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樟法】东海随笔小集(之十六)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10-11-28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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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反俗倡雅有良方----献计文化部长蔡武先生
 
“反三俗”已成为近段时间媒体的热门话题。所谓“三俗”,就是庸俗、低俗和媚俗。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掀起了“反三俗”的高潮。8月6日,文化部长蔡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反三俗”开出的方子是:
 
“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善于发现、提倡反映主流价值、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广,典型引路。”“多用引导的办法,少用行政的办法,团结、带领艺术创作人员,逐步形成强大的良好的创作风气。”云云。
 
比起以前“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运动来,这次反俗运动在方式方法上大有进步。只是蔡武所言过于浮泛,近乎“正确的废话”。
 
“反俗”为了“倡雅”,“倡雅”才能“反俗”。反俗倡雅,相辅相成。一种高雅、高尚、积极向上、具有普适意义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弘扬,不仅是“反俗”的最终目的,也是“反俗”的最佳利器,是“强大的良好的创作风气”最大保障。
 
同时,“三俗”要反,“猫论”“摸论”和“鸡的屁主义”、利益主义、利己主义等等论调和思想更要反。政治性、导向性的庸俗、低俗和媚俗,才是最恶的俗,比“三俗”危害更大,这也是“三俗”的源头,是“三俗”强大的思想背景和“政治后台”。
 
要“发现提倡反映主流价值弘扬主旋律的作品”,首先应该把“主流价值”明确出来、树立起来,把儒家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精神和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树”为主流价值,把汲纳了西方精华、涵摄了人本主义的儒家仁本主义提作当今中国的主旋律(关于仁本主义的具体内容,请参阅东海《大良知学》中《仁本主义纲要》诸文)。这才是反俗的良方,也是反俗的意义所在。
 
这一良方是现成的,不需要再去“发现”,但要提倡它们,却需要相当的道德勇气,需要一份真正爱民爱国的仁者情怀。要把汲纳了西方精华、涵摄了人本主义的仁本主义思想提升为当今中国的主流价值和主旋律,更是一个巨大而艰难的工程,有赖于体制内外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2010-8-8东海儒者余樟法
 
 
 
叹时世艰难,与同道共勉
 
 
一个世紀以来,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遭到了五四和文革的极度摧残和丑化妖魔化,导致国人思想、文化、道德、精神、心灵等等普遍性贫困,导致了上上下下的特权崇拜、金钱崇拜、利益至上,到处是官不官民不民、父不父子不子、师不师生不生的末世现象。正如某网友所说:
 
“当前之中国,严格教师之标准,则无师;严格公仆之标准,则无官;严格政党之标准,则无党;严格政府之标准,则无国;严格民族之标准,则无汉;严格做人之标准,则多为鬼魅……”(跟帖于《民主启蒙与文化启蒙-----兼提醒刘亚洲将军》)
 
这是一个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化、道德环境都空前恶劣的时代。整个社会普遍充斥着对传统的无知、对良知的无畏和对儒家“非理性”的厌恶。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及自由人士也“无知无畏”地批儒反儒,视儒家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把儒家与民主对立起来。
 
孔子时代礼崩乐坏,而今则是彻底的学绝道丧----早已无礼可崩无乐可坏。要重树良知信仰、弘扬儒家文化,其艰难程度将是空前的。这正是考验当代儒者的时候。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朱子说:“肯为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是真儒者就必须挺身而出,切切实实地为别人着想,为民众着、为社会、为中华民族着想。
 
这也正说明了振兴儒家、弘扬儒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是儒家的根,儒家是中华的魂,没有儒家就没有真正的中华。只有儒家才能救治良知、建设良制、兴我中华,只有儒家才能提供这种文化实力和道德内力----当然,儒家某些思想观点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升级和更新,近几年来东海致力的正是这一承前启后、返本开新的工作。2010-8-9东海儒者余樟法
 
 
真正的强者,真正的成功
 
 
有人在“猫眼看人”、“天涯杂谈”发了个题为《整天盯着不公,只能让自己不成功》的帖子,公然主张“强者制造不公,智者利用不公,弱者抱怨不公”云云。
 
确实,当今中国很多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奉行“强者制造不公,智者利用不公”。这是非正常的,是教育失败、政治腐败造成的社会溃败人心败坏,导致了这种小人哲学、强盗哲学和豺狼逻辑的流行。
 
制造不公不是“强者”是强人(强盗);利用不公的不是“智者”是奸人。这种所谓的“强者”和“智者”,乃社会之敌、正义力量之敌,真正的强者智者之敌。正确的说法、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强者维护公正,智者呼吁公正,弱者享受公正。
 
靠不择手段,靠制造不公和利用不公而取得的外在的一时的“辉煌”,不是真正的成功,相反,那真是失败啊----良知败坏是人生最大的失败。自强不息、当仁不让者才是真强者,内有德乎道、外有功于民才是真成功。
 
有得乎道为内圣境界,有功于民为外王事业。中华文化对“事业”有特别的定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将(《易》的作用)施加于天下民众、为天下人民谋福利,那才叫做事业。2010-8-7东海儒者余樟法
 
 
盗贼不死,圣贤不止----制度与道德关系浅说
 
 
制度与道德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可以互相促进,也可以互相促“退”。
 
良好的制度有助于道德(包括官德和民德或者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的普遍提升和良知的广泛觉醒,即一个好的制度会让人变好,而普遍提升的道德和广泛觉醒的良知又反过来有助于制度的不断改良和进步。
 
同样,制度的恶劣则会导致道德的普遍败坏(一个坏的制度会使人变坏),道德特别是官德和士德的普遍败坏又反过来作用于制度,让制度越来越难以改良,甚至恶劣程度越来越深。因此,道德优化与制度优化、文化启蒙与民主启蒙应该双管齐下,同步进行。张载曰:
 
“善有劝,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张载《正蒙》)
 
好人好事(善)受到鼓励,坏人坏事(恶)受到阻击,是非得到明辨,善恶得以公正,这是“天下之利”。而要达到这种“国治”的效果,有赖于一种好的制度和好的文化(意识形态),而好的制度和好的文化又有赖于以“天下之利”为己利的“君子”们的努力----如果体制内外“利於不治”的“私己”小人多多,好制度的建设和好文化的弘扬就会变得非常艰难。
 
一个好的制度会让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这话似乎是邓小平说的(大意),不错,但也不尽然。制度最好,不能让所有坏人变好。儒家即重视制度建设又重视道德教化,反对脱离文化和道德根基的制度至上。
 
同时,制度最坏,也不能让所有好人变坏。总有那么有些人,在任何条件、任何情况、任何制度下都不会变坏,而且主动挑起制度改良文化、道德重建的历史性重任。
 
盗贼不死,圣贤不止,小人横行盗贼蜂起之时,也必有英雄豪杰乃至圣贤人物出现,砥柱中流力挽狂澜,为社会作中坚,发良知之光芒。无论怎样落后,先进的制度终将建设起来,无论怎样艰难,优秀的文化终将弘扬起来!
 
2010-8-25东海余樟法
 
 
当务之急,治本之策---开展道德重建运动
 
 
当今中国,不仅多数强势人物豺狼化,很多蒙冤遭屈受欺受压的弱势群体也畜生化蛇蝎化了,从世俗的角度看似乎不值得救助,但在儒者眼里,无论什么人,即便是小人奸人恶人,其基本人权也应该得到一定的保障和维护。
 
只不过,当今中国蒙冤遭屈受欺受压者太多,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渺小的,有志之士应以“道援”为主。民主追求、制度优化、文化重建、良知启蒙等等都属于“道援”的范畴,然亦有区别:制度救援的是他们受欺受压的身,文化和道德救援的则是多灾多难的心。
 
手援难“道援”更难,但“道援”才是至关重要的。不援之以道,民众的正当权益就得不到全面的维护;不救度其心,纵然民众权益得到一定维护,他们仍然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弱势的时候受欺受辱,得意的时候欺辱他人,这已是不少国人的通病。仅仅局限于一个一个的手援,别说力所不及,即使侥幸费尽心力援救起少数人来了,也很可能是衣冠禽兽,是不得志便猖狂、得志更猖狂的中山狼,一有机会就成为社会不公的制造者、社会进步的阻碍物----这堪称一种特殊形式的“仇报”。
 
面对天下滔滔,面对国不国、人不人、官不官、民不民的现状,当务之急是开展一场全方位多层次的道德重建运动,包括政治道德、学术道德和民众道德的重建。这才是治本之策,是对民众苦难最好的救援。
 
