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汉初政治论——准儒家时代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17-07-24 17: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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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汉初政治论——准儒家时代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本文选自余东海著《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初二日壬子

      耶稣2017年7月24日

 

 


 

汉初强调休养生息,朝廷盛行黄老学,颇有道家范,后世学者便以为是道家治国了,殊不知汉初儒学也颇为盛行,虽未明确意识形态主位,然在朝廷、官场和民间的影响,与黄老之学相比,俨然并驾齐驱。

 

皇帝祭孔,自刘邦始。《史记》记载:

 

“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孔子世家》)《汉书》也说,汉十二年十一月,刘邦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

 

太牢,最高规格的祭礼。刘邦经过鲁地,要用牛羊猪三牲俱全的太牢祭祀孔子,不仅意味着刘邦对儒学的肯定,而且标志着官方对儒学地位的最高认同。从此,祭孔大典成为国之大典与祭天、祭黄并为“三大国祭”。陈普在《咏史上·汉高帝八首》诗中写道:“莫把溺冠轻议论,要观过鲁太牢心。”

 

刘邦以太牢之礼祭孔后,各诸侯、卿大夫、宰相到任,常先拜谒孔子墓,然后才就职处理政务。

 

刘邦对孔子和儒家的态度,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早是轻蔑无礼,骂骂咧咧,尿撒儒冠。但兵临陈留时,受到郦生教训之后,态度有所改观。郦生跟随刘邦,屡建功勋,为刘邦统一天下做出了卓越贡献。

 

叔孙通儒服而见,也曾受到刘邦(当时还是汉王)厌恶。叔孙通于是改为短衣楚制,才让刘邦高兴。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弟子百余人,也都得不到重用,叔孙通也不推荐。刘邦称帝后,叔孙通建议:“夫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养子共起朝仪。”

 

刘邦采纳了叔孙通建议和他所制定的朝仪,“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的诸多弟子也“悉以为郎”。后来刘邦又“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以儒学培养继承人。孝惠即位后,叔孙通又进一步制定了宗庙和其它各种仪法。

 

建国之初,陆贾常常在刘邦面前称赞儒经,刘邦就骂他:“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道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于是刘邦让陆贾总结历史经验,说明“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的原因。陆贾作书十二篇献上,每上一篇,高祖都称赞不已,号其书为《新语》。

 

陆贾在《新语》中举出尧舜之治,周公之政等历史经验,说明一切先圣明王都是以仁义治天下取得赫赫政绩,又举出吴王夫差、智伯、秦代依靠暴力必然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他说:

 

“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权,故有倾仆跌伤之祸”;“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要社会稳定,政权稳固,只有行仁义,法先圣,实行仁政王道:“尧以仁义为巢……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因而他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于无穷”(《新语·辅政》)。“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新语·道基》)。

 

协助刘邦制定礼仪和官制的叔孙通、奉刘邦命作《新语》的陆贾都是当时大儒,意味着刘邦的治国主导思想和朝廷礼仪制度都姓儒,即制度架构和思想底色是儒家的;惠文二帝实行“孝治”,更在行政实践和意识强化上奠定了基础。文帝立《孝经》博士,在位期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

 

张苍,先后担任过汉朝代相、赵相等官职,后又迁升为计相、主计,“领主郡国上计者”(《汉书·张苍列传》)汉文帝时灌婴去世后接任丞相一职,汉文帝后元元年因政见不同自动引退。张苍曾校正《九章算术》,制定历法,主张废除肉刑。值得一提的是,张苍曾跟随荀子学儒,与李斯韩非是同门,而贾谊是他的门生。

 

刘邦在汉十一年二月下求贤诏:

 

“盖闻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以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汉书·高纪》)”

 

可见刘邦推崇王霸事业,以周文王为最高政治典范,齐桓公晋文公次之。其选贤标准无疑以儒家为最高,其心目中的“贤士大夫”,首先是儒家道德君子,其次是尊崇仁义的管晏派法家人才。

 

刘邦临终前“手敕太子书”,从中可见其态度转变的轨迹和对儒家的高度推崇。他说: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尧舜不以天子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云云。

 

刘邦集团高干中儒学名家辈出,如郦生、陆贾、随何、叔孙通、娄敬、张苍等等,陈平张良萧何等,虽非儒家,也有一定的儒学修养。后来好儒的高官大臣就更多了,“婴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汉书·田蚡传》),兹不详论。

 

另外,汉初宗室和他们的亲信也有不少儒士。《汉书》记载: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汉书·楚元王传》)

 

“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文三王传》)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史记·五宗世家》)

 

“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另外,汉初儒学的民间势力和影响也很大。《汉书》记载:“参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曹参传》)曹参相齐国时,诸儒百数言治,可见当时儒生之众多,仅齐国就可以召集上百人。

 

《史记》记载:

 

