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重溯了儒家的思想道统,在这方面接续并推进了现代新儒家的工作,更深刻地推动在现代哲学视野下对儒家哲理的重构;而且在道家、释家、兵家等方面也都给出了富有思想新意的阐释,为后学提供了方向。可以说,他用自己的思想和生命实践重新“激活”了中国哲学的智慧,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西哲学的会通。
祥龙的“道”融合在子孙后代的生命之中,也融合在海德格尔所说的命运共同体的“天命”,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天道”之中,正如他的成名作《海德格尔与天道》一书显示的那样。
“由此就导致治道问题成为中国一切学问的中心问题。读任何学问都要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要么是个人身家性命的需要,要么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因此我认为治道问题在中国几千年思想史上,甚至一直到今天为止,依然深深地主宰了当代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
商与周的宗法和祭祀制度,并非如礼书及学者所谓截然分立,商周文化因革损益不仅体现在殷商鼎革之际,而且贯穿有周一代,周人文化诸多方面均体现了商文化与周文化互相交融、互相影响的特征。
这些著作的源头要遥远得多,属于我们曾生活过的那个跌宕起伏的时代;被表达的思想本身也经历着某种变迁,这已经被某些评论者注意到;而这思想在未来的命运,则无法预测了。
宋胡宏曰:“天下之道有三:大本也,大几也,大法也…治之大本,一心也;大几,万变也;大法,三纲也。”(《知言》卷五)心即王心。万变散在事,王心缘纪纲而加焉。王心在,则纪纲正;纪纲正,则万事明。
董子曰: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
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孔子之作六经,其书虽殊,其道则未尝不同条共贯也,其折衷则在春秋,故曰志在春秋。春秋为改制之书,包括天人,而礼尤其改制之著者。故通乎春秋,而礼在所不言矣。
王夫之曰: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盖孔子斟酌三代之制,作春秋新制也。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盖夏时最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宜,殷辂最朴素无饰,周冕华而不靡,虞乐韵舞尽善尽美也。春秋传言“大辂越席,昭其俭也”,孔子言“麻冕礼也,今也纯”。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被人称为阳明先生。他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徐渭曾经说过“王羲之以书掩其人,王守仁则以人掩其书”。王阳明的书法存世量非常少。不过,从他所存的书法墨迹来看,其水平之高,完全可以跻身于有明一代一流书家之列。故朱彝尊称其“诗笔清婉,书法···
古代“扼中江之冲”的芜湖从古一直绵延至今的书院就是创立于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年)的中江书院,已有250多年的历史。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荐举提拔而“政绩最著”的李世杰擢升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台,一向重视教育的他来到治所所在地芜湖后,就鼓励乡绅捐资在河(即今芜湖青弋江)南蔡庙巷内创建了中江书院,囿于财力,其时规模并不大。
感谢孟母堂举办这次活动,让众多朋友都能线上相会,漫谈读经教育。其实,对于读经教育,我自己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只不过有十几年感同身受的体会而已。所以今天我分享的只是一些个人感想,仅供诸位交流研讨的朋友们参考。我要讲的话题可以称作——“读经三问”。
先秦时期开启了我国五千年文明,而文字书写是文明的重要标志。那么,上古先民是如何掌握文字工具的呢?他们又是怎样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的呢?在秦汉以前数千年的时间里,文字表达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具有怎样的发展规律?以上都是本书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中国的宗教有别于西方宗教,这已慢慢成为大家的共识。但究竟怎么从理论上概括中国宗教的特点?这还需要学术界深入挖掘、认真研究。四龙教授从“人文宗教”的角度理解中国人传统的宗教生活,并把“人文宗教”解释为世界宗教的一种基本类型,这是我国学者在宗教学理论研究上的一项重要成果。
作为海外儒学研究代表人物的成中英,长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每年多次往返于中美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