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隐少受庠序教,即知马班之史,韩柳之文,尤以相如、子云、三苏为蜀中雄才,而有慕意。及览四库之书,其作者,无不以文言出,又自幼为之者也。
现时一般人以黄丝、蓝丝分别代表对立双方,其实并不全面,因为这样的划分只适用于在街上对立示威的两方,但其实香港还有很多人没有走上街头,但仍然对暴乱者的行为相当反感,他们固然也有很多人亲中,但其中最突出的却不在于亲中,而是反反中;现在对立双方的主体,不是反中和亲中,而是反中和反反中才对。
董仲舒首创了五行关系论的多重模式,包含了“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相干”“五行相助”“五行相和”等多种内容。这种思想不断被后世学者坚持、丰富与发展。但是,相生相克最终成为占据主流的通俗模式。而相和相助虽然屈居次要位置,但更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伦理需求。
《春秋繁露》以“道必极于其所至”的天人整体观为形上基础,根据“褒贬”“两言而管天下”建立核心价值观之“大义”,借“长于治人”的《春秋》架构起“为政”之理,着眼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为汉代亦为其后的中国传统社会奠定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根基。
朱熹一生编纂各类著作20余种,其用力、费时无疑非《四书章句集注》莫属,对后世影响最大也要数《四书章句集注》,然而传刻最多、流布最广的著作却可能是《近思录》。时至今日,在高校里中国哲学专业宋明理学原典选读的课程,学者往往直接采用《近思录》作为选读教材,无疑《近思录》是最佳的现成选本,不必他求。
“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再现——荒木见悟与中日儒学国际研讨会”于2019年9月14日至15日在复旦大学举行,中日两国共30余位学者就荒木见悟教授(1917-2017)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所做出的学术贡献及其研究方法,同时围绕中日儒学如何展示中国哲学丰富性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与交流。
积我近四十年的为学经验,我认为了解为学为人,比理解一个思想家的理论规模,不知道重要多少倍。因为从为人出发,理解他的为学是高屋建瓴,但如果你从他的理论学说出发,结果对他的为人茫然不知,这个就是现在的口耳之学,就是现在流水线作业的口耳之学,所以我对这种现象极度警惕,也希望咱们的同仁对这种现象有所警诫。
就社会治理而言,法律与道德、政府和社会、公域和私域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迫切需要回应的实践问题。当前广大农村社会正处于巨变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政法机关需要及时回应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肯定地方敢担当敢作为的精神。
本文首先剖析二程理学的体系架构和主要命题,继以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例来探求理学家解经的特点,指出宋儒经典诠释的成功之道:一是在于他们有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使他们对传统经典中“性与天道”问题的解释能做到得心应手;二是他们也并未抛弃传统的训诂学方法。这两点对我们今人创造性地诠释经典···
2019年9月17-19日,孔子第79代嫡长孙、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垂长受邀来到韩国出席儒学论坛并参访,期间出席在韩国新行政首都世宗市举行的“第三届忠清儒学论坛”,对话忠清南道知事(韩国省级最高领导人),参访论山市政府,参加鲁城阙里祠祭孔,并在首尔参访了韩国孔子文化中心。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如果你穿越到宋朝旅行,四川的确是最值得一游的地方之一,特别是成都。大家都知道,成都人讲求生活之闲适,喜宴游玩乐。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元代《岁华纪丽谱》载,“(宋时)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别的地方,旅游潮通常都是季节性,惟成都人一年四季都在找理由出门游玩。在这么会玩的地方旅行,肯定很有趣。
在汉代的“七经纬”中,《乐纬》是比较特殊的一种。不同于其他“六纬”皆有经书作为依傍,《乐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乐记》为阐释基础的。可以说,《乐纬》继承了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理论,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作为其讨论的中心。但不同于早期的儒家乐论,《乐纬》强化了圣王受命与制礼作乐的关联,解释了五声与五政比附模式的内在···
西汉董仲舒与北宋张载是各自时代的儒学代言人。在儒学史上,西汉董仲舒最早提出系统的天人之学,而北宋张载则第一次使用“天人合一”这四个字,将其作为一个思想命题明确地提了出来,并建构了“天人合一”的理学体系。
在对于董仲舒的历史文化地位的评述中,以王充《论衡》所言“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最为确切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