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件事情的处理,并不能仅仅以舆情为判准,审慎地理清某一事件应当依据的“正义”原则,依此“正义”原则处理具体事件,营造怎样的社会氛围很重要。在我看来,这件事本身不大,但背后所体现的“师道尊严”,兹事体大。“师道尊严”,需要为师者的自尊、自重,也需要社会环境对于为师者的自尊、自重的护持。否则,我们将继续承受“师道尊严”被···
刘海波先生对儒家传统保持着兴趣与认同,强调延安与莫斯科的分离,提出了先进性团体政治和“延安体系”的理论,认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气质对儒家优良传统有所吸收,明确提出“马克思诸子化”和以古典心智重新发现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代教育需要适应此快捷的、技术化的时代,但教育的根本乃是育人,育人的根本在于育心,育心的根本在于文化的传承,亦即以文化人。今日教育在适应时代特征的同时还需要超越时代,以人的整全发展来引领时代。这意味着经典研读在今天,甚至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
在人性论上,从“理即气之理”的原则出发,罗钦顺对“气与性一物”与“性即理”均持赞同态度。以阶段性论性,意味着孟子性善论适用于一气浑沦的理一阶段,荀子性恶论对应于成形之后的分殊阶段。因成形不可避免,故应就着现实的人性为善去恶,“复性”模式被摒弃。
1俞荣根《礼法中国:重新认识中华法系》2倪培民《儒家功夫哲学论》3周炽成《荀子性朴论新探》4方朝晖《治道:概念·意义》5彭国翔《身心修炼:儒家传统的功夫论》6宋立林《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7陈乔见《义的谱系:中国古代的正义与公共传统》8毛朝晖《唐文治与学堂经学的改革》9何益鑫《成性存存: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10陈···
儒家“传道”之义,肇端自孔子,孟子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圣道传承论。此圣道传承,包括“道”“学”两面的统一。在传道的谱系中,“闻而知之”的圣人,以内在性的倾听独知天道,凸显了“道”的超越性意义;“见而知之”的贤人,将圣人得自于天的创作落实为制度典常,凸显了“道”的实践品格。此“道”既有理性人文义的开显,亦保有个体证会独知的超越性意···
从内在的结构看,心、情、性融合于心,所谓“心统性情”,便侧重于三者的内在关联;就心、情、性本身的起源与衍化而言,其变迁又关乎性命之学。“天命之谓性”以天之所命的形上形式规定了意识的内在可能,那么,兼含必然与偶然的“命”,则构成了成性或成心(意识和精神形态的发展)工夫展开的多样条件。以“命”为根据和条件的工夫过程,最终···
从人性发展看,孔子的“成圣”之道,展现为一个由生理、情感、理性,再到觉性的自然流程,道德理性(非觉性)又是此流程中的关键之关键。这里所谓的“道德理性”,主要指理性层面的伦理需求,是依靠“仁义”的力量“修己以安人”。该理性的特色,在于其有着浓重的情感因素,它统摄了情与理、利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人性侧面,构成了一复杂的···
康有为将宪法演进置于《春秋》公羊学“大一统”理论框架中,依“元-天-君-民”关系而建构。他认为,天道由“元”的生发而确立,仁爱万物而非一僵硬教条。人性兼有善恶两面,须由以宪法为首要内容的善法良制不断加以提升完善。此宪法制度之主体,以君民关系为核心内容。
当儒学想要承担起中国文明之重建的任务时,首先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文明试图通过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塑造的是何种人性,这也是传统儒家对“教化”的重视。对近二百年的近代中国之考察也需要深入到这样的层面才能够将儒学置于文明的根基,并以此明确现实的任务,而非某种现实的利益需要。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能永远不干。《原道》产生于北京的风云际会,最终回归千年学府接续道南正脉,总感觉冥冥中若有定数。那就默会心领,轻吟祝愿吧: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首先做到物质丰富,其次做到礼乐周备,最后做到心体灵明。有此三条,也许年味不会太淡薄,人生也不会毫无滋味吧!
与“学之大小”的思想结构相应,朱子在工夫上先后将“大学”“小学”分判为“格物”与“主敬”;与此同时,朱子编撰《小学》,注释、序定《大学》,重塑了以“小学”“大学”为基础的教化体系:以“礼乐射御书数”入“小学”,以“大人之学”阐释“大学”,强调了人皆可以“学为圣人”的平等性,又构建了高下有分的德性秩序。
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认同。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
儒家讲自强不息,还言当仁不让、勇者无敌,其实说的都是这些道理。但现代人常常误解其中深意,不知所谓强者、勇者并非从事功角度而论,而是在伦理意义上倡导“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也即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下都不能忘了本分,都要做一个坚守底线的强者、勇者。
有别于章太炎、孙中山,康有为力倡混合清朝疆域内所有种族,在中国固有的领土、人口和文化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族”。这种“以国建族”而非“以族建国”的思想,源自《公羊》学的“夷夏之辨”。在该学说中,“攘夷”只是华夏文明捍卫自身的临时手段,“远近大小若一”则是其终极理想。
元明易代后,元代实行的儒户制度与生员制度皆得以延续,但前者已经失去了圈定优免对象的功能,后者在明初扩大发展,成为基层儒士获得优免权的主要渠道。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蒙元时期将儒学视为一种宗教文化,明代则将儒学提升为官方独尊的政治文化,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流动模式。
乐广此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是对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之辨”的现实回应,从中可见乐广在“贵无”与“崇有”的二极论争中,秉持的是一种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中道立场,体现了他对儒家“名教”中“内圣”境界的体认和捍卫;另一方面,此说还直接启发了宋儒对“孔颜乐处”的探寻,丰富并提升了宋明理学中“名教之乐”的思辨品格和形上···
两代人的历史记忆汇集在一起,承载的内容既多,寄寓的感情也深,这似乎也成了贵州大学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因而回首往事,想要表达或倾诉的内容实在不少,我只能稍加勾勒,不过留作纪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