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论是儒家的核心内容,孟子对于心性的看法异于早期儒家的性情说,本文通过梳理先秦对心性的主张变化历史,将孟子的心性论放在同时代之“横”,历史儒学发展之“纵”两个维度进行对较分析,旨在分析孟子“不忍人之心”具体内涵。
本文不揣浅陋,尝试结合古文字的有关成果,在前贤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64卦的命名原理。学力所限,不敢以为确论,只希望能对这个问题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而已。
中华美学精神是由几千年来中国美学思想凝练和积淀而成的,而儒家美学在其中占据近乎主导的地位,对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戊戌十月初九,洪玮撰《船山学大纲》。己亥四月初九,编《王船山春秋学提纲》,九月初四,说《王船山春秋学提纲》。庚子正月廿九,编《王船山中医药学提纲》,八月十八,说《王船山中医药学提纲》。
中国哲学重视“家”和亲亲之情,可以看作一种基于“家”的哲学,但并不仅仅是一种关于“家”的“家哲学”。它所遵循的情态性存在实现的进路,为未来哲学的发展展示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方向。
天高气爽总是在九月,心旷神怡正是那秋的爱意。秋风吹散了酷暑的炎热,留下明净的天空。大地之上,青霜白露,碧树黄花,缤纷璀璨。在这绝美秋色中,候鸟南飞,排云而去,它们岂能不带着深深的眷恋?
《尚書序》:“鄭作《書論》,依《尚書緯》雲:‘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為不可依用。’”
按宋朝官制,凡高中甲科的新科进士,一任秩满,便可申请参加馆阁考试,考试合格即授馆职,成为馆阁官,这叫做“试馆职”。
儒家教人首先重“学”字,《论语》开篇即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说“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又鼓励“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今天人们对于“学”字的理解,多是源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斅:觉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声。胡觉切。学,篆文斅省。
孝道与教化是孔孟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它们在孔孟思想中的地位与表现有所不同。孔孟在论“孝从何来”的问题时,提出两种途径,形成孔孟孝道思想中的两个原则,即对等性原则与自主性原则,它们从两个方面为儒家的教化主张提供理论支持。通过考察孔孟的孝道思想与教化主张,有助于深入了解孔子与孟子思想的联系与区别,在此基础上又可以···
现在湖湘文化很热,说法也很多。从空间上讲,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讲,湖湘文化是历史文化;从内涵上讲,湖湘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文化,我们从多维度认识湖湘文化,深刻理解湘人精神、湘人血性和湘人思想,这有利于更深入全面地把握湖湘文化。
在中国过去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上,孔子及其儒学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中华文化的形成上起了主要的作用;现代意义上孔子是儒家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孔子更为人类社会尤其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的包容性、和平性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融入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并转化成与时俱进、视野阔达的全球治理观,呈现出“怎么来、怎么化、怎么办”的清晰的文化传承脉络和文明发展轨迹。
俄罗斯学界从世界文学的高度给予《诗经》崇高的评价,充分肯定《诗经》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1880年,俄罗斯《诗经》学的奠基者——汉学家王西里撰写了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纲要》,他在书中写道:“《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著名《诗经》学专家费德林把《诗经》界定为世界文学经典,···
欲探求传统中国戏曲与当代人是否隔阂、是否彼此亲近亦或是相互抵触,唯一的前提和原因,无非是看当代中国人是否继承中华传统的人文价值。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读起来朗朗上口,闭上眼句句入画,低吟缓诵之际,但觉音韵和叶,意境空灵。这就是《声律启蒙》。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鹅湖之会”,第一次是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夏季,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辩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一次交锋。
农历七月十五日,道教称为中元节,佛教称为盂兰盆节,民间俗称鬼节、七月半。尽管这个节日有着浓厚的道、佛两教色彩,但中元节的最初来源,却带有深刻的儒家印迹。
畅通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的血脉联系,发掘“人本”等思想资源的内在价值并将其运用于现代管理实践,探索建构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从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共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基于《四书》所形成的新经学必然是一种儒家式的心性之学,但这种儒家心学又自觉地建立在《四书》等经典文本之上,而没有试图像禅宗或陆王心学那样废除经学、解构经学,而是更新、重建经学。另一方面,这一新经学虽然以解决治心与治世的贯通为总体指向,从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哲学色彩,这一新经学并不仅仅只向政治主体开放,而是向一切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