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香港进行国安立法,既是主权与中央事权范畴的法治行为,也是为香港平台上的“外部势力”立规矩,划底线,并进一步以法治方式回击美国对香港事务的非法长臂管辖。后续博弈,制裁与反制裁,一定更加惊心动魄,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主权利益立场的基本方向和能力是不可逆转的。官方声明由北航法学副教授田飞龙博士译出,供各界参考。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最古老的观念,几乎与中国文化的形成相同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它依次经历了四种形态,这就是王权天授、礼乐文明及其实践落实、个体道德根源以及宇宙生化论基础上的天人比附四种类型。直到理学的开创者张载,传统“天人合一”的含义才形成了一种新突破。
“母亲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母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作用至关重要。以孟母教子故事为代表,我国丰富的母教文化资源,有悠久的母教传统。大力弘扬母教文化,十分有利于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利于青少年成长和民族素质提高。”
朱子的“体用”学说除了一些素朴的非哲学使用之外,基本可以分为两大模式:单体体用结构,两体(或曰“中介”)体用结构。前者主要是在自然或逻辑规范意义上使用,其典型形态是“理一分殊”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后者则给出了人效法并参赞天地的空间。中介模式是前者基础上加入了具有实践意义的主体,此主体在体用序列链条中,成为始终在场···
儒家法理是儒家据以评价法条的规律性或规范性认识。发现儒家法理,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和法律实践,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法理创造性转化,可以采用分析方法,赋予前人的法思想、法观念以现代的分析的形式。对于重要范畴的提炼,将是创造性转化工作的关键。
《儒家邮报》系公益性非赢利的电子出版物,编辑人员亦系义工,刊登、转载任何作品皆不提供稿费及其它版权数据,著作权、出版权事宜完全归作者自行处理。投稿邮箱:rujiayoubao@126.com;订阅《儒家邮报》请发一封空白电邮至rujiayoubao@126.com,标题为“订阅”;退订《儒家邮报》请发一封空白电邮到:rujiayoubao@126.com,标题为“退订”。
本专辑选编了1997年以来《文史哲》杂志发表的儒学研究文章。其中,“儒学与基督教:人类危机与世界文明对话”笔谈发表了许嘉璐、张立文、谢文郁、何光沪、黄玉顺,与美国学者谢大卫、白诗朗、大卫·利特尔、霍普金斯,以及韩国学者崔英辰等的文章,在学界引发关于“儒耶对话”的关注。
传统注疏关于《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是一贯的,也是正确的;现当代出现的十七种句读则是不对的。古人注疏不存在所谓愚民说,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愚说。“愚民”与“民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训释呈现出愚民说与反驳愚民说的两派斗争,愚民说的流行其实是时代思潮的产物。
“积贫积弱”是今天许多人对宋朝的习惯性评价,究其源,大概可追至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钱先生大才,屡有卓见,但所论也未必全然正确,他对宋代中国“积贫积弱”之说,就大可商榷。“积弱”且不论,我们单纯来说宋朝到底是不是“积贫”。
所谓“现代舞”,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跟随无厘头、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的“现代音乐”而起的——所谓潮流所及,必然会波及并影响所有文化艺术门类,各艺术门的妖怪们会应运而生,舞蹈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慎独”,是我国古代儒家的重要思想,也是儒家学者提出的一种道德修养标准,是我国古代儒家创造的“修身之法”“入德之方”。
因为孔孟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使得“仁政”成为中国古代开明政治的追求。因此,在以礼、乐、刑、政为核心内容的治理体系之中,特别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
天人合一不是完全的合一,它也有天人的相分,而且我们对天的定义不同,那么天人合一表述的理论范围也不一样,所以在整个天人互动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来考量中医的理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牟宗三对王夫之的历史哲学颇表推崇,并将其作为自己历史哲学建构的思想基石,予以反省和推进。他的历史哲学不仅以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为重要史料来源,而且在历史本体论、史学方法论等诸多方面对船山思想予以融汇吸纳,于此可见传统的辐射效应与现代张力。
在很多人看来,家谱这种东西土得掉渣,属于穷乡僻壤的“山杠爷”、未开化野蛮人才有的。但实际上,姓氏自古以来是贵族特权,中国平民是最早有机会模仿贵族获得姓氏的人群。而建立在姓氏基础之上的家谱,其实自古以来也是贵族的特权,中国很多平民有机会模仿贵族搞出了家谱,反而是奇迹。
董仲舒对历史的看法,认为“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穷则返本”“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于是提出了“三统”“三正”“四法”“质文”的历史观。董仲舒主张,以仁德为政,阳德阴刑的政治思想,接受儒家之传统观念,以政治生活为道德生活的延长,以理想人格作为理想政治的条件,以仁政爱民遵行礼乐教化为功。
在清代的天津书院中,问津书院是创办最早、办学时间最长、建筑规模最大的书院,以名师荟萃、开风气之先而闻名,人们将其和杭州的诂经精舍、广州的学海堂与广雅书院、保定的莲池书院等著名书院相提并论,奠定了其在清代特别是晚清教育界的重要地位,是天津教育史上颇具特色的书院。
德性美学与才性美学是牟宗三生命美学的两翼。前者属于其形上维度,后者属于其形下维度,两者共同构成牟宗三人格美学的完整体系。所以才性美学是其生命美学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维。“才性”作为美学范畴始于魏晋,才性美学却是由牟宗三开掘出来的。只有在新儒家生命哲学的体系框架下,它才被提升到生命美学的系统高度。
朱熹既讲“理”、“性”,也讲“情”,并将“心”、“性”、“情”统为一体。因此在朱熹那里,“性”与“情”并非对立,并非以“超越”的“理”、“性”否定“情”,而且,“心”对“情”的主宰,并非外在的压制,而是“心”的自我的调适,是一种功能性的主宰。
“港版国安法”是中央直接立法,所以它在国家安全的标准与执行力度上,其实都要高于基本法第23条。“港版国安法”不取代23条,但是它在23条立法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可以紧急堵住香港的国家安全的漏洞。所以中央直接立法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在为香港23条立法的困境进行解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