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易经究易传,为文化精神立根本;说何晏道王弼,为个体自由寻出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余敦康先生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内圣外王的贯通》。这虽然是一部研究北宋易学的著作,但书名却颇能体现作者本人的志趣。
道德生活在伦理秩序中客观化、现实化,并以调节者而非构成者身份参与伦理秩序的生成,同时也对陷落的伦理生活提供抵抗与转化的资源。伦理秩序以身份或角色的名义,发动对人的动员,其目的在于以规训的方式把个人转换为共同体的成员,对政治社会而言则是“化”人为“民”;与之相反,道德所要求的则是超越具体社会身份与角色的完整之“人”。
哲学具有地方性与世界性,作为文明论的现象,具体的哲学总是历史地与特定的文明形态关联在一起,它不仅出于某种文明体,而且也具有对文明体的承担意识。由此可以构筑一种具有历史纵深与文明厚度的哲学概念,与纯而又纯的追求彻底形式化的哲学相比,可以说它是一种“厚的哲学”。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中和,家母这本书抓住了实质。他谈及某位学者试图建立和合学,以合和代替中和并不可取,这样把中和变成了学,降低了中和作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地位。他跟我们讲曾当着这位学者的面反对过合和学,后来合和学也没有形成气候。
在这个案子中、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者知其可死而不欲其死,本诸仁心,原之旧案,谅以前情,设法囿宽,判处死缓,既使公众知律之所禁、法之所排,又使世人知其再生之所由,维护人伦大端不坠,才是本事和能耐。
不少作者写文章,提到好色、不守清规戒律的和尚时,往往都会称之为“花和尚”,比如几年前有条新闻,标题就叫做“江苏‘花和尚’约女网友,趁机猥亵拍裸照威胁获刑”。还有一篇网文干脆说:“‘淫僧’是个文言词汇,译成百姓的通俗白话,就是‘花和尚’。”
借山东大学召开“百年儒学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牟宗三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之机会,参观了烟台栖霞牟氏庄园。在庄园的牟宗三纪念馆中,看到了牟宗三先生早年所写的《自立铭》。这篇《自立铭》,似乎并未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中,很多学者表示是第一次看到。虽短小精悍,但读之却令人震拔奋发,不下于其深邃之哲思文章。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尤其是,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国家形成和社会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古代文献记载,应神天皇十五年,百济人王仁将《论语》携带至日本。此后,《论语》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发展嬗变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
《论语》最初的译本是哪本?应当是1687年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由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等编译,可称最早且最有影响力的关于中国儒家思想的译著。
历史上,以孔子儒家思想为纽带,中国与世界很早且很好地开展了交流与交往,今天中国走向世界,孔子儒学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博大精深的孔子儒学影响了中国文明史,也应该成为中国与世界文明对话的纽带,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历代南安人一再对之进行修葺,乃至重建,可见人们对文庙、对教育的重视。重建时大多由历任知县、邑绅或教谕、学录、训导主持。每回重建,就会勒石立牌,纪其事、说其难、表其功。据《南安县志》与《丰州集稿》所载,南安文庙共有修建碑记十五方。自清光绪年间废科举学堂后,南安文庙才真正渐渐荒废。
过分的理性,其实就是虚伪。所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朱先生提倡法治的本土资源,应该是不难懂得这个的。
陈献章开明代心学之端,在朱学为显学的局面下,另辟蹊径,另立门户,发明了著名的“自得之学”:“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世界观;“君子一心,万理完具”“心为道舍”的本体论;“于静中养出端倪”的方法论。“自得之学”的提出使陈献章上承陆九渊,下启王阳明,是朱子学向阳明学过渡的关键一环,开启了明代心学重光的闸门。
《大学》自宋儒尊信表彰以来,解说纷纭,莫衷一是。学界对《大学》研究的分歧主要围绕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篇名含义等问题展开。目前学界对《大学》的研究呈现两种态势:一是围绕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或某个历史时期对《大学》展开的研究;二是将对《大学》的研究置于四书学之中,缺乏像对《论语》《孟子》那样所进行的学术史的梳理。···
明代名人王阳明,一生北上南下,文功武略,在许多地方留下足迹,结下不解之缘。严滩就是其中之一。几回舟过严滩的王阳明,在此“顾瞻怅望”,在此留下祟学大事“严滩问答”。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密不可分。历史地看,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源远流长,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李之藻(1565—1630),字我存,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曾授官平禄寺少卿、知州、太仆寺卿、南京工部员外郎等职。他学问渊博,“精于泰西之学”,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编译《同文算指》《名理探》《经天盖》《简平仪说》《天学初函》等10余部著作。同时,作为传统士大夫,李之藻中学造诣深厚,其代表著作为《頖宫礼乐疏》(以下简称···
重东方理之本义,阐释由性而起,据理而顺,彰显性之本原;重西方理之本义,阐释由理而始,从分析而上手,呈综合之气象。东方实践智慧与西方理论理性之互补,相鉴相融之中,集合起阐释的全部价值与意义,在无限反思之长河中,趋向真理性认识。基于中国古代文化与哲学传统,借鉴西方哲学及理性方法,可为当代阐释学基本规则的重要根据。
中国早期思想家在思考社会之“治”问题时,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出发,希望人们克己反躬,从而明道守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