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问:“哪些目的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康德自己的回答是:“自己的完善、他人的幸福”。
本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经学文献的发展脉络,以十三经为主干,详细阐述了先秦至宋元明清各阶段经学文献的基本情况,包括各时期核心经典、经学家及其著作,分析了不同时代经学的传承发展与学术特征。
中国哲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精神哲学,有精神形上学和精神修养学两个部分,其连接处是人心。先秦儒道面对社会现实提出价值重建主张,其解决的问题是价值的必然性与普遍性。
“2026中国经学论坛”将在曲阜举办
孟子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对儒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期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走进孟子故里山东邹城,在孟庙的古柏石碑间感受千年儒家风骨。
海昏《诗》简每首诗的篇尾都有概括诗旨的文字,如《匪风》“刺上”、《桃夭》“说人”。这种概括诗旨的文字极简短,多为两个字,内容也多重复,多为“说人”“刺上”等。有学者依据所谓传世文献三家《诗》序,称海昏《诗》简概括诗旨的文字为“海昏《诗》序”,并以此证明汉代三家《诗》皆有“诗序”。
3月4日,20余名市民走进济南府学文庙,在飞檐古建间体验传统古礼活动,在庄重仪式中感悟儒家文化。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向来以探求本义为目标,但解经者在诠释本义的过程中,也常同时在进行经义的再创造,从而产生新的衍义。这些衍义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经学思想史的主要内涵。有鉴于此,本书乃以汉代毛郑《诗经》经解为范围,集中探讨这些汉代经师在诠释《诗经》本义之际,所进行的经义再创造之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抉发其中所蕴含···
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一生致力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曾经那个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竞逐西风的时代潮流中,他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对抗西化潮流,始终以维护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精神为己任,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他的这些主张和思想集中反映在他撰写的《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
二十世纪前期,先后出现两套非常重要的经教用书,继承「因文明道」的经学教育向度,对治时代问题,开拓了经学的新途径。
“结发”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常常出现。关于“结发”的涵义,主要有“剪发结髻成婚说”“束发成年说”和“夫妻原配说”。本文对此加以梳理和辨析,以探求其内涵及相关礼仪、礼义、礼俗在中华民族礼仪文化数千年发展历程中的演进。
古汉语中,繁体的“聖”“聲”同源互训,揭开了“耳口为圣”传统的面纱。古人对声音的理解,首先是从认识论角度,以其为基本思维方式,而非仅仅把它看作“气动”的物理现象,或者一种艺术形式。中华文化的声音传统在《礼记·乐记》中有集中表达。身处喧嚣的现代社会,重温《乐记》的声音智慧,当不无裨益。
《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作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核心儒家文献,与《论语》同源互补,却在学术史上背负“伪书”标签近千年。这一标签的形成,并非源于典籍自身的缺陷,而是中国学术史中特定思潮、学派纷争与主观臆断共同形成的误判。细究“伪书说”的脉络可见,其问题始终聚焦于“立场先于实证”“误读取代考据”“逻辑凌驾事实”三···
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活动开展,创新节气文化与经典阅读融合形式,丰富书香社会建设载体,3 月 20 日上午,汶源书院举办 “时序之美・春分读书雅集” 活动。
曹元弼生于清末,历经晚清、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近百年动荡剧变的岁月,却始终继承和践行清代经学传统,是一位拥有着“错位人生”的经学大师。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的张弼园内,张弼雕像静静伫立,园中翰墨风骨与廉洁文化气息交融。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每一处景致都在讲述一位明代清官,如何用一生的行动诠释“民本”二字的千钧之重。
王心敬为清初著名关学学者李二曲高弟,二曲以儒学经世为宗,立“明体适用”之学,通过心性修养“明体”开出“适用”的外王事功。
张载《西铭》一篇,照朱子划分,“于时保之”以前,论仁体极其宏大,此句之后,论事天工夫十分亲切。譬如前半篇擘画出宏大局面,后半篇则审慎落子。其总摄处,则程伊川所阐“理一分殊”,亦可以说是善继张载之志意。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989—1052年)流传千古的不朽名篇,其中蕴含着他独特的人生旨趣与政治理想。在北宋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下,范仲淹极力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这不仅是他立身处世的圭臬,更成为他积极向同道及社会各界传扬的精神信念。范仲淹以此为法,身体力行,致力于弘扬这一关乎家国天下的价值之道。
本文提出“以儒教为方法”,打破学科长期以来的基督教中心的格局,推动各宗教的“自我言说”。文章基于儒教立场对麦克斯·缪勒的宗教发展的分期、马克斯·韦伯基于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命题对儒教的批评分别从知识学和文化学场域进行了分析讨论,是完善宗教发展模式、澄清儒教自身形象的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