当然,道德不是空洞的,道德重建运动必须落实到法律、制度和文化的层面,必须包括健全司法系统、根治司法腐败等工作,必须围绕着制度的改良、文化的振兴来开展---这里的文化,是指中华文化,又特指内圣外王圆全、道德制度并重的儒家文化。
 
对于儒家,东海主张复古更新。复古是返本,是返归孔孟之道,传承道统,更新是汲摄西方精华,升级文化。复古与更新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一体两面:在更新的前提上复古,在复古的基础上更新。离开了更新,复古就会抱残守缺;离开了复古,更新就会丧根失本。2010-8-27东海儒者余樟法
 
 
恩将仇报亦寻常
 
 
心为身役身为物役、利己主义利益主义,乃人的习性之常,无情无义忘恩负义、唯利是图利(色)令智昏,也算不了什么,以怨报德、恩将仇报才是人性之恶的极至。这样的故事,古今中外都有,《李汧公穷邸遇侠客》是其中著名的一个,梗概如下:
 
李勉做开封尹时,抓了个江洋大盗,犯人被审问时哀求李勉,李勉见他气度不俗就放了他。数年后李勉卸任去河北旅游,到某县发现当年这个囚犯成了当地的县令,于是拜访。县令激动万分,一连十天陪吃陪住,十天后回家对对妻子讲:“恩公曾救我性命,我该如何报答?”妻子说:“给他一千匹绢行吗?”县令说:“怕是不够。”妻子又说:“那二千匹够么?”县令说:“还是不够。”妻子说:“既是如此,那干脆杀了。”县令于是心动,决定动手,他家里的一名仆人心中不忍,跑去告诉李勉。李勉立即乘马逃走。驰到半夜,已行了百余里,来到渡口的宿店。店主人道:“ 此间多猛兽,客官何敢夜行?”李勉便将情由告知,还没说完,梁上忽然有人俯视,大声道:“我几误杀长者。”随即消失不见。天还没亮,那梁上人就带着县令夫妻的首级来送给李勉。
  
该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心的恶毒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读来惊心动魄。原以为不过小说家言,后来发现《国史补》已有其故事的雏形。又后来,社会阅历和经惗渐渐丰富了,发现类似以恶报善、以怨报德、以仇报恩的事,不仅古已有之,而且于今为烈。
 
好心载人反被钓鱼、善意待人反被陷害、乐于助人反被敲诈、奋身救人反被溺死(即水底钓鱼:故意落水呼救,将救人者弄死,合作捞尸谋财。)等等现象层出不穷,就是恩将仇报的“现代化”和普遍化。
 
自古忘恩负义不奇怪,而今恩将仇报亦寻常啊。比起处心积虑地算计、坑害热心人或利用他人的同情心来谋取不义之利的“情况”来,传统恩将仇报的故事,因技术含量不高,还显得比较“纯朴”呢。
 
古人云:深恩几于仇。俗话说:一碗米养亲人,一斗米养仇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涌泉之恩将你干掉。这些话都是前人人生经验的结晶,我也是吃过不少亏之后才逐步明白这个道理的。
 
明白这个道理,儒者是否就应该自扫门前雪、遁世而去或者去“适应社会”呢?当然不。相反,儒者更应增悲悯之深情、发救济之大愿。世人包括小人奸人恶人本质上都是病人,他们的心普遍的病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恩将仇报者更是患了心灵恶疾。
 
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维人之权、救民之难乃儒者本份---有没有维权救难的力量是一回事,有没有这种志向和居心是另一回事。只不过,江湖险恶,人心叵测,救人之心不可无,防人之心亦不可无。
 
儒者在助人时应尽量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要注意方法,点到为止,提高警惕,加强戒备,不要给别人提供“仇报”的机会,也就是说,不要让自己“被农夫”(农夫与蛇)或者“被东郭”(东郭先生与狼)。仁者爱人须有智,救人须防遭反噬,此之谓也。
 
另外,“手援”时还要注意量力而为适可而止,不要跳入井里,不要让“手援”这一辅助手段影响到“道援”事业。一般情况下,“手援”时所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亦应以不严重影响自己家人的生活为限。
 
说来容易做来难。事到临头,东海自己就很难做到这么理智和冷静。一位老前辈曾教导少年东海曰:不怕你变坏,就怕你太好。对人当然要好,但要量力而行,否则于事无补于己有害。(大意)
 
东海很明白那位老前辈的苦心和智慧,但从当初翩翩少年直到现在二毛生矣,面对世间苦难,还是常常心肠太热头脑发热,仁有余而智不足,吃多少堑也长不了一智,遂一而再再而三地自误误事并饱受误会和误伤。特此自警一下吧。2010-8-27东海儒者余樟法
 
 
 
政治何尝今胜昔?道德沦丧实空前!
 
 
身在福中不知福是一种误判,身在罪恶中不知罪恶、身在黑暗中不知黑暗,或者对所处环境的罪恶黑暗程度认识不足,也是一种误判。由于自心的麻木和外部的洗脑等各种主客观原因,人对现状、对自己生存于其中的政治、道德环境和时代环境,很容易产生误判。
 
例如,很多人尽管不满现实,但想当然地总认为“解放”后的人民生活比“解放”前的“旧社会”好,认为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五胡乱华,唐末藩镇及元朝清朝等异族统治时代好。
 
很多人有一种错觉,认为一切都是新比旧好、今比古好、现在比过去好。其实未必。科学技术的发展固然是日新月异,进进不已,但人类在政治、道德、智慧等方面则不一定与时俱进。相反,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它们往往会“逆时而动”。对此具有清醒的历史头脑者甚为罕见,法国的路易斯-博洛尔是罕见的智者之一。他曾尖锐指出:
 
“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不断的日趋完善,然而政治领域却是个例外。在政治领域中,仍然是欺诈与阴谋诡计在大行其道,人们的权利与自由仍然遭受到蔑视与否定。现代社会陶醉在它的工业进步和科学发现之中,但如果现代社会仔细考量一下它的政治历史和社会现状,他就会完全没有理由如此骄傲。现代社会能够在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使人惊奇的机器,但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政治机器——政府——却仍然处在极度的不完善之中,掌握这部机器的人一直都是些缺乏智慧的人,或者说都是些不明智的人,正如Littre所说: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都获得了成功,但只有我们的政治组织除外。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充满着残杀、败坏和愚昧,这些政治罪恶的存在使我们获得的所有进步都丧失了意义。”(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
 
西方如此(主要是现代民主制度出现之前),中国尤其如此。从三代一直到现在几千年,我们的政治文明度和道德水平线整体上就是不断下降的。秦始皇、五胡乱华、唐末藩镇、元朝清朝异族王朝等都是历史上几次政治大倒退、文明大跳水。虽有汉、唐、宋、明等几次较大的回升,但回升的高度都没有抵达三代的水平,而且一次不如一次。
 
至于现代中国的几个政权,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到共产党,论政治道德,更是一蟹不如一蟹。文革至今,中华文化和社会道德所遭到的破坏,远远超过秦始皇、五胡乱华、唐末藩镇、元朝清朝等古代,不论是官德还是士德民德,都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败坏程度都是空前的,很多政治罪恶和社会罪恶都是空前的。
 
试问,古代哪个王朝会象现在这样任人唯“亲”(亲近的人)、任人唯钱、任人唯“不贤”?哪个王朝的官场学界会这么全方位地下流和腐烂?哪个王朝会发生那么多屠童案、弑父杀母案、“小利灭亲”案?哪个王朝的行政执法机关会“钓”老百姓的“鱼”、而老百姓之间则相互“钓鱼”?哪个王朝的商贾和民众会这么普遍地造假制毒坑蒙拐骗毫无廉耻无恶不作?哪个王朝对社会对民间的控制会象当局这样严密全面和无孔不入?
 