“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刘敬叔孙通列传》)

 

叔孙通征鲁诸生三十余人,这些人必是鲁国儒生中著名而为叔孙通所知者,可见当时名家之多。

 

 

继陆贾之后的大儒是贾谊。“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史记·屈贾列传》)

 

贾谊在《过秦论》中进一步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并且在《新书·数宁》中对黄老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当时,“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雪师之钱果巨方,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如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各种政治社会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并且越来越严重。贾谊指出三个重大的问题即:“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僭拟,地过古制”。

 

秦朝违仁背义造成的风俗败坏、宗法失序、法度松弛的问题,在黄老无为思想的影响下,愈演愈烈,社会矛盾大量产生和尖锐化,贾谊认为正是黄老无为思想造成天下这种局面,他说:

 

“夫无为而可以振天下之败也,何等也?日:为大治,可也;若为大乱,岂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天等也,至骨齐上也,进计者犹日‘无为’可为长大息者此也”。

 

儒道两家的冲突随之进一步深化。汉景帝时发生在黄生和辕固生之间的一场唇枪舌战颇具典型意义。《史记》记载: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史记-儒林列传》)

 

有必要强调一下争论双方的文化立场。辕固生是齐国治《诗经》的大儒,黄生则是黄老学者,他认为上下有别,汤武革命,以臣诛君,大逆不道。辕固生的反驳极为有力:照你所说,高祖诛暴秦建汉朝即天子位,岂不成了乱臣贼子了吗?

 

这场发生在儒道两家之间的争论,很显然是辕固生赢了。但是,这个问题太敏感了。景帝支持哪一方都不行,只好利用皇帝权威急忙阻断。(于此可见景帝的道德水平。如果是儒家圣王贤君,毫无疑问会支持辕固生,明确承认汤武革命的正义性)

 

辕固治诗的大专家,当时与伏生、胡毋生、董仲舒等等大儒齐名。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辕固师徒繁衍,“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窦太后崇尚黄老,好读《老子》,招问辕固,辕固直言不讳地说:“此家人言耳。”

家人,指平民。颜师古:“家人,犹言庶人也。”

 

窦太后听后大怒,命辕固与野猪搏斗。幸亏汉景帝暗中给了辕固一把利剑,辕固才杀死野猪保全性命。窦太后也只好作罢。后来,辕固离京为清河太傅,不久辞职归乡,在家授学。

 

汉武帝即位后,向全国各地征召贤良。90多岁高龄的辕固以贤良身份到了都城长安,他告诫公孙弘(后官至丞相)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云。

    

 

汉武帝之前,汉朝儒化程度不高,但并没有脱离儒家文化和制度的整体框架;黄老之学虽然受到特别重视,但并未成为意识形态主角。所以,所谓汉初为黄老政治,是道家自我脸上贴金和浮浅学者以讹传讹。汉初实为儒道并重,而且道家之经、老庄之学的“政治地位”并未高于儒家。汉初政治应该定位为准儒家政治。

 

经过西汉前期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建设,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恢复。政治上,在平定了吴楚七国的动乱后,诸侯王的力量进一步削弱,国家政权得以巩固。然而在指导思想上却众口异声,“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汉书·董仲舒传》)。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独尊儒术,将政治指导思想明确地定为儒家。《汉书-武帝纪》说: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孝武就是汉武帝。汉朝包括东汉,除汉高帝和汉光武帝外,所有皇帝谥号前都有一个孝字。

 

另复须知,道家相当于儒家的支流。道家所宗《易经》本为儒家六经之一,且为经中之王。只是道家作为支流过于偏远了,偏离源头和主流太远了。

 

孔子编书断自尧始。儒文化是自尧以来中华文明的主要缔造者,是几乎所有王朝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制度建设者。法家将郡县制扩于全国,然法家作为指导思想唯秦一朝。周汉礼制建设最为辉煌,影响及于今。诸子百家无论影响多大,从无取代儒家主统地位者。

 

道儒道两家有异有同有交集。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学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无为而治”等等,其实这些主张并没有脱出儒家的框架。重农抑商、轻徭薄赋、除秦苛法、约法省刑、与民休息等措施,本来就是儒家德治的特征。

 

有必要说明一下,所谓黄老政治,也是拉郎配。老子“不讲政治”,颇有无政府主义倾向;黄帝则“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史记·五帝本纪》)与道家原则格格不入,完全属于儒家道统这个系列。只不过黄帝事迹传说居多,比较渺茫。儒家严谨,不像道家胆子那么大,论道统一般从尧舜起,不及黄帝。

 

无为之治更是儒家政治题中应有之义,舜当政的时候,一切沿袭尧制,以德化民,被称为“无为而治”。不过,这是儒家制度法律框架之下的“无为”,与道家“效法自然”、“使民众无知无欲”的无为本质不同。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