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台湾选举和台湾的政治、社会现实,大陆舆论常常做出极度脱离现实的解读,影响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根植于中国传统中的一种「中国中心」思考模式。这种思考模式的缺失,在于它将位于中国核心历史经验以外的观察对象「陌生化」,使得观察对象从客观实体转变成为一种审美对象,散发出某种「距离的美感」,与此同时,观察对象···
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代中国,传统书院也在悄悄兴起。中国古代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承载了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对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世界文明的宏观视野考察,中国书院不仅仅是世界教育体系中的一种类型,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模式与人文价值,对当代文化复兴将会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先秦与两汉文献之中,“独知”通常为动词,且有两义,一是“只知道”,或“仅限于知道”,而对其他方面则不知。一是“独自知道”,其他人则不知。
传统的知识观念仍有待发之覆,有些显见而又核心的问题仍然需要得到圆融的回答,比如,近代中国能够发现并断然接受西方的“科学”,除了社会与历史的外在原因,究竟与传统知识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
在《明夷待访录》的现代阐释中,钱穆既承继了梨洲的儒家理想精神,在宪制架构下阐扬学校论的现代价值,又对其激进趋向进行了保守化的平实处理,正视秦汉以来政治传统,由此透露出近世立国思维的现代活力。
在目前的学术界,康、郭那样的诠释方法已经基本被抛弃了,但究竟该如何理解《礼运》一篇,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笔者认为,《礼运》虽然并没有康、郭二先生所认为的那种乌托邦思想,但其中仍然体现出关于礼的演进的重要问题,这在礼学思想中非常重要,而且与汉唐礼学的历史性理解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儒学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以其“分析的儒学”而独树一帜。“分析的儒学”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其主要观点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方旭东教授做了一次访谈。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已经方教授审阅。
60年前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将儒家心性之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本源和核心。这一观点需要得到认真的质疑和反思: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功夫论,故应以功夫看本体论之必要性,而不是以本体论出发论证其功夫之可能性。
西历2019年1月1日新年(孔历二五六九年戊戌冬月廿六日)钟声即将鸣响之际,一如既往,初心不改,吾等儒门之守倡者,兹向所有关切当代中国暨中国文化前途之世人,重温千载之中国圣训:“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此绝非复古固步之自侮,乃返本开新之自明也;此绝非痴人之说梦,乃砥砺奋进正当时也!
“朱张会讲”确实非常有名,对岳麓书院、对儒学本身都影响深远。今天把它当作一段佳话、一种良好的学风来传说,当然不能说错,但它深刻的思想史内涵、激烈的观点交锋、复杂的影响效果,我觉得更应该得到揭示和清理。这不仅可使佳话更精彩,也可使书院的底蕴与光辉从记忆中激活而契入当代思想建构散叶开枝。
经典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语境,但经典的意义却有着超越具体时代的普遍性,《诗经》的教化功能正是通乎古今的普遍意义所在。回到《诗经》“读法”的问题,古典诗教与《诗经》的解释传统密不可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诗经》作为一部伟大经典的特质所在,避免扁平、浮泛、庸俗的阅读方式,避免使之沦为一种廉价的“诗意”消费,而是沿着前贤···
我们并非盲目排斥和反对西方宗教文化,而是深以中西文化之融合为忧。在中国社会教化缺失之境地下,西方宗教之文化之流行,实则无法让西方宗教本土化、宗教化。
在文化领域,我一般不支持公权力过分介入,容易变味。不过宗教层面的事情的例外。讨论这个事情,吃力不讨好,因为涉及学术、政治与信仰等领域,有难度,而且敏感。
关于王阳明“龙场悟道”公案,已经有数以百计的文章作出研究、论述,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龙场悟的是“格物致知”之道,有人说悟的是“心即理”之道,也有人说悟的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之道。甚至有人将王阳明的良知四句教归入“龙场悟道”论述中。但论者多半是随意判断,而缺少史实的考证和系统性分析。因此,我也来凑个热闹,···
西方的重点在“神”不在“圣”,必须回归常态;耶诞节过度的浓郁,其实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在整个中国的话语权更胜;儒教是觉性的宗教,基督教是信靠的宗教;应该把“天地君亲师”牌位立起来,塑造神圣教化空间;文化认同危机最主要是来自于话语权的不平衡,要通过彼此交谈对话来解决;必须对现代性给出一个新的反思,防止以“全球化”之···
12月22日,由南通知止堂义学、北濠东村社区及社区科普班的老人联合举办了“冬至思古话美德”民俗活动,老少同乐,在活动中再一次完成民俗文化的传递。 ”
山东曲阜复圣颜子庙右侧有一道石坊,上书“优入圣域”四个隶书大字。这显然是后人对孔门弟子颜子之极高赞誉。然而位居“四科之首”、深得孔子厚望的颜子却“不幸短命死矣”,其身后并未留下可资后人研读的著述,以至于今天有人在提及孔庙配享时有“退颜进荀”之议。这就警示我们,对于古人津津乐道的“孔颜”道统及“优入圣域”之论,需要有一个真···
会讲缘起于中国慈善领域“体用分离”的现状。透过中国传统的“体/用”思维分析中国慈善乃至中国文化会发现,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之“用”与“体”大举进入,而中国传统之“用”与“体”则全面退却,当下中国慈善领域同样面临慈善之“体”混乱交织与西方慈善之“用”水土不服的双重困境。
朱子认为四书是儒学的精华,他继承二程的理学思想,为《中庸》学开了新的方向,即《中庸》诠释中的心性之学和以“道心惟微”为核心的道统论。《中庸》诠释史,大致经历了德行论、为政论、性情功夫论和道统论四个阶段。
有一次我问:“先秦诸子不计,如在国史中可请三位学者来与您欢聚,您请哪三位?”朱子、曾国藩,他略作思索后说,第三位是陶渊明。钱先生的心灵世界是宽阔的,他在古人的友群中,有史学的、理学的、文学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欣赏,他是言之不尽的。记得最后几次谈话中,他强调了“天人合一”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