有友人对孔子满怀同情,认为置身于那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被人讥为丧家狗,太“委曲”圣人了。我告诉他,更值得同情的是我们自己。孔子之道虽不受重用,
 
但他毕竟拥有传道授业解惑说真话的自由,也得到各国君臣和士人相当的尊重----丧家狗之讥,只是民间个别人戏言而已。我们所处的时代,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正道的的文化人,是欲为“丧家狗”而不得呢。
 
2010-8-31东海儒者余樟法
 
 
 
儒家道德的特征
 
 
很多人习惯性的把道德与法律、制度割裂开来,认为讲道德,就是不讲法律不讲制度,就是反对普世价值,就是要用道德去愚弄、奴化民众,去束缚民众抗争的手脚。这是对儒家的道德这一概念的严重误解,完全“解”反了。
 
首先,儒家最重视政治道德,强调为政以德,任人唯贤。儒家道德首先是拿来要求领导人、各级官员及知识分子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一词,或以德言,或以位言。这里的君子,指具有一定的政治、社会地位及文化地位者。
 
“春秋责备贤者”,地位越高,道德标准就越高;所谓“正君心”,就是先要“正”领导人的“心”。自由派喜欢将道德视为大棒,就算是,领导人、各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也是这条大棒所指向的第一对象。
 
其次,儒家致力于道德政治。在政治上,道德必须落实到制度、法律的层面,也就是说,良知必须体现为良制良法。而在现代社会,符合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制度法律,才是良性的,这样的政治才符合道德原则。
 
佛道两家可以不问政治,其道德可以不涉入法律、制度层面,儒家不行。儒家把社会、政治等实践活动都视为道德实践。内圣不离外王,而外王学就是关于政治文明和制度建设的学说。
 
因此,东海提出的道德重建运动(又称良知复兴运动)与所谓的“以德治国”内涵和性质完全不同。所谓“以德治国”,其实是“以德治民”,道德被当做了整治老百姓的工具----这是违反儒家“为政以德”的德治精神的。东海的道德重建运动,首先就要求“以德用人”、“以德治官”、“以德立法”(建立良法)、“以德改制”(改良制度),通过这些举措提升政治道德,建设道德政治。
 
2010-8-31东海儒者余樟法
 
 
道德与法律哪个大?
 
 
或问:“道德大还是法律大?在没有良好的法律的社会,一味讲道德有用吗?”
 
答曰:要问道德与法律谁大,先要看对道德怎样定义或理解。
 
如果“道德”指的是一般性的道德规范,当然是法律大(重要)。道德规范是软性的,法律规定则是刚性的。违反了社会道德规范,受到的是外在舆论及自我内心的谴责,违反了法律,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注意,道德规范与法律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两者都可以对人的不良习性、言论和行为产生程度不同的约束。各种良性的法律条款,正是道德规范的“硬化”。
 
如果“道德”指的是天理良知(天理良知,异名同指:指的都是仁体。超越而言为天理,内在而言为良知。)那么,自然是法律小而道德大。天理良知是普适价值、“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高真理。法律则有其适用性、针对性和局限性,并有良性恶性之分----符合道德原则为良法,违背道德原则为恶法。
 
主张法律小而道德大,不是不要法律,而是以道德为法律之本,反对法律至上、法律主义。儒家强调在讲道德的基础上讲法律讲制度。良法良制的建设,乃是道德良知在政治领域最重要的体现。也就是说,法律和制度是否良好,乃是衡量一个政党、政府及其领导层政治道德高低的最为重要的标准。
 
2010-8-5东海儒者余樟法
 
 
美名固可爱,恶名亦何辞
 
 
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大好人,有时候难免做“恶人”担恶名。那种在好人坏人眼里都是好人的人,那种只肯做好人不肯做“恶人”的人,那种一味“把恶名让给别人,把美名留给自己”的人,往往是乡愿,即使是好人,也是小好。
 
首先,做好事获得不一定都是好名。由于信息、知识、智慧、认识能力等等各种限制,有些时候有些好事有可能会被错看成坏事。例如,东海致力于儒家的复兴、弘扬和大良知学的宣传,旨在救人救世道援社会,却遭受广泛的误会和攻击,或以为动机不良,帮闲帮忙,或以为效果负面,误国误民。
 
其次,有些事,对有些人是好事,对有些人则是坏事。例如,树良知、建良法、立良制的“三良”追求和努力,对于民众、民族当然是好事,但对腐败分子特权势力来说,却是坏得不能再坏的大坏事,不受到各种污蔑、诋毁和攻击才怪。
 
张载曰:“徒好仁而不恶不仁,则习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尽义,徒是未必尽仁。好仁而恶不仁,然后尽仁义之道。”(张载《正蒙》)“恶不仁”,就难免为“不仁”者所恶(厌恶、憎恨)甚至会受到正人君子的误会。做好人难,做“恶人”更难。
 
但一个真正的大好人,必须勇于做“恶人”,勇于承担恶名。忍辱负重,包括负起恶名的难以承受之重,这是一个“尽仁义之道”儒者必须付出的代价。东海以前遭到误会或者各种污泥浊水的袭击时,总是絮絮地为自己辨诬和洗刷,正直清高有余,忍辱负重不足,思之愧甚。
 
在国学论坛,献芹网友将《考槃》一诗转赠于我。其诗第三章曰:“考槃在陆,硕人之轴。独寐寤宿,永矢弗告。”并解释:这一章说的是贤者遭人非难,但“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辩解,志向不同不理解亦是当然。”谢谢献芹同仁的鼓励,谨以此诗自勉吧。
 
古人云:“德莫盛于让,道莫高于诲。不与世争势利之事易,不以身居美善之名难。”(徐祯稷《耻言》)不论居家处世,让利难,让名更难,为了成全他人、成就好事而自揽丑恶之名,更是难上加难。对于某些人来说,轻则利益可以牺牲,重则性命可以牺牲,唯独名声不可以牺牲。但是,作为一个儒者,就应该迎难而上。
 
面对利益固然需要发扬风格必要时,面对名声同样也需要发扬风格:把美名留给别人,把恶名留给自己。利益并非不重要,名声更是很重要,但它们都必须接受道义的“管辖”,道义才是至关重要、至高无上的。美名固可爱,恶名亦不辞,儒者最重要的是问心无愧,唯良知命令是从,其余一切,顺其自然。
 
顺及,有一个普遍的误会,认为儒者是不讲利益特别是不讲个人利益及家庭利益的。所以儒者往往要承受世人高得离谱的道德要求。似乎儒者就必须舍己无我
大公无私,否则就是伪君子,“假冒伪劣产品”。(他们不知道,中庸才是最高道德,大公无私是有违中庸原则的。)
 
其实,儒者固然重视社会利益民族利益,但也不是完全不顾家庭和个人利益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要公平、公正,合乎道义原则。同时,各种利益之间错综复杂,怎样抉择和平衡,是对儒者道德和智慧的大考验。东海就常处置失衡,忽略了家庭,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唯不免有愧于妻,呵呵。
 
2010-8-30东海儒者余樟法
 
 
 
人人可以拥有内在自由----答“闹巿修行”网友
 
 
良知没有阶级性,内在自由当然也没有阶级性。人人都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故人人可以拥有内在自由。但这是原则上说的。世人的身心,内为各种不良欲望和习性所驱使,外为万事万物所牵引和奴役,哪有什么自由可言?
 
简单地说,内在自由,就是摆脱了各种恶习的控制、良知能够“当家作主”的状态或境界。以德而言,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获得了内在自由。就像同为民主社会,政治的文明度和自由度也会有差异一样,同为善人君子,同有内在自由,“度数”也会因人而异。
 
一般君子良知虽然“当家作主”,但一些不良的习性仍潜在着,仍具有相当的势力,如果“从心所欲”,很可能就会“逾矩”。圣人则是君子之大者,内在自由达到最高境界,故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自信“能做到内在的自由”,君子人也,但习心习性仍然盘根错节,如果不小心,仍有可能说偏话、做错事、走差路。因此,仍需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严以自律以防“逾矩”,需要不断加强修养提高自己。以前在这方面过于自负,时有“逾矩”之处,值得自我警惕。
 
“大德不逾闲,小徳出入可也” 这是子夏所说,不错,但有偏,容易自我纵容。儒者当宽于对人,严以律己,应该学足赤纯金,法古今完人,在小节上也高标准严要求。拿破仑说: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东海曰:不想做圣人的儒者不是好儒者。2010-9-6东海儒者余樟法
 
附:闹巿修行问:请问内在自由有没有阶级性(笑)?穷人内在自由度高还是富人高?你当然会有高调的答案,这恐怕都不是草根所能理介接受的。世上有多少人能做到内在的自由?我想你也不一定。(所跟帖: 东海《外在自由不可少,内在自由更重要》)
 
 
李敖、韩寒一进入文化的境界就都出局了
 
 
李敖在谈及韩寒时说:“要是只写小说、只赛车完全没有问题,但一进入知识的境界就出局了。”东海亦忍不住想对李敖说:“要是只写小说、只搞文学或许没有问题,但一进入文化的境界就出局了。”
 
李敖有知识、“有”文学,但没文化。不用多举例子,他对中华文化的三大统儒佛道充满歧视,对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特别推崇,就是没文化的典型表现。
 
韩寒与李敖相比略强些,但他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依然十分肤浅,强也强不到那里去。李敖韩寒,一老一少,各有特长和优势,但同样停留于、局限于知识和文学的境界。说“李敖韩寒一进入文化的境界就都出局了”是借用李敖的话,其实他们离文化境界尚远,哪里谈得上“进入”和“出局”。
 
至于“明自本心,识自本性”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大道德境界,更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不乏良知,但缺乏良知信仰,不乏一定的道德修养,但毫不知“道”,更无所得。(形而上之谓道,得乎道之谓徳)
 
2010-9-6东海儒者余樟法
 
 
海瑞孝乎不孝?
 
