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儒教解读——以理学心性论为参照
经过佛教的探索与实践,“体用”思维在唐宋之际已非常成熟。当宋儒出来复兴儒学、开创新的哲学范式时,他们已能熟稔地把握传统“本末”思维的理论困难和当时“体用”思维的致思取向。尤其是作为理学开拓者、奠基者的“北宋五子”,都自觉不自觉地对“体用”思维作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探索与运用。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其门人问答的实录,记载了大量探讨理学的词语。比如,“阴阳”指宇宙间化生万物贯通物质和人事的两种元素,即阴气、阳气。朱熹用来解释自然界两种相互对立和此消彼长的气或物质势力,《朱子语类》中有665例。又比如,“格物致知”谓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朱熹指出“物格知至,方能意诚、心正···
儒家有一个游离于政治权力体系之外的结社传统,从孔子携门人周游列国,俨然流亡团体,到东汉太学生以名节相尚酿成党锢,再到宋明道学讲学成风开宗立派,不绝于史。宋儒欧阳修公然提出君子有党论,为现实政治服务。至朱子,已惯于以“吾党”“吾徒”号召志同道合的道学同仁。朱子之丧,即便遭遇政治高压,仍有千人会葬。
北宋五子,指的是北宋时期的五位理学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关于北宋五子,历史上有“五星聚奎”之说。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曾说:“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启文明之运。逮后景德四年、庆历三年复两聚,而周子、二程子生于其间。”
考察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采集意图,有利于将相隔三百年时空的“宋明理学”做一次同体观照。这种观照恰好是王阳明和朱熹就儒门内在“觉悟”圣道理趣根本上的相应、契合与内证功夫的体现。开掘并磨砺这一“觉悟大道”的实修路径与功夫,以期实现当代研究朱熹、王阳明学问方法和方向上转型。
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其人格气质综合儒者、隐士与纵横家于一身,故其学驳杂。这样的孔明形象自有其吸引人的天资之美,但之于俗众没有教化的意义。宋儒通过予蜀汉以正统、守仁尽道、居敬行简、复兴礼乐这四个过程,重新建构了孔明的儒者形象,从而使其在俗众眼里具有普遍的教化意义,进而影响了后来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通俗文学。
宋代礼制的变化与理学的兴起、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祀高禖这一礼仪活动自古以来需要男女共同参与,而宋代高禖礼中出现的男女分祭现象,使皇后不再能出宫门行礼。综观其他的赵宋皇家礼典和礼制,出现的诸多变化,很明显受宋代礼治格局的影响,表现出重内外之别、强调闺门之礼的特点。
宋代理学滥觞于唐,崛起于庆历年间,在熙宁、元丰年间初具规模,至南宋朱熹最终成为主流学派,以至于贯穿影响了宋明时代六百年。理学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席卷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其核心思想是追求生命的内在真理。理学研究聚焦于物质世界,试图以观物察己的方法寻找天道和伦理道德规范。然而,此种文化体系又不同于西方···
明道之学系从道家之顺应物性、以百姓心为心等说,转手而来;明道不属“心即理”学,如其《定性书》:“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若为“心即理”,则该言系于心亦系于物;明道之客观理学,系建立于“服牛乘马”之物各付物上,一径顺任牛马之性,道理如斯而不可易。
魏源被公认为是以今文经学为主的启蒙思想家,但从其思想整体上看,他不仅对今文经学十分推崇,还对理学思想也很是认同。魏源并没有否定理学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对道统传承十分关注,并且在他的学术生涯里一直深受理学思想范式的影响。
阳明是很清楚地看到了朱子的论说所存在的问题,从而用种树的方式描述心学的工夫。起于心意的正与不正,终于正心意的不正,用私心去看成圣之学看出来的大多是森林的模样,再进一步也不过是一棵棵树木,这是逆的会使人倒做工夫的,亦是静的会使人分段做工夫的,只有用心去体会才能感受到生意的流转变化,是动的,是顺的,是生意且不息的···
本书是殷慧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朱熹礼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从2009年其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到2019年此书正式出版,正是“十年磨一剑”。作为儒家网2019年度评选的十大好书之一,可谓名至实归。细读此书,其特色与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唐宋时期的“《孟子》升格运动”,尤其是《孟子》被列入“四书”,具有了“经”的地位,这与宋代理学的兴起有着决定性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孟子思想是宋代理学的思想中坚,宋儒的“内圣”和“外王”都与孟子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此予以说明:一、性善论与理学家的判教;二、工夫论与高尚的道德境界;三、民本思想与“格君心之非”。
总体而言,2019年的儒学研究,仍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既有对于儒家经典文献的扎实分析,也有对于儒家思想的源流梳理,以及对于儒家哲学的当代创发。本文围绕五个方面对此年的儒学状况进行梳理,分别是:儒家经学与子学的互动、宋明理学的多方位研究、晚清及现当代儒学的拓展深化、礼学与儒家政治哲学的深入探讨、比较视野下的儒···
二程将庄子与佛老同视为异端,但其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了当时正值兴盛的佛教。在儒道会通的时代背景下,二程对庄子有批判也有较为深刻的研究,在其理学理论创建中借鉴并吸取了庄学的元素,从对庄学中本体之道的统合性借鉴,再到对庄学修养功夫中去欲、虚静、心斋等理论的汲取,二程的理学理论得以更加充实与丰富。
早期儒家心性理论存在着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原因在于气质之心的局限性。善恶皆有的气质之心的局限性只有在遇到绝对之理后才获得了克服。
关于《礼序》一文的作者,自南宋至今,有“程伊川作者说”与“朱子作者说”两种说法。本文对两种旧说提出质疑,并举出五条证据,即内容之一致、篇名之吻合、《礼记》著作之有无、思想内涵之相符、卫湜《礼记集说》之引用,考定《礼序》作者乃程伊川门人周行己,《礼序》即今本《浮沚集》卷四所收《礼记讲义序》。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与教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儒家经旨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讲稿,是宋代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学界虽然从文献整理、概念与特点界定、文本诠释等角度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对经筵讲义的通贯性的文献整理、对经筵讲义发展脉络的梳理,及其···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经旨义理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经筵讲稿与帝学教材,为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寄寓了士大夫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帝王与士大夫的互动与交流中,经筵讲义逐渐兴起与发展,至南宋时蔚为大观,具有以义理解经,启沃君心,联系时政,语含劝诫,语言通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