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和国家出现后,官文书便应运而生,成为国家行政管理运转的重要凭借。早期官方文书的命名、形制都没有非常严格的界定。至秦始皇,为彰显帝王权威而设定诸多专称,天子号曰皇帝,自称朕,其命曰制、令曰诏。
《尚书》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乌克兰是自作孽,俄罗斯又何尝不是自作孽。老子所谓:强梁者不得其死。美国则是首恶,当遭天譴。不是不报,日子快到了!
儒家没有秘密,没有秘传。但是,其理“放之则弥六合,卷子则退藏于密。”道及高处,微妙隐微之极,极高明而尽精微,非语言文字所能尽,非上智者、尽心者难以领悟,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和思议。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能领悟者亦寥寥也,遑论其他人。这就是不隐而隐,不密而密。称之为秘密,亦无不可。
为了更好地宣传“非遗”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表达有福之州人民对构建新时期文明、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2月24日,“传孝道精神扬闽都文化”2022年拗九论坛专场活动在福州市非遗展示馆举行,省市相关领导、闽都文化专家、学者代表、台湾青年、在榕台胞、海外侨领代表、媒体代表等共同参与研讨。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理事会理事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联合研究生院院长靳诺出席并致辞,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理事长、秘书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党委书记、副主任国承彦线上出席活动。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理事会理事、联合研究生院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刘皓出席开课···
饮食是从古至今人们生活中最基本亦最为重要的活动,饮食文化也成为不同时期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对于饮食有许多深刻的理解,例如《礼记·内则》中言:“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甘滑”,即提倡顺应四时的饮食烹调,可以一窥古人的养生观念,有些“天人合一”的哲思蕴含其中。
孝敬父母、尊重兄长自古就被视为“君子”首要的道德标准,正如《论语·学而》所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两千多年来,中华大地上传颂着各式各样的孝子故事,古人就此编写过多种以“孝子传”为题的书籍,宋代以后的墓葬里也经常保存有大量相关题材的石刻图像。这些故事流传多年后经元代人选编,最终定型为人尽皆知的“二十四孝”。
《诗》是宗周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集中体现了周代社会的精神特质。《论语·季氏》曰:“不学《诗》,无以言。”先秦时期,文人士大夫尤为注重《诗》学修养,《诗》通过行人采诗、瞍赋矇诵、典礼用诗、赋诗引诗、诸子用诗等方式得以广泛传播,其典范性与权威性地位得到不断加强。
“如好好色”与“如恶恶臭”的比喻的实质性内容是我们对善的爱和对恶的恨应该在认知和情感上同时存在。对于《大学》“如好好色”和“如恶恶臭”这一比喻,朱熹解释为对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的最终目标的描述。王阳明则认为这一比喻描述的并不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后道德知识与道德动机完全结合为一体的修身目标,而是描述了真正的道德知识自始即是的模···
然而,回到心学自身传统,阳明走的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直觉体证进路:他借助佛老的虚寂本体转向儒家道德本体,以“生生”统摄“虚寂”,上达仁学,是为本体体证;又以解悟、证悟、彻悟为工夫次第,通过长期理论学习和现实磨炼,由渐悟而至顿悟,是为工夫体证;阳明久疑于“格物致知”问题,终在龙场大悟,由主体而上遂宇宙境界,是为境界体证。
现代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其实包含了两个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一是中国思想中本有的道论是不是一种本体论?二是中国古代的本体论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是什么关系?在诠释转换中,中国思想本身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只有将中国本有的道论、中国佛教产生以来的体用论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的关系分辨清楚,中国哲学形而上学问题才得以澄清。
宋学批评和否定汉学,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是深入经典内部进行的经学变革。宋儒治经的重心,既在“依经立义”,又坚持“以理义去推索”,以便进达“圣贤藩墙”,凸显了道统论意义的经学主旨。
中国政治哲学的特点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讨论、规定得比较充分,而关于国家的政体形式讨论得较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实行得时间长,个人在中国政治中从未走向前台,政治是利益集团间的制衡器,平衡了集团的利益,也就间接地施益于个人,缺少由上下力量博弈而出现的契约意识,重视德治,重视礼乐,民本思想源远流长。
周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于是孔子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三纲领八条目是也。
过分地、无条件地、无穷无尽地鼓吹个性解放,已经偏离了真正的个性解放的本旨,人对自身没有任何要求,却贪求无厌,稍不满足,就认为全世界对不起他云云。人人心怀不靖,偷私之心滔滔,行险侥幸者洋洋得意,妄图未遂者愤愤不平,这正是当今人类生活需要付出的最大成本和代价,简单说,就是人与人关系的成本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