 
众所周知,海瑞是明朝著名的大清官,也是著名的大孝子。然而,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海瑞很不孝。理由如下:
 
海瑞自己要做清官做苦行僧做道德楷模,可以。但是,让母亲也跟着吃苦受罪,于心何忍?岂非不孝?一次母亲做寿,海瑞买了二斤肉,居然全城哗然,连省城的总督也知道了。可见海瑞母亲平时是连肉也吃不上的。(大意)
 
东海答曰:在很多问题上,道德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标准大不一样。纯从物质和利益的角度看问题,就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海瑞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母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儿子身上,学问上高标准,道德上严要求,海瑞则始终对母亲极其尊重高度服从。海瑞的刚毅正直,正出于其母亲的教诲,正符合其母亲的愿望。孝有小大之别,有“物养”、“色养”和“德养”之别,海瑞道德精神层面之大孝,非物质主义者所能理解也。
 
孝子慈母,互相成就。海瑞为官廉洁,难得,母亲以儿子廉洁为荣,更难得。母亲很幸运,儿子更幸运。这是一对超越物质利益、富有道德理想的母子,多么值得敬佩和羡慕。
 
当今官德败坏腐败成风,首先当然是制度的问题,但也与广大官员所接受的家教以及他们父母的道德素养不无关系,甚至某些贪官污吏就是家庭及长辈积极主动地教出来、“逼”出来的。假设儿女为官清廉,不仅得不到家庭和父母的支持鼓励,反而象本文的“有人”那样斥以无情不孝,儿女能不为难吗?
 
2010-9-8东海儒者余樟法
 
 
 
要利益,不要利益主义----利益论之一
 
 
利益主义,就是利益至上,利益压倒一切,一切围绕着利益转,表现于政府,就是利益挂帅经济挂帅jdp挂帅,把发展经济提高jdp当做头等大事。
 
当前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发展,极不健康,极不正常,极不科学,严重缺乏可持续性。这种发展是通过对各种重要资源极度浪费、通过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巨大透支来实现。这是利益主义、jdp主义导向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地对这些透支和破坏加以有效遏制克服, 经济和社会都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利益主义不仅无法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道德环境,而且会对这些环境造成重大破坏。因为利益主义会对人性之恶产生纵容、鼓励和促进的作用,从而败坏官德、士气和民风,特别是在一个法律不良、制度落后的社会,其破坏性将变本加厉。经济的增长和人心的堕落同步进行、同样高速。另外,利益主义的政府必以聚敛为能事(美化之曰:加强财政汲取能力),导致国富民贫和贫富悬殊。
 
利益主义的导向很容易将社会导向弱肉强食的丛林。在这样的社会,各种正常的是非善恶道德标准和普适性价值观都会被扭曲乃至颠倒,一切公平正义亲情友情等等“好东西”都会被“镇压”直到消灭。在这样的社会,人民的物质经济利益以及各项民主自由权利都不可能得到基本保障,而所谓的人民利益或者国家利益,都会被暗中置换成特权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利益。
 
利益主义的导向很容易将国民导向利己主义哲学。民众普遍地人格低下品质低劣,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荀子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 役于物(为物所役)者,一切行为为利益所驱使,一切以物质利益为标准、为目的、为最高价值。这就是小人。利己主义的小人不一定是恶人,但很容易沦为恶人,某些人为了一己私利,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什么人间恶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其实利己主义并不真正利己。对于人类来说,还有什么比心灵的饱满、精神的富足、道德的完善、人格的成就更大的利益呢?而利己主义者永远“成”不了“人”,成不了文化、道德意义上的人。利益主义的社会无法实现和谐,利己主义者的身与心也无法达至和谐,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不论利益层面(金钱物质权力等等)是否成功,在本质上,他们都是人生的失败者。
 
利益都很重要。利用厚生的强调,足兵足食的追求,都体现了儒家对利益的重视。但是,“正德”和“民信之”更重要。(尚书大禹谟:正德利用厚生。《论语》: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利益主义却要不得。政治挂帅会出大问题,经济挂帅、利益挂帅同样会出大问题。
 
不论个人还是政府,都应该道德挂帅,一切利益包括经济的发展都必须接受道德约束,遵循道德原则。政府及其领导人只有正己之德,才能更好地发展科技以利物之用、发展经济以厚民之生,也才能更好地正民之德,不断提高民众整体道德水平。
 
2010-9-9东海儒者余樟法
 
 
 
鲁迅,幻化成龙形的老毒蛇!
 
 
想起一句话:“当一种扼杀和催残是用貌似正确的甚至是神圣的方式出现的时候,那其实是比血淋淋的扼杀与摧残更可怕的。”这句格言不知是哪位高人所说,倒颇有鲁迅的风味,用来描述鲁迅对孔子、对儒家、对中华文化的扼杀与催残也特别合适。
 
文革红卫兵血淋淋的反儒暴行和暴行并不可怕,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一旦脱离了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其错谬就会充分暴露。鲁迅就不一样,其内在的实质性根本性的错谬阴藏得很深,一般人很难透视。
 
鲁迅对孔子、对儒家、对中华文化的扼杀和摧残“是用貌似正确的甚至是神圣的方式出现”,故鲁迅可以卖人反见德,让被卖者欢呼雀跃帮着数钱;可以杀人不见血,反而会让被杀者感激涕零叩谢龙恩。这就是幻化成蛟龙的蛇妖的可怕之处,让人心甘情愿快乐幸福地受毒受害。南通大学靳新来先生在《鲁迅与蛇》一文中论证了鲁迅的“恋蛇情结”并尖锐指出:
 
“对中国古老文明来说,鲁迅不啻是一个妖孽,是一个百年不遇千年成精的蛇妖,他使龙的历史遭到前所未有的覆顶之灾。鲁迅笔锋所至,无不似毒蛇吐信,带有制敌于死命的杀伤力。按郁达夫的话说,就是‘寸铁杀人一刀见血’,具有‘一种喝了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鲁迅乃是文革红卫兵重要的思想祖师。如果不把鲁迅这个“民族魂”从神坛上拉下来,“朝圣”的愤青和红卫兵们将会不断地改头换面而来,对孔子对儒家对中华文化开展形形色色的围剿、扼杀与摧残。
 
2010-9-12东海儒者余樟法
 
 
中国文化重群体,西方文化重个体,对吗?
 
 
或问:中国文化重群体,西方文化重个体,对吗?
 
东海答: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
 
西方文化重个体,中国文化更重个体,只不过两者所重的着力点不一样。西方文化重的是个体的政治权利、社会自由,中国文化重的是个体的心性修养、道德自由。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人本主义哲学,中国文化则是人格主义、“心本主义”哲学。
 
儒佛道乃中国文化的一主二辅“三大统”,都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三家对心性的证悟不尽相同,但对心性的重视则是一致的,儒家重仁心,佛家重佛心,道家重道心,都属于一种特殊的“唯心主义”或以心为本的“心本主义”。
 
其中儒家又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古之学者为己”,儒学是一门“为己”之学,为了丰富自己的学问见识、开阔自己的眼界胸襟、提高自己的智慧和品格,一句话: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
 
西方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强调个人价值,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以人性(在西方,说到人性,多指人的习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它重视人的现象生命(包括肉体和意识),着眼于人的外部政治社会之自由。
 
儒家仁本主义以人为本,复以仁为人之本,强调仁的价值,把仁看作万物的尺度,以人的本性、仁的无限性和人间道义为主题。它在重视人的现象生命基础上进一步重视人的本质生命,在注重外部政治、社会之自由的同时更加致力于人的内在精神、道德之自由。
 
儒家内圣外王一体,圣德,是最高的人格理想;王道,则是最高的社会理想。内圣是外王的道德基础,外王是内圣的政治表现,内圣外王同归于仁。因此,仁本涵盖人本而又高于人本。以人为本,强调个人价值,维护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本是王道政治题中应有之义。
 
儒家重个体,但不是个人主义,重群体,又不是集体主义。个体与群体、利己与利他在西方文化中是割裂、冲突、矛盾的,在儒家文化中则圆满一致、圆融一体。
 
2010-9-20东海儒者余樟法
 
 
 
仁义道德会被吃掉吗?
 
 
东海《鲁迅,吃仁义道德的人》一文原名《鲁迅,吃掉仁义道德的人》。有网友读后反问:“能被鲁迅一口吃掉的东西,也敢称仁义道德?”
 
