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疫情,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体制的僵化和科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应该深刻反省,教育理念和专业人才的人文关怀值得反思,部分政府管理者的理念需要反思。痛定思痛,我们的教育应该人文化,人文应该以身后的历史文化为依托,在历史理性之中显示人文的要义。既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既然我们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那么现代···
遭此新冠灾疫,尽管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渡过劫难,但创痛甚巨,也暴露出国家治理存在诸多很多问题,希望能正视反思、调整改变,这才是“多难兴邦”之义,亦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之基础。现将儒家网师友部分建言辑录,以供执政者决策参考。
天下苍生能回到本位,病毒也回到本位,都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天地自然的共同体、血缘人伦共同体、政治社会共同体、文化教养共同体,人们在「天地亲君师」的四个共同体的场域结构之中,大白其情,敬畏以之,也就能安身立命。
中国从鸦片战争往后这一百多年,都是处在帝国主义的重压之下。中国人要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存活,所以很快就确定了目标,叫追求富强。我们也要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也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为了支持这两点,我们就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这就是我们过去一百七十年来,中国人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读《论语》一定要回到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去。在现代的社会中,信息是堆积的、知识是构造的、智慧则是生命的生长。《论语》重要的不是概念的定义,而是当下亲切地要我们自己去体认。
《大学》传七章以72个字的短小篇幅,通过设问、病症、后果、劝谕四个层次,试图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如何为修身而正心。学术界迄今缺少对于这一章的专门研究,思想史阐释显得极有必要。
其实张岱年先生早年也有了自己的相当丰富的哲学体系,可惜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中晚年未能使这一体系更加展开、完善。张先生以其慧识,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予以全面深刻地发掘,著述颇丰,贡献尤多。以上我们关于张先生对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两论,以及王船山、熊十力两人之研究的解读中,可见他的精神的投射。
在一些启蒙派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传统只有官府和臣民,而没有社会中间层的自治文化传统,这其实是基于各类偏见和误解形成的错误史观。如果客观理性地审视历史,应该能承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主流传统,有着强大的历史生命力。
中国历史上儒学的发展历程证明,思想一旦被思想者发现并成体系地表述出来,它包含的真理就会被人们认可并成为信仰,而且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任凭权力如何杀伐和打压,也无法彻底消灭它的存在。因为思想是永久的,而权力的施为则只能在特定的时空内彰显。历史当然也记载权力的辉煌,但那只是历史;而思想却是永久的存在,时时能激动···
中国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发明且始终坚持厚生主义。中国的存在和繁荣本身即足以向世人表明,资本主义不是人类要走的唯一的路,人类完全可以另做选择,选择发展经济、造福人生之正道。我们以厚生主义这一“中国话语”,描摹我们的经济社会体制,可以连贯地刻画出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社会体制,可以概括历史上的主流经济思想,可资以构···
由于象不是存在(“是”),它所给出的并不是道的本质,也因此,象跟道之间总有某种错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对应是任意的,相反,要获得对道之象的把握,要超出有形之物而观摩到其背后的形上之道,需要克服人的主观任意性。这就需要感通,感通既是观物取象的内在可能性,也是圣人之为圣人的枢机。
在蔚芝先生心目中,救国与救世本爲一事。其所向往者,不是中国崛起与列强相争,而是全人类共趋大同之域。其所谓读经救世,乃是阐发经中仁义学说,使之沾溉及于全世界,永久消弭人类自相残杀的惨祸。仁义学说的精髓,则在孟子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儒学循道德和存在实现进路以建立其形上学体系,其所言伦理与价值,则是一种真理与应当本原一体,表征人的生命存在之整全性意义的伦理价值观念。
垄断信息与屏蔽哨声,不仅压抑了表达自由,也挫伤了社会成员相互预警及官民互动合作的信任基础,总体上增加了民众对权力的不信任及治理体系的控制成本。寻求善治,不是僵化的“消声”,而是保护哨声预警机制,官民互信互动,社会合作治理。期待疫情过后,吹哨者不再恐惧而有荣耀,当政者不惧哨音而有敬畏。
熊十力曾指出,王夫之哲学的特质有四个方面:尊生,明有,主动,率性。在市场经济生活方式渐次主导社会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启动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有利于克制道德冷漠、伦理疏松和人性功利化的趋向,也是儒学思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路径和生存策略。
王龙溪的“四无说”肯定了良知对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准则的决定性意义,凸显了道德价值的纯粹内在性,在理论上将王阳明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王阳明的致良知则通过“良知”的知是知非,为日常世俗道德准则留出了空间,在建立超越根据和肯定日常道德准则两者之间,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王龙溪的“四无说”在哲学史意义上重新回到孟子学说立场···
蒙文通对“禅让”的解读,既遵循了现代史学的求真精神,又避免了传统价值被抽空的危险,完整地呈现了“禅让”如何从一个最初的事件原型,逐渐演化为带有不同地域文化特点的古史传说,继而被儒学赋予重要意义和价值,并随着儒学与现实政治的互动,成为西汉时期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学说的整个过程,可谓是一种在历史研究中兼顾义理价值的···
宋代以文治国方略的确定与经筵制度的定型,促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重权术与治术的儒家新帝学的兴起。士大夫与帝王在以经筵为平台、以经典为媒介的互动交流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正学,以《大学》为框架,以君德成就为根本,以尧舜圣王为榜样,指导帝王为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与理论体系,以此确保儒家王道理想的实现与社会政治···
由于朱子“理生气”命题不见诸任何现行的朱子文本,故向来对朱子学的“生生”问题缺乏关注。从朱子理气论域看,其本体宇宙论含有丰富的“生生”理论。而且朱子非常强调“天命流行”“天理流行”“天理流出”等一系列理学的基本观点,可见朱子学的太极本体具有根源意义上的动力义,而阴阳动静等一切现象必根源于太极本体。
从广场退回家中的每一个香港人,除了真正的一小部分极端派之外,必然面临反复的家庭内部谈判、个人生涯抉择与理性上的重新考量,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与个人未来?笔者相信,经过这段时间的反思与调整,香港人的内心真实答案恐怕不会简单顺从“完全自治”路线的魔法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