“中外关系”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命题得以展现。通过创造性地调动传统文化资源,“老三篇”将民本思想导向人民主体性,在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再造了内具历史连续性的中国之道。
周公的东征不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那样波澜壮阔,那样的令后人津津乐道,然而其作用的方式却如同解民于倒悬般的灵巧,起到的历史效果与人文影响也是极深沉悠远的。
高攀龙由此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朱子和阳明的全新心物关系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以寂感思想为核心,表述其心体思想的客观化义蕴。其意义在于,开发出一条将经史(学问思辨行)之维纳入心体世界的形上学路径。尽管高攀龙格物论有其缺陷,但是他的理论对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后续两个阶段思想发展,毫无疑问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让国”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得已之选择,“让国”因此依赖于一位具有非凡实践智慧的贤者做出牺牲。“让国”是一个独属于公羊学的概念。公羊家将“让”改造为一种新的政治伦理“让国”,寻求化解礼坏乐崩的方法。
全球主义道德观提倡极端的“大爱无疆”,而反全球主义道德观则呈现出极端的国家主义特色。儒家美德伦理学启发人们从全球伦理学转向地区全球伦理学,既克服过强的全球主义,也克服忽视国家内部地区文化差异的过强的国家主义。
「異」志也。案春秋,「異」凡四部,曰「天」也,「日食」「雷雨」「無冰」「星辰」之類是;曰「地」也,「山崩」「地震」之類是;曰「人」也,「子同」「長狄」之類是;曰「物」也,「鳥獸蟲豸」「宫室」「草木」之類是,例各異也。傳例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若『甲』『乙』者,曆之紀也。若『晦』『朔』者,日月之會也。···
師云:「傳例曰:斬樹木、壞宫室曰『伐』。伐,例時。」
公薨。例日。夫人者,公之敵體,國之小君,其道從公,例亦不異。師云:「夫人薨,例日。」
傳曰:「外盟,不日。」柯劭忞云:「内盟日,外盟不日,責内詳,責外略。」不日,謂以月爲常。是於外盟,不論尊卑,通以月爲常例爾。
案春秋,若内女之嫁於諸侯者,以爵同尊同,故志。案師於隱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注云:「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言於内女之歸嫁者,其時、月所設,皆準親逆與否。是其例亦與「歸至」同,同得與「親逆」相須以見也。
编者按:6月8日,“江南儒学”系列讲座“程朱理学的德论与实践”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行。本次讲座特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教授与南昌大学哲学系张新国教授主讲,何俊教授主持。现将讲座精华整理呈上,以飨读者 。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伟大复兴的目标,世界历史并没有以西方文明为主轴走向终结,而是进入了“中国时刻”。
讨论古典学,首先要厘定当下语境中“古典”一词的内涵。它来自中国古代汉语,古人多言“稽式古典”“顺考古典”,皆指遵循古代的典章制度。“典”与“册”同一字源,《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文解字》以“典”为“大册”。由于典章制度具有典范性和原则性,于是在早期中国的话语中就已形成了“典型”“典礼”“典籍”等概念,故《尔雅····
提到古典学研究,或许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恪守遗文,皓首穷经。其实,回到中国古典学的源头,我们可以发现,孔门传授并非以文本为中心,而是重在对于人自身的培育。其中,孔门文学科的子游、子夏对于为学次第的争论颇可注意。
商周文献及出土资料中记载的“东土”“西土”“南土”“北土”等概念,对我们深入理解早期中国国家的疆域形态及疆域治理情况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关于早期中国国家的疆域形态及其治理,国内外学界已有一些讨论。
《诗》云:“静恭尔位,好是正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这是《诗经》中常常被后世学者引用的诗句,前句是说人应严肃恭敬地对待自己的职位,应喜好和修持正直的品德;后句更加形象,以周代如砥石一样平整和像箭一样端直的道路为譬喻,形容人的心胸宽广、坦诚、正直而无私。
中国传统行政伦理历经数千年积淀与历史淬炼,逐步构建起了“以信为政”的行政道德。“以信为政”既是传统官德建构的核心范畴,也是安邦理政、维系秩序的根本遵循。历代贤臣良吏立信修身、守信治政中的“信”早已超越了道德修养范畴,成为维系政治秩序、凝聚民心、稳固统治根基的伦理支柱。
本书以“知其所来,明其所往”的深远视野,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中华文明的历史必然性与文化生命力。
回归东西方古典时代,重温东西方古典文化,对今天的世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春秋战国时期编纂与创作的经典,一方面全面记录并总结了三千多年前中华文明的内涵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应时代需要,对此前的农牧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提升到哲学高度,最终成就了中国古典学的高峰。这不仅为秦汉以后的中华儿女,也为全人类留下···
中国古典学在新时代的兴起,关联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也意味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努力推进中华文明的赓续和开新。文明的开新并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新故相资而新其故”的过程,这既要求中国古典学的登场,也为中国古典学确立了光辉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