答曰:良知仁性,人之本性,仁义道德,性之所存,当然是吃不掉的。除非人类文明进程被某种意外彻底中断,除非人类灭绝地球毁灭,否则,不论谁来吃,鲁迅还是毛泽东;不论文吃武吃,笔杆子还是枪杆子,都吃不掉。
 
每个人都有良知,每个人良知都平等,本质而言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儒家。(鲁迅、毛泽东们的良知本性与孔孟无异,只是的鲁毛们的本性受到了严重的遮蔽,被习性牵了鼻子。)故儒家也是吃不掉的。儒家是关于良知仁性的学说,是对这一本性最全面、深刻、透彻的阐解,是真理。真理是吃不掉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变本加厉----马克思加秦始皇,对儒家文吃武吃,“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双管齐下,吃得不亦乐乎,结果怎么样?真理依旧在,儒家依旧在,仁义道德依旧在,野火吃不尽、春风吹又生。
 
然而,在现象层面,也可以说,仁义道德能够被吃掉,儒家的真理能够被吃掉。秦始皇、毛泽东发起焚书坑儒运动,儒家学说与儒家群体不是被一起吃掉了吗?秦毛时代政治极端无道,官民普遍无德,仁义道德不也被吃掉了吗?这岂仅是儒家的悲哀,我们的民众和民族已经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仍在继续付出。
 
仅靠笔杆子吃不掉真理。真理不怕批判,不怕辩论,更不怕各种诬蔑、毁谤和攻击。笔杆子最坏,没有枪杆子的合作或利用,危害有限,甚至反而有助益,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只要拥有宣讲和传播的自由平台,真理的声音会越来越洪亮,不断体现出它直指人心的巨大力量。
 
仅靠枪杆子也吃不掉真理。枪杆子最坏,没有笔杆子的帮忙或配合,危害也有限。最怕的是不仁不义的笔杆子与无道无德的枪杆子结合,最怕的是鲁迅与毛泽东的结合。那么,真理就会被迫失声和缺席,人心就会深度混乱和颠倒,社会就会被各种假冒伪劣的“道理”去占领、政治就会被各种假恶丑的势力去开垦。
 
当然,真理、儒家、仁义道德仍在,仿佛被吃掉了,其实都“潜在”着呢。它们就像被铁扇公主吃进肚子里的孙悟空,毫发无伤。时间与它们在一起,未来与它们在一起,人之本心与它们在一起。封锁越严,打压越久,攻击越狠,摧残越重,它们反弹、复兴和上升的势头将会越猛!2010-9-21东海儒者余樟法
 
 
 
纠正老子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三十八章》)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判断,老子此言有一定道理。道在(有道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用强调德,德在不用强调仁,仁在不用强调义,义在不用强调礼。在需要特别强调“礼”的时候,说明这个社会已经无道无德无仁无义,忠信已薄,乱世不远矣。
 
但是老子此言太片面,很容易引起误解,导致对德仁义礼的轻视乃至将它们与“道”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似乎德仁义礼都是要不得的东西。老子强调“道”是好的,反对德仁义礼则不对。没有德仁义礼的支撑,道就架空了;不能呈现和落实为德仁义礼,道也就不成其为道了。
 
其实,道与德、德与仁、仁与义、义与礼是相辅相成的,道必然体现为德、德必然体现为仁、仁必然体现为义、义必然体现为礼。在毗邻乱世的时候,“礼”是防乱的最后防线,也是“得道”的基本保障。要重新“得道”(回归有道之世),必须一步一步来,从制订良法良制开始,一步一步向失去的大道回归。
 
特为老子上面的话作些补充或纠正。东海说:卫道须立德,立德须求仁,求仁须重义,重义须制礼。夫礼者,忠信之表而乱之防也。东海又说:无礼则不义,无义则不仁,无仁则不德,无德则失道。夫道者,忠信之本而德之大者也。
 
(注:仁在儒家,乃最高道德,众德之本,在形而上层面,与老子的“道”同一级别。这里将它置于德之后,姑从老子耳。)
 
2010-9-22东海儒者余樟法
 
 
孔鲁优劣,两点铁判
 
 
最近,写了近十篇批鲁尊孔雄文,足以将鲁迅打入思想垃圾堆里、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了。忽然想起,只要简单指出两点,判定孔鲁优劣已绰乎有余。
 
一、在鲁迅成为“中国文化的圣人”和“民族魂”之后,马列主义长驱直入,成为最高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这在尊孔的国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孔孟精神在,岂容马列猖獗?仅此一点,足以彻底暴露鲁迅伪圣伪魂的面目了(可惜世人不识耳)。
 
岂有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圣人”“民族魂”缺乏分辨是非正邪的基本智慧而分辨不出马列主义不良本质的?面对异端外道乃至邪门歪道邪说歪理的泛滥,又岂有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圣人”“民族魂”不仅不奋起反击和破斥,反而同流合污为之作伥的?
 
二、在六亿神州尽鲁粉的时代,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这在儒化的社会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儒家道义在,谁敢大革文化命?一个梁漱溟就够毛泽东头痛了,如果“朝廷”上多几个梁漱溟这样的大儒,社会各界有一批仁人义士,纵然有丧心病狂的“大力士”敢于发起那种空前荒唐的“革命运动”,何至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孔孟信徒怎么可能象鲁粉一样普遍红卫兵化?
 
就凭这两点,孔子与鲁迅,谁高谁低谁优谁劣,谁是真圣谁是伪圣,一目了然矣。鲁迅思想鲁迅精神的实质是什么玩意,难道还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2010-9-25东海儒者余樟法
 
 
 
当代儒门哪十杰?推心我拜蒋和陈
 
 
一些反儒者连对象都没搞清楚就大批特批了,有反儒者在某半封闭论坛发《儒教十丑图》曰:“大丑张国堂二丑余樟法三丑余英时四丑孔庆东五丑康晓光六丑刘军宁七丑杜维明八丑于丹九丑余秋雨十丑蒋庆。”
 
这么张冠李戴,暴露了一些反儒派的极端无知。张国堂基督徒,刘军宁自由派,余秋雨普通文人耳,孔庆东不太了解,似乎甚左,应非儒者。十人中唯蒋庆余英时康晓光杜维明等堪称为儒(于丹勉强算半个吧)。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与他们并列,人以为丑,我以为美,人以为耻,我以为荣。
 
这倒让我想起,曾有人问过我:如果推当代儒家十杰,你心目中有哪几个人选?我说,当代儒门之杰,应学行俱佳,不仅应是儒家学者,更应为儒家行者,所以有必要从学术与德行、理论与实践、修养与事功等多方面进行考察和品鉴。
 
东海僻居南疆,孤陋寡闻,在我心目中,当代儒家十杰(其实何必一定要凑足十个呢),到目前为止可以确定的只有两位:南蒋庆北陈明。两位论学各有不足,论行远未圆满,在当代儒门中各有千秋,堪称一流矣。陈明办《原道》,蒋庆办“阳明精舍”,十几年来筚路蓝缕历尽艰难,大有功于圣门。
 
其余八个不敢妄定。
 
东海一些儒友,品学皆佳或活动广泛,终究各有不足,或资历尚浅,或功行尚欠,或著述尚缺。还有些人儒佛或儒道双修,但立足或倾向于佛道,憾非儒门之杰。陈来、郭齐勇、孙齐鲁三位值得优先考虑,奈我对前两位了解不够,孙齐鲁学养悟性甚高,其年尚少,事功不足。
 
汤恩佳汤一介刘述先成中英余英时王财贵傅佩荣康晓光徐泽荣云尘子皮介行王达三张祥龙张立文任重吹剑胡治洪陳昭瑛米湾吴光林毓生蒙培元黄玉顺杜维明秋风周北辰冼岩炎平等人,皆各有所长,我久耳大名,然对他们的学术、德行、事迹和功业皆了解有限。欢迎知情人士多多介绍为荷。
 
东海并非要给当代儒者“论资排辈”,而是想找到几个最值得自己也值得世人尊重和结交的儒者出来,为我儒门之榜样。至于东海自己,论学不愧第一流,不下于任何人,然于儒门一事未成寸功未建,不敢与陈明蒋庆两位并论也-----当然,如果是评“儒家十丑图”之类,不妨把我放在里面和前面,呵呵。
 
2010-9-23东海儒者余樟法
 
 
 
批评董仲舒,尊重董仲舒----复启明人网友
 
 
启明人网友所言颇有见识,略复如下。
 
董仲舒是外王学大师,对外王学的兴旺、发展大有贡献,以其“天人三策”为指导思想建设起来的西汉的各种制度法律,在当时极为高明先进,其基本框架一直为历代王朝所延用,到了明朝,在全球范围内仍不乏一定的优越性。
 
