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登国】从清华简《系年》看《春秋》“始隐”问题

儒家慎始。经书开篇,大都寓意颇深,统摄全篇,如《诗》之《关雎》、《书》之《尧典》、《易》之《乾》《坤》。至于《春秋》为何自鲁隐公开始,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1年,清华简《系年》的公布,为解开这一谜题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新的视角。《春秋》始于隐公,实是源自西周末期“二王并立”开启春秋各国乱局,霸权迭兴,孔子···

【宁登国】从清华简《系年》看《春秋》“始隐”问题

儒家慎始。经书开篇,大都寓意颇深,统摄全篇,如《诗》之《关雎》、《书》之《尧典》、《易》之《乾》《坤》。至于《春秋》为何自鲁隐公开始,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1年,清华简《系年》的公布,为解开这一谜题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新的视角。《春秋》始于隐公,实是源自西周末期“二王并立”开启春秋各国乱局,霸权迭兴,孔子···

【陈岘】天人贯通:《周易》《春秋》交互诠释中的经义整合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结构,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董仲舒凭借基于《春秋》学的“天人三策”,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

【曾亦】《春秋》为“刑书”——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问题

关于孔子《春秋》的性质,古人或以为“经”,或视作“史”。本文立足于汉人视《春秋》为“刑书”的立场,重新审视《春秋》作为“经”的性质。文章认为,《春秋》所以成为“刑书”,实在于孔子曾有得君行道乃至得国自王的本志,而《春秋》不过是孔子用以治世之书,即作为“一王之法”而已。后儒深讳斯旨,遂抑孔子为“素王”,以为孔子不过假《春秋》···

【孙磊】《春秋》“大一统”与国家秩序建构——以西汉国家治理为中心

一方面,“大一统”学说塑造了西汉国家秩序的神圣根基,董仲舒提出孔子作春秋,王者受命于天和阴阳灾异说,接续传承古典“天道宪法”,以道统制约治统;另一方面,以“通三统”寻求“大一统”,董仲舒以尊天道的王道为本,通过对历史上的制度进行损益,将王道的精神渗入政治与社会,从而为汉立法。

【马文增】《春秋》“襄公三十年”释义

《春秋》“襄公三十年”讲了六件事,以“五德”作为评价是非的标准,整体上描述了“襄公三十年”这一年天下人的道德状况。

姜广辉论《春秋》的“大义”与“微言”

9月12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人文高等研究院(简称“高研院”)成立。作为高研院成立系列活动之一,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处、湖南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岳麓书院讲坛之“人文大家谈传统文化”专题系列讲座,9月16日下午,专题系列讲座特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姜广辉先生主讲,主题为“《春秋》的‘大义’与‘微言’”。···

【王沁凌】《春秋》“借事明义”说辨析:《公羊传》的传统与宋代理学的新诠

“借事明义”是《春秋公羊传》诠释《春秋》经义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由董仲舒点明,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推阐,而成为贯通《公羊》学“三科九旨”诸说与《春秋》经文的无形脉络。宋代理学化的经学家在注解《春秋》时也自称运用“借事明义”之方,其代表程颐、胡安国以“穷理”统摄《春秋》经解的一切方法,将“借事明义”等同于“格物穷理”,并···

【骆扬】试论春秋笔法及其历史书写中的客观性

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

【柯小刚】道与迹:《诗》《易》《春秋》的古今之思

回顾经典所载的“古今之变”关键时刻,会非常有助于今天思考古典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回溯文明创始的最初时刻,亦将有助于深化古今关系的思考。所以,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做一点探索。

【吴荣生】孔子修订《春秋》的意义

孔子修订《春秋》成为经典,可以教化天下人,书中不仅仅是叙述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承载着评判和威慑世人的标准。所以通过孔子修订《春秋》,儒家思想成为后世准绳,也发挥了治理天下的作用。

【徐建委】季札观乐诸问题辩证 ——兼论早期儒家对先秦知识的塑造

此类故事在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中颇为常见,应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解读,关注其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后人对先秦历史的许多“历史感觉”,多来自于这类充满了现场感的故事,而它们多数都是早期儒家所创制的。或者可以认为战国初年儒家学者们所编纂的故事,塑造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认知与想象的主色调。

【李占鹏】《春秋》终年在何时

笔者以为,把《春秋》编纂终年直接断定在鲁哀公十四年欠妥。因为在《春秋左氏传》里,《春秋》的终年是鲁哀公十六年(尽管被指后人所补)。我们不是要把《春秋》的终年定在鲁哀公十六年,但直接定在鲁哀公十四年也不合适。

【朱松美】经典诠释与秩序重建——董仲舒如何借《春秋》诠释重建政治秩序

在传统社会,政治和思想体系的构建常常要借助于经典诠释。经典的精微奥义在不断和不同的诠释中延伸、变幻,彰显出鲜活的生命力和不朽的魅力。

【刘洪强】源流互质视野下的董仲舒及汉代《春秋》观

西汉《春秋》学有以下几个特征:神化孔子作《春秋》,为汉代政治合法性服务;以《春秋》经世,为汉代政治和改制提供蓝图和具体指导;《春秋》流为史学,为后世的历史书写提供了较为成熟的范式、体例。

【曾亦】经史之别:程颐与朱熹《春秋》学之歧异

朱子理学以程颐为宗,虽遍解诸经,却无《春秋》学方面的著述。其先,胡安国本于程颐《春秋传》而治《春秋》,尤崇尚“一字褒贬”之书法。朱子则不然,而颇攻胡氏之学,以为《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已,且不信条例之学,而于《春秋》三传中独重《左传》,则纯粹以史书视《春秋》也。

【郭晓东】论陈立对《春秋》“王鲁”说的发挥

陈立明确区分了“衰周之鲁”与“《春秋》之鲁”,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从而托鲁为王者乃“《春秋》之鲁”,而非“衰周之鲁”。同时,陈立在为何休《公羊解诂》作新疏时,不仅全面继承了何休的“王鲁”思想,并且顺着何休、徐彦的思路,对《公羊》本文的“王鲁”意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从而使得何休的“王鲁”思想被更为彻底···

【杨朝明 李文文】《春秋》里的微言大义

《春秋》的作者相传是孔子,关于孔子的作品也有不少,但如果请孔子本人推荐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作,他很有可能会推荐《春秋》。孔子说自己“志在《春秋》”,其中表达的微言大义,彰显其正名守分的政治主张。

【朱康有】董仲舒对《春秋》的意识形态转换

《春秋繁露》以“道必极于其所至”的天人整体观为形上基础,根据“褒贬”“两言而管天下”建立核心价值观之“大义”,借“长于治人”的《春秋》架构起“为政”之理,着眼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为汉代亦为其后的中国传统社会奠定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根基。

【张帆】属辞比事 惩恶劝善——中国最早一部史学著作《春秋》的成书与风格

《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它的体裁是编年体,以鲁国纪年为纲,按时间顺序记载东周前期的历史大事。历史学家习惯上把东周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称为春秋,后期称为战国。所谓春秋时期,实际上就得名于《春秋》这部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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