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马勇应庞朴先生的邀约,参与其主持的四卷本《中国儒学》的编写工作,其中,第一卷《儒学简史》由马勇独立撰写,在30多万字的篇幅中,将三千年儒学史做了系统、概略、完整的描述,目的是让读者通过该书能够清楚儒学发展历史的整体框架。最近,该书的修订扩充版《中国儒学三千年》由孔学堂书局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道统论》,以道统为主线,梳理了自古至今中国三千年学术思想发展史。从问题入手,采用大历史和中西比较的视野,不仅能更深刻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学术思想,而且对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支撑,同样有重要价值。
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特征,与这个特征相对应,在思想界都有若干领军人物,他们肩抗大旗冲在前面,引领着千军万马,代表着那个年代,代表着那段精神。在中国哲学史界,上世纪20年代的胡适,40年代的冯友兰,60年代的侯外庐,皆是其例。上述人物的地位或有争议,但说李泽厚先生是80年代的代表人物,相信很少有不同的意见。
考察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采集意图,有利于将相隔三百年时空的“宋明理学”做一次同体观照。这种观照恰好是王阳明和朱熹就儒门内在“觉悟”圣道理趣根本上的相应、契合与内证功夫的体现。开掘并磨砺这一“觉悟大道”的实修路径与功夫,以期实现当代研究朱熹、王阳明学问方法和方向上转型。
“这些上帝或昊天上帝(五经中的上帝),都是孔子编撰圣经时对古籍概念的沿用。经过孔子之手,上帝已非人格神,而是与天道同义,可视为天道的形象化象征。这是圣经中昊天上帝的正义。其余解释皆非正义。”
客厅虽小小,人不满二百,然关注者不少。基本不邀人,也不愿踢人,希望各自珍惜。当然不是要诸君沉默寡言。沉默固可规避政治风险,却不足以建立道义形象,微群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相反,正言正语,多多益善。我是希望诸君言之有理,发而中节,和悦而诤。这也是微信群和思想界树立形象的最好办法。
黄仁宇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王安石变法之历史意义的视角:“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换言之,我们看···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岳麓书院恢复办学以来,承蒙先生一直关心和支持当代岳麓书院的建设与发展,书院上下感念至深。先生已逝,余音犹在!兹回顾先生与岳麓书院的几段重要往事,以追思先生、勉励后学!
在《先进》篇中,孔子所谈基本上都是他的弟子。第一章即“先进于礼乐”这一章,前人已经说的非常清楚。“先进于礼乐,野人也”,意思是没有贵族身份,要先学习礼乐,这些人是“学而优则仕”的人。
同济大学刘强教授的新著《四书通讲》近期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上市未及两月,便两度加印,印数达15000册,在读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该书的特色在于立足“四书”,旁及“五经”,系统而细密地阐发儒家之“道”。作者以现实关怀追绎儒学脉络,使“道”在日用常行间显现其生命力,又以儒家思想观照当下社会,试图在时代的“迷途”中指出那扇“道···
在南宋的时空背景中,一场文化的交织和融合徐徐展开。孔氏南宗以圣裔身份和大宗风范影响了江南士人和民众;同时,江南社会文化中的积极要素,源源不断地被吸收进孔氏儒家文化,不断丰富和提升其内涵。两者交融最终形成了与时俱进、特色鲜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区域文明传承体系。
陈献章(字公甫,人称白沙先生)是明代理学转向心学的关键人物,在哲学研究领域备受重视,但他在明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却甚少有人提及。陈献章的文学主张与写作,打破了明代前期台阁体主导的“阘冗肤廓,几于万喙一音”的文坛格局,并对李贽、公安派的文学观念及晚明重自我、重真情的文学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开始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但汉儒具体的治国理想和蓝图是什么,又如何实现这种治国理想和蓝图,却是不甚清楚的。其实,在宏大的政策口号背后,隐藏的是更为深刻和丰富的思想创造。两汉时期的“太平”理想伴随着“独尊儒术”国策的实施而兴起、兴盛,在两汉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两汉时期政治文化产生了重···
表面来看,简朴的政府部门设置,可以将官员数目控制在最小规模,并以很低的税率来维持政府运转。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确实保持着非常低的税率,据黄仁宇的研究,“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溧阳···
在这样一个较为复杂的情境下,这个领域怎样保持自己的清醒,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坚守底线,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别人希望你做的事,不成为给别人跑龙套的配角,这些是我们行业应该在未来5到10年,在越来越严峻的环境下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