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惩大诫”出自《周易·系辞下》:“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意思是说,因轻微过失受到小的惩罚,能够使人警诫自己,从小的过失里吸取教训,这样才不至于以后犯更大的错误。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先秦时期的编年体史书,为解释《春秋经》而作。《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讫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5年的历史,共计18万多字,全面、系统、周详地记载了周王室及诸侯列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辨明其原委曲折,反映了春秋时期的···
蒙培元先生在宋明理学、情感哲学、生态哲学等研究领域有着杰出的成就,代表著作有《理学的演变》《中国心性论》《情感与理性》《心灵超越与境界》《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等,对于儒家思想的历史研究和当代创造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于讨厌将世俗成功作为道德优越感标志的文化的那些人来说,布拉达坦的书是一种滋补品。常见的口号“赢得胜利不是一切,是唯一之事”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证明这个社会贫瘠平庸的证据。
笛卡尔既然愿意承认所有怪异的可能性的存在,他本人陷入疯狂的可能性为什么就是不可思议的呢?福柯给出的著名论证是说,笛卡尔给出了哲学和疯狂根本上分隔开来的声音---哲学,至少是西方哲学一直遵循这种传统。
《大学》首句乃是全篇的宗旨所在。它以《周书》等所见的周文理想政治之传统为依据,提炼出儒学最高的实践理想。就其古义而言,“明明德”是在政治领域中显明其光明之德,亦即行明德之政。明德之政,除了恤民怀柔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选贤任能。行明德之政,即亲民、安民的过程。
两汉之际,人们进一步丰富了这套易象体系的内容,赋予其自然哲学的内涵,并通过发明种种象数体例来完成这套易象体系的逻辑框架。魏晋之际,王弼通过对汉代易学的反思,发掘了这套易象体系之本——“大象”,认为可经由象而直契大道,将这套易象体系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
蒙培元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国心性论”,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家、道家、佛家等都归入“心性论”,这是一个独创的观点,既归纳了各家心性论的共性,又特别强调了儒家心性论的特性。“中国心性论”是当代哲学“情理学派”的产物,涉及“新理学”、“情感儒学”、“生活儒学”,以及“自由儒学”“心灵儒学”等。
《孟子与早期中国思想》基本上是对《孟子》文本细致的分析性研究,侧重于分析孟子伦理思想中的关键术语和相关观念以及该书的主要章节。同时,本书在先于孟子的知性氛围和孟子时代的语境中寻求理解孟子的伦理思想,所以包括诸如孔子、墨子、杨朱、告子等思想家的讨论在内并参考《庄子》《管子》等文本,其目的在于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逼···
柳诒徵先生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1]宋政即士政,一语揭示了宋代政治的本质。这是从汉唐时期的“尊经”发展到了宋初的“尊士”,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
本次会议旨在构建二十一世纪中国《春秋》学共同体,推动《春秋》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传承绵延两千年的中国经学传统,开展高水准“返本开新”型学术研究,开掘经典文本的当代价值,引领现代学术与思想体系的建构。
传统政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对官员的道德修为和职业素养的重视。谈到中国古代政德文化,周朝六廉制度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该制度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首次系统地提出考核和衡量官员的标准。《周礼·天官》对周朝六廉制度有着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
敬事而信,出自《论语·学而篇》,原文是:“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说,治理一个具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严肃治事并有诚信,要节约财用并爱护人民,要根据农时来使用民力。“敬事”代表严肃的治事态度。在孔子看来,严谨认真地对待事情,以身作则,才能够使人信服。
先秦圣哲历经数代锻冶,创构《诗经》《楚辞》《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老子》《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观照宇宙、社会、人生的文本。它们是先民文学智慧的结晶、后世文学思想运行之基轴和腾跃的跳板,决定着中国文学发展方向、性质和特征,是积淀“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最根本的精神基因”···
《诗经》作为六经之一,历来备受尊崇,对它的图像表现很早就已经出现,目前所见较早的记载是东汉刘褒作《云汉图》《北风图》,晋明帝司马绍作《豳风七月图》等。不过,历史上的《诗经图》大都以单幅或组图为主,只有南宋和清代分别出现了两种《诗经全图》,成为《诗经图》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