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真正的经学在今天依然气若游丝,似乎已无力承担如此“重任”;但经学既然已被符号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那么这种质疑的出现便可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当然,对于迫在眉睫的具体事宜,文化的讨论似乎“远水解不了近渴”,但现实问题又总会传导到文化领域中来。这是因为,尽管国际国内的不少问题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从根源···
许石林先生作为蒲城籍人士对蒲城的历史、古籍、文化、风俗等非常了解,对当前蒲城文化事业正处于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的关键阶段,他在实地考察时提出了一些加大蒲城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宝贵性意见和建议。
作者在书中呼吁西方的政治家和政客们应该比以往更有必要了解孔子。作者认为,孔子的著述蕴含着适用于任何时代、政治制度和文化的人文观,无论国籍、种族和宗教信仰,孔子学说都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时空的特点,孔子过去重要,未来也同样重要。
不过蒋庆并不孤单。重新燃起对孔子兴趣的也不仅仅包括政府宣传机构和学术期刊。中国政府的领导者日益接受孔子,针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采取了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也前所未有的宽容态度。社会处于不断流动之中,缺乏明确方向的指引,而且如蒋庆所说面临道德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没有转向西方,而是在历史和传统中寻找指引性的···
本文从唐文明先生讨论“天地之心”的三篇文章出发,探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地之心”究竟是否有宗教式的创生含义。《周易·复·彖传》中“复其见天地之心”强调的是生生,《礼记·礼运》中“人者天地之心”强调的是人的主宰意义。朱子哲学中虽有对“天地之心”之主宰义的强调,但天心并非直接生物,而是使万物生,更不会判别善恶,没有目的论和神···
结束冷战,实现永久和平;追求民主,实现良政善治,这是中国与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戈尔巴乔夫带来的更多是教训,但历史教训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尊重和善用,然后坚定地走好我们自己的路。
本书主要选辑2020年度发生在儒学领域的重大思想文化热点,既包括学术论文,也包括文化评论,集中反映了中国儒学最新进展,见证中国当代儒家重大事件,第一时间展示当代儒家的探索性思想成果。本书是反映当代儒家思想进展的连续出版物,直面现实,应时而发,思想深邃,见解独到,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和时代性、代表性、可读性。凡关心···
杨慎对明代前期至中期理学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束书不观、内向求道的空疏学风极为憎恶,由此溯及作为其思想源头的程朱理学,为朱子理学及其经注纠误。杨慎自身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对儒家诸层面义理的融贯解释,但这并不妨碍杨慎揭示朱子学学术思想之缺陷的思想史意义,并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学术风气与学术方法,体现出蜀学“敢为天下先”···
“踊”作为一种身体动作,是哀情的直接表达,踊礼则在丧礼开展的特定时段施行,将哀情调节到“无过无不及”的范围内,并具有发明孝子“本心”的意味。较为特殊的“奠时之踊”更能营造宗教氛围,进一步实现了哀情的道德性升华。
南宋“中国”认同的建构有三个相关的思想脉络,一是正统论,一是道统论,一是华夷之辨。当我们把正统论、道统论与华夷之辨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南宋“中国”认同并非现代的国族意识,而是给出了一套继承汉朝“大一统”而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为新的“大一统”准备了思想条件。
在龙场至平藩阶段,阳明工夫论的焦点乃是克服支离,使工夫具有切要性。他认为,格物工夫唯有以诚意为统领来实施,才能避免支离之弊,真正克服私欲对心之本体的遮蔽,从而实现成圣的终极目标。1520年致良知宗旨的提出,将本体问题凸显出来。本体工夫成为阳明在工夫问题上关注的焦点,由此阳明工夫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春秋》“襄公三十年”讲了六件事,以“五德”作为评价是非的标准,整体上描述了“襄公三十年”这一年天下人的道德状况。
学界骗局是深刻的后现代事件:它发生在语言之内,也在语言之内耗尽。它依靠奚落和讽刺,没有显示出对“认识论特权地位”的任何尊重。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搞“破坏”和“越界”
但是,《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晦涩难解的言论作为集体声明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并没有共识,即使个别的晦涩言论可能有内在连贯性。最激进的证据是如下事实,当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为《逻辑哲学论》的英文版写序言时,维特根斯坦怒火中烧,宣称罗素根本就不理解他的这本书,但罗素作为思想家的地位是没有人能否认的。
我们将由此获得重要的教训:在得出有关古代的、复杂的作者的结论时,尤其是那些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权威的消息来源时,如言论都是别人写下来的人物如苏格拉底时,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长期以来儒学背负“专制学说”之恶名,在西学的话语优势下长期处于守势。本文以话语命题的三重内涵作为诠释范式,以中西之间的价值命题“视差”,提出与西学“权利命题”相对应的“责任命题”,并在话语命题的三重内涵中诠释此命题之整全性、失真性以及所蕴含遭逢当下范式转换之机遇。
新发现的熊十力五篇佚文及相关史料表明,辛亥革命以前,熊十力曾使用“熊叔恒”“熊定中”之名参与晚清革命活动。流亡江西德安、湖北黄冈期间,曾化名“周定中”,暗寓鼎定中原之意。辛亥革命以后,熊十力曾参与湖北革命实录馆的义务编修工作,发起了“政治研究会”等民间政治团体。
荀子是战国末年总结中国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见识全面,思想锐利,堪谓先秦巅峰。但西汉末刘向团队所传《荀子》一书其性论专篇独见的“性恶”命题,直接导致了千年的“(荀子)大本已失”、“不须理会(荀卿)”,王先谦1891年《荀子集解》亦指出:“昔唐韩愈氏以荀子书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众,推其由以言性恶故。余谓性恶之说,非荀子本···
阳明学不仅在明中后期的思想界掀起了巨浪,而且对后世的学术与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阳明整个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异类’”,自小不受绳墨约束,不喜“儒家四平八稳的那套”,喜兵法韬略,有经略四方之志,后又对道教、佛教感兴趣。然真正“折节”做起正统儒家学问来,冲突、波折不断,困顿、挫折接连,好奇和怀疑促使他不断思考,最终构筑起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阳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