遗憾的是,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与孔孟之道有所偏离,正如启明人网友所言,有不少“与原始儒学相违”地方,特别是其“屈民以伸君”的思想,已违背儒家的民本理念。
 
儒家的天道以民意为基础,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学者将此言理解为:天视等于民视,天听等于民听,是错误的。天视天听包涵而又高于民视民听)董仲舒天民相隔,使天道的合法性缺少了民意合法性这最重要的一环。
 
也不能说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独尊皇权”,在他的儒学体系中,皇权之上还有“天”,“屈君以伸天”,这是符合儒学一贯思想的。但董仲舒对皇权尊之过度,确是一大病。我在《圣贤论---儒家进德次第初阐》一文中时董仲舒如是评价:
 
“影响深远的汉朝典章制度建设,董子有奠基之功。董学大体亦不违仁学,然终嫌不彻。如天人感应,原是天人不二、心物一元论题中应有之义,董子的理解过于僵硬和表层。其“屈民以伸君”的做法,已违背儒家“民重君轻”的基本理念。董子言“天”,宗教意味太浓,且天民相隔,此亦未能见性之征。其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常为人垢病,其咎有以自取焉。故置亚圣之位。”
 
对于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具有一种“历史的同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情势之下,董仲舒已经做的很好了。处在那种情况中,谁又能做到“伸天以尊民”、“屈君以伸民”呢。除非不做,要做,任何人都难以做得比董仲舒更好。所以,我给他的定位仍然相当高,认为他比荀子高,可与二程、陆九渊、王船山、黄宗羲等并肩。2010-9-26东海儒者余樟法匆匆
 
附启明人网友跟帖:
 
 “独尊儒术”是否“独尊皇权”,对这个问题我想值得与东海先生商榷的。
 
汉武帝是第一个意识到皇权制度的巩固需要思想理论支持的封建君王。秦始皇没有,所以焚书坑儒。汉初皇帝没有,战乱后养民生息,清静无为,黄老之术,也不需要思想理论。无为政治走到尽头,经济恢复,自给自足局面打破,出现贫富悬殊,豪强兼并,地方富而中央穷,匈奴入侵,国家财空兵弱,诸多社会矛盾激化,推动汉武有为。有为,就是“独尊皇权”,强化中央集权,“独尊儒术”的国策就是履行这个目标的。
 
董仲舒的儒术一方面顺应了汉武“独尊皇权”的需要,另一方面畏惧汉武淫威,所设想的儒术,与原始儒学相违处,归结起来,起码有五点:
 
一、从定位来说,民本定位是民贵君轻,董仲舒的儒术是民轻君重天尤重:“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董仲舒视天尤重,借天的征兆去警戒君王,用心良苦。天的本意多少有点民生成份,却没有半点民心、民意的成份。
 
二、原始人文文化视天民一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董仲舒视天民相隔,背离了原始的人文精神。
 
三、孔孟儒学超越了原始人文时代,即神道设教的天人感应模式,真正进入到思想性的理论阶段。董仲舒退而更化的天人感应理论,虽然有其苦衷,避离祸害,却从社会效果和理论本质方面,远远落后于孔孟儒学,是退化了的儒学体系。
 
上述三点,有涉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在历史长河逐渐消失。在东汉时代出现白虎通的三纲五常,力挺皇权的。在宋明道学时代,强执天理,也是专崇皇权。注意:明清儒学对天理范畴的理解与宋明道学截然不同,也如儒家与道家对天的范畴理解截然不同一样。儒家专制思想也随着专制制度的兴亡,从天人感应的理论模式转向思想性的理论模式方面,最后走向终结。
 
四、重义轻利。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已经背离原始儒学。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何有轻利思想。应该是:“正其谊而谋其利”吧!重义轻利的思想走向极点就是宋明道学的“存天理,去人欲,”明清儒学王船山是这样破解的;“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无理则欲滥,无欲则理亦废”。
 
五、轻视事功。董仲舒说:“谋其事而不计其功。”错了,即事、谋事、成事必计其功。无事功何有“富有为大业,日新为盛德。”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兼济天下必计事功。轻视事功的思想走到极点就是“天命之谓理,”人人各守本份尽其职,干其事,不计其功,所以有朱熹与陈亮的争论。《中庸》云:“天命之谓性”。宋明道学更改为:“天命之谓理”,性即理。王船山回复为:“天命之性其原,气质之性其都”。请东海先生对三个命题作认真分析吧!
 
宋代背景作品《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水浒传》都共同反映宋代时代的两个意念:一是忠孝两全,忠烈志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二是学好文武艺,贷予帝王家。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皇权专崇到极点。这种现象与意识形态主导位置的宋明道学没有关联?
 
宋之前,王朝兴替理念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惟有德者就其位。”此理念接近三代,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宋以后是忠君报国,皇帝即使是民贼独夫,也是正统。造反则是逆贼,不能入正统。所以,兴替方式是:汉族——异族——汉族——异族的两度循环。正统与非正统,此意念影响后世,业已成为封建枷锁。自批判反动权威,开展阶级斗争以来,祸害日甚,直到现在,随处可见。这种兴替现象,正统意念与宋明道学没有关联?
 
中西文化论战以来,主儒派和反儒派争论不休,直至现在。何故?盘根究底,因为:
 
必须正视二千余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事实:民本与专制并存的历史事实。
 
必须正视二千余年专制制度下儒家思想演变的逻辑事实:民本思想与专制思想并存的逻辑事实。
 
漠视这个历史事实和逻辑事实,对儒家学说作一概肯定和一概否定的评说和争拗,只能延误儒学的复兴大业。
 
建议:不要单纯研究四书,更要钻研《荀子》和《易传》,对全面理会原始儒家的思想本貌、孔孟的思想本貌是有帮助的。
 
多研究明清儒学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多看看唐甄、黄宗羲的书;关注儒家义理的,多研究王船山的学术思想。弄清楚明清儒学与宋明道学之间的分歧点,即儒学民本与儒学专制;传统儒学与异化儒学之间的差别,方可真正理会儒学的真正义理,会通儒学的古今通义。
 
在文革前后,出现马克思主义程朱化现象,改革开放后出现人欲横流,礼崩乐坏现象,历史上两种偏极的社会形态和现象我们经历和目睹了,难道还不因此而醒悟吗?
 
其实,我和东海先生一样,立志弘扬儒家文化,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断裂十分心痛,不少看法接近。惟是对儒家文化的歧见,甚至是根本性的分歧,影响到对儒学现代化思路的殊异。相信:在以后切磋交流中,取其是,去其非,挽手共向。特录王船山一段话作共勉:
 
学愈博而思愈远,思愈困而学必勤。
 
这是理论研究(学博)与实践真知(思远)的关系,“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一切以应用为准,经世治用、会通古今通义而成就。因为:事常变,易无体,神无方,文无法。前三句是《易传》的,第四句是王船山补充的,这是系统的哲学思维,是学思互补,互动共进的理性逻辑。
 
 (跟帖于东海《民主启蒙与文化启蒙-----兼提醒刘亚洲将军》)
 
 
 
感谢国务院新闻办
 
 
昨天有媒体揭露出安元鼎保安公司与各地方政府互相勾结、堵截上访、滥押访民的罪恶,而今天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发布的《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宣称:“2009年,全国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7%,连续5年保持了下降的态势。”云云。
 
两者之间的“神秘”关系,弱智都能看得出来。“全国信访总量连续5年保持了下降的态势” 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安元鼎保安公司的努力肯定是分不开的。截访都被做成生意了,这已经不是一般性的官商勾结,而是公权力商业化、政府黑社会化的典型表现。
 
“白皮书”一仍旧贯地高调宣称中国人民享有种种“纸上”人权。仅仅看“白皮书”,中国无疑已成为世界上法治最佳、自由最高的国度,中国人权真可谓“比美国好五倍”矣。
 
看看“白皮书”,照照现实社会,不由得惊叹这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脸皮之厚,不由得想起“巧言令色鲜矣仁”和“无耻之耻无耻矣”的圣言。有儒者比我爽快,直接蹦出来三个字:“不要脸”!
 
又有高人齿冷:想不到东海眼光也如此浅薄!你难道看不出来,它完全不顾事实、脱离现实的“白皮书”,就是故意反话正说恶心人的,以便让中国人民及国际社会更好地看看这个政府是多么不要脸。而且选在安元鼎公司的恶行败露之际抛出来,形成鲜明对照,用心不可谓不深哪。
 
东海抚掌大笑,原来歌功颂德脸上贴金涂脂抹粉托膂捧屁的xl工作,居然具有这么巧妙深刻伟大光荣阳春白雪的意义。姑遵所嘱,就对国务院新闻办表示一下感谢吧。
 
2010-9-26东海儒者余樟法
 
 
子能覆儒,我必复之!
 
 
阿克顿说:“对人权的无知、忽视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说得好,东海补充一下:“对心性的无知、忽视或蔑视,更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原因。对人权的无知、忽视或蔑视,也是右此而起。
 
不仅此也,对心性的无知、忽视或蔑视,乃是人世间一切不幸、危机、罪恶的最根本原因。易言之,人世间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心性问题。人心普遍坏了,政治、道德、法律、制度等一切都好不了,而坏的政治、道德、法律、制度等反过来又让人心更加败坏。
 
儒佛道为中华文化三大统都是以心性为核心的心性文化,对于人心都有很好的疗效。儒家对心性的证悟尤其深刻,内圣(道德)外王(制度)双管齐下,对于疗治心疾改良人心,对于唤醒、弘扬、实践、光大良知,效果特别显著。
 
儒家,良知文化也,儒者,良知人士也。儒者的责任就是通过自己言行一致的努力,对良知,让越来越多的人解悟心性的奥秘、接受良知的其统帅。
 
借用春秋时人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一句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被毛泽东鲁迅们彻底否定的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必须在、也一定会在东海们的手上得到全面的恢复。这是东海也是我们这一代中华文化人的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好善必恶恶,皈仁必恶不仁;立新必破旧,大破才能大立。要全面恢复儒家文化,就必须把鲁迅式的反儒派从思想、理论、精神文化等方面反掉。东海强力批鲁,并非与鲁迅这个旧上海滩上的小文人过不去,而是与鲁迅所代表的、至今仍盘踞在众多鲁粉心头的邪知邪见过不去,与他们的反儒家、反中华的言行过不去。这是真正的替天行道。
 
子能覆儒,我必复之!覆儒,凭的是强权,是暴力加欺骗;复儒,凭的是良知,是道德加智慧。覆儒,凭的是邪知邪见巧言伪理,诉诸于民众一时的习性习心;复儒,凭的是正知正见真理真言,诉诸于人类永远的本心本性。复儒,复的就是仁义道德,就是本心本性。
 
强权暴力邪知邪见是有相当力量的,但良知真理的力量是更加本质、深刻、永久的的力量。儒者及广大中华文化人就是要凭着这一力量,好善恶恶、大破大立,为为中华文化作中坚,这个时代作先锋,为这个社会作砥柱。七绝一束自勉并与儒门同道共勉。诗曰:
 
一挥铁笔气如虹,谬论歪言誓扫空。
欲就弘儒大事业,姑为反鲁急先锋。
 
休嘲东海太天真,左抗强胡右抗神。
天下滔滔皆是也,区区岂敢惜一身!
自注:强胡指马列,神代表各种外道信仰。
 
呼牛呼马又何嫌,文贼文豪任汝钤。
自有良知天爵在,狼窝虎穴倍尊严。
 
重任千秋我自肩,孤来独往一年年。
人虽千万亦何有,世不能知自有天。
 
半世风霜不见春,畏于匡地苦于秦。
苍天著意穷吾遇,为炼金刚不坏身。
 
2010-9-26东海儒者余樟法
 
 
 
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仅有民主是不够的---兼论认理服输
 
 
君主时代是“为民作主”,强调传统的合法性(既儒家文化的合法性,道统的合法性);民主时代是“由民作主”,强调民意的合法性。就制度而言,毫无疑问,民主高于君主,但是,民主仍大有不足和弊病。
 
“由民作主”,好。然而民由啥作主?在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里,由于知识、学问、智慧、道德等各方面的限制,心为形役、身为物役乃民之常态,“民心”往往由不良的习性欲望以及各种歪理邪说作了主。这样体现出来的民意就不一定正确,甚至往往不正确。
 
在君主时代,“君意”(君主的旨意)出偏差犯错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民主时代,民意同样会出偏差犯错误,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君主时代,儒家强调“正君心”,在民主时代,则有必要“正民心”,对国民进行文化启蒙、智慧开发和道德教化,不断提高国民各方面的素质,从而在根本上对民意进行调偏纠正。
 
以仁本主义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现代国家,各种异端外道歪理邪说的影响必然有限,民众的思想文化智慧道德等整体水准必然较高,民意出偏的可能性就会减少。那么,民主决策的时候,出偏差、犯错误的概率就会低得多;民主选举的时候,选出正人君子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
 
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仅有民主是不够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核心是道德原则,这是民主原则之上更高的原则。如果偏离或违背了这一原则,民主政治就会劣化甚至异化。
 
民主是个好东西,儒家的民主是个更好的东西,它在“由民作主”的基础上,让人民普遍自觉自愿地由仁义作主、由良知作主。儒家民主兼具民意和传统双重合法性,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追求以仁为本。在儒家仁本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建设民主、实践民主的时候,可以在吸取西方民主的精华的同时避免各种瑕疵和弊端。
 
有必要说明一下:我前面说,在现代儒家之国,各种异端外道歪理邪说的影响必然有限,并非要限制或剥夺它们的言论权,那是儒家绝对不允许的。相反,任何学派宗派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应该得到维护。儒家与各种异端外道歪理邪说的竞赛和斗争,只能通过说理的方式进行,所谓理论问题理论解决。只是必须强调的。
 
之所以断定它们影响必然有限,是因为邪不胜正---邪说伪理终非儒家正见真知之敌。要讲道理,古今中外哪一个学派宗派讲得过儒家呢。随便孔孟程朱阳明东海哪一位上场,天下有谁配作辩论对手、又有谁能占得了丝毫上风呢?
 
果真有人讲得过东海,那将是东海求之不得、喜出望外的,那说明他的良知心更圆,他的学说真理度更高,更加符合仁义、中庸之原则。认真学习恭敬请教都来不及,哪还有工夫与之争辩?儒家是要对天下后世负责的。唯良知是遵,唯真理是从,这本是儒家家风,更是东海海风!
 
2010-9-27东海儒者余樟法
 
 
 
请教和求助----答强浩网友
 
 
谢谢强浩先生。所提到的问题很有意义,值得每一个儒者思考。既是公开帖,容我公开答复。
 
离开一无万法可言,离开万法也无一可言。一就在万法之中。作为儒者,“万法归一是不够的,还要一归万法,这个一只有在万法中才是真正有生命力,活泼泼的,然后又能收的回来,回归寂然不动的本体。”此言非真儒者不知道、不能道也。
 
“最怕的是我们竞争不过西方的智者”。这也是我之所怕。大半辈子里,我对儒佛道三家作了相当深入的体究,对西方文化特别是哲学政治学亦有所了解,皈本儒家以后,它们都成了我丰富的营养。东海之儒,融摄佛道兼汲西方(在大本确立的前提下),非虚言也。但“西方最新的格致之学”方面确是我的不足。
 
对一些前沿科学也不无关注,拜读过斯蒂芬霍金、保尔戴维斯等人的有关著作,初步了解一些量子力学天文学宇宙科学方面的知识----然毕竟是业余涉猎,泛泛而已,或有所启发,尚不足以拿来“丰富我们的儒家文化”,此为遗憾。
 
儒者首先应争做最好的政治家或教育家。政治家,东海此生无望,且志向和兴趣亦不在从政。至于写写新旧诗,消遣而已,或者有点“载道”的想法,可不是想当什么诗人。东海个人最大的愿望是当一个教育家,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哪怕是在一所普通的大学当一个普通的教师也好----那对我来说,是得其所哉,“南面王吾不易也”。现在看来,这个愿望很难实现。哎!
 
其次儒者不妨在科研、经济、军事、体育等等方面发展自己,自成一家。“不断用非常识的东西来丰富常识的东西”,理所当然。非常愿意“再做回小学生”“研究下西方最新的格致之学”,何待“恳请”?只是各方面条件特别是西方“格致”方面基础有限,不知从何处入手为宜,拜何人为师最好?希望得到先生的指点----也借此机会向各界各行高手请教和求助。
 
东海儒者余樟法顿首2010-9-28于南宁
 
附强浩先生帖:
 
儒家的东西一而二,二而一,很好。但需要与时俱进,争取能变成一而十,十而一,否则别人终究会以儒家经典过于常识化,过于直观化来攻击儒家。西方科学最早的发展是一而二,一而三,一而四,就是没有二而一的回归,但西方的智者早就开始对此进行批判,现在西方已经有系统论,整体论来统领科学的发展,尽管道路很长,但西方在这方面确实也在进步。
 
东海兄的国学造诣和文字功底在国内数一数二,我非常喜欢读你的文章和诗歌,我的意见是儒家的东西需要发展,要不断用非常识的东西来丰富常识的东西,我的担心是东海兄的局限在于对于非常识关注不够,走了明清以来大儒的老路,减少了你本来可以为天下做出的更多的贡献。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从外到内,修齐治平是从内到外,儒家合内外的理念是很好的,但从孔孟开始一直内的多,外的少,孔孟当时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想多点外也不行,但宋朝以后儒家偏内的问题日益严重,一直到东海兄你。
 
不关注外,到最后必然限制了内的发展,现在西方在外部世界的探索已经到了我们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恳请东海兄能够再做回小学生,研究下西方最新的格致之学,然后可真正的丰富我们的儒家文化。否则别人已经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了,我们还在一而二,二而一的玩。
 
一而二,二而一当然不会出偏,当然又中有正,但这是不够的,老祖宗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我们一定要把它发展成一而万,万而一,这才是真的儒者,万法归一是不够的,还要一归万法,这个一只有在万法中才是真正有生命力,活泼泼的,然后又能收的回来,回归寂然不动的本体。
 
我最怕的是我们竞争不过西方的智者,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研究到很深的层次了,尽管现在哈佛耶鲁一些教授还没到达中国文化的最精深的核心,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我们中国能搞清楚儒家的东西是怎么回事的很少,像你这样搞的很清楚的又满足于儒家完美体系对外关注不够,走明朝儒者的老路,我真的很着急。(贴于东海儒者余樟法的BLOG: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大家都来想想办法-----二回强浩网友
 
 
佛道两家皆博大精深,佛家经典则比儒家多多(未遭秦火之前,儒家典籍亦颇夥,太史公曰“儒者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然即使六艺经传都在,我相信仍少于佛。)
 
佛学因其博大,加上“三藏”浩淼,古今多少人是终其一生“不能究其理通其学”;又因其精深,一旦究其理通其学,深入其中后难免就“深陷其中”。自古以来从佛归儒者寡,一旦归儒,多为大儒。
 
从强浩兄言谈(如对“一与万法”的解悟)所表现的智慧可知,对佛学是深入了的。居然能够弃之而归儒,凭这一点己令人肃然起敬。这其中居然“有东海兄文字的一份功劳”,何幸如之,要感谢的是我呀---这说明了儒家所具有的无比魅力,说明儒家道理之广大精微比起佛家来有过之而无比及也。
 
“我们在河这边,民众在那边”,如何“解决桥的问题或船的问题”,或者说如何解救向那些“地上饿的要死的人”“,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东海持之以恒地写作和上网,持之以恒地“宣传我们的食品有多好多好”,也“投放飞机上的食品”的一种方式,只可惜收效甚微。越是饿的要死的人越是排斥(思想精神道德等方面越是贫困的人越是反感优秀的文化)想到大学教书,是为了能够找到些合适的对象,想当大报的专栏作家,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投放。奈何想之不得也。
 
“如今的中国正是鱼跃鸟飞的好地方”,根本上说是如此,但具体到儒家而言,未免过于乐观,忽略了赫然挡在东海、挡在儒家也挡在每一个中国人前面的那个庞然大物的作用。
 
“孔孟如果在当代,从政不得之后,多半会做企业,世界500强是肯定的。”此言或低估了孔孟而高估了当局。在当代中国做企业,小打小闹没问题,要做大,做进世界500强,不可能----当然不是孔孟能力不足的缘故。在春秋战国时,孔孟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倒有可能做出天下一流企业。现在嘛,肯定不可能。
 
弘儒的方法问题,路径问题,手段问题,怎样才能“造出最好的船,桥,直升机,把那边饿肚子的人赶快搞过来”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希望有识之士献计献策,大家都来想想办法。
 
东海儒者余樟法2010-9-29
 
附强浩先生帖:
 
能够得到东海兄的回复,很高兴,我弃佛归儒的过程中,有东海兄文字的一份功劳,有机会飞到南宁请你喝顿大酒感谢下,或者你来nc我来招待。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信仰缺失,儒家文化无家可归;在地上的人饿的要死,飞机上的食品投不下来。东海兄你就是那个飞机上有食品的,你的当务之急在于想想如何投放的问题,而不是宣传我们的食品有多好多好,跟那些说你食品不好的人打口水战,孟子批墨批杨,两个原因,一是自己没更好的事干,二是墨杨是值得批的对手,而这两个原因对今天的你都不成立,第一,你东海兄有好多事情可干,第二,你没有值得批的对手,那些说儒家不好的连门都没入,攻不到儒家的软肋。
 
我们在河这边,民众在那边,不解决桥的问题或船的问题,再好的东西都送不过去,东西好有什么用呢?
 
这个问题中国几千年都没有解决,能够游过河的只是极少数人,而他们过河之后关注点只在于怎么游,怎么是最正宗的游泳姿势,而从未想过造船或者造桥,更没想过直升机。
 
船,桥,直升机,它们都是科学的产物。(科学不好,是因为脱离了常识的统领,用常识统领科学,科学就会光芒四射)
 
老祖宗没想过船和桥,这是他们历史局限性造成的,我们当代自称为儒者的人,如果不想着造出最好的船,桥,直升机,把那边饿肚子的人赶快搞过来,那就不是真儒者,儒者就是社会最需要的人,能让天下人过好日子幸福快乐的人,不要搞的玄乎乎的。
 
而方法问题,路径问题,手段问题,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最大短板。
 
孔孟做不了官,只好教书去,因为他们当时选择有限。东海兄学孔孟我支持,但要活学,在当时,教书是为社会做贡献最大化的第二条路,如果从政是第一条的话;但现在选择多了,如果海兄还拘泥于两千年的选择,动不动就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很快乐,我觉得这不是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反而有点消极了。
 
唐人说:白头归佛一生心。我要说白头我也不归佛,白头我也要做入世的真儒者。佛家太注重终极关怀,以至于忽略了现实关怀,这是佛家不如儒家的地方,也是所有宗教不如儒家的地方,政治只有现实关怀,无终极关怀,这是所有政治不如儒家的地方。我们白了头再去大学里教教书,但不是现在,我们生在如今的中国,正是鱼跃鸟飞的好地方,我们要倍加努力啊。
 
有时候我想想孔孟如果在当代,从政不得之后,多半会做企业,孔子多半做董事长,让子贡当CEO; 而孟老爷子多半董事长总经理一肩挑,出去谈业务都之掳起袖子自己上,但这两位出马,世界500强是肯定的,先斥巨资办几个私立大学,请东海兄任校长,负责精英教育;再投资拍几个大片:论语,孟子,全国广告热炒,务必保证观影人次达2个亿,普及教育就实现了。
 
(贴于东海儒者余樟法的BLOG: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唱红谁敢歌“国际”?----薄熙来先生何以释疑?
 
 
马列主义“人性论”对人性的认识错误,昧于本性(马列主义没有具体的人性论,他它反对人性有普遍性的一面,将人性归结为阶级性);其唯物论对宇宙起源认识错误,昧于本体。马列主义的错误是根本性的,不仅异端,而且邪说。
 
当然,马列体系中并非没有合理的、正义的因素,例如对公平的追求(尽管是无根的)、共产主义理想(尽管是空想)等。关于马列的各种问题,东海已有近十篇文章予以深度阐述,兹不详论。
 
这里仅指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及其民粹主义倾向,尽管不合理非正义,大违仁义、中庸原则,但对弱势群体极富煽动性,对特权阶级极富杀伤力。难怪有人说,现在最害怕马列主义的是执政党啊。
 
试想,如果中国再出现一批真正的马列主义者,重新闹起革命来,执政党危乎殆哉,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无疑都是“革命人民”革命的对象,定然会被“打个落花流水”、杀个血流成河。然后“革命人民”打江山坐江山分享胜利果实,历史重新轮回。(这也是某些短视的民主人士推崇马列主义的原因,饮鸩止渴,愚不可及也。还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逻辑在作怪啊。)
 
执政当局虽然名义上仍奉“马家”为尊,实则早已避之唯恐不及。“马家”所有实质性的内容和精神,包括其“圣经”《共产党宣言》,全都被悄悄架空、尘封了。薄熙来先生算是个例外(体制内的异数)。对他的唱红打黑之举,体制内恐惧、反对者众,良有以也。
 
不过,薄熙来先生举马挺毛唱红也只能有选择地、局部地“动真格”,说难听点,只能叶公好龙半吊子----不论主观意愿如何。或许,薄先生不过是打鬼借钟馗、打黑借马毛,并非真的要举马挺毛吧。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偶尔有个别胆子大的口头上高举一下,也得把声调压得低些、再低些。至于唱红,唱唱比较温柔浅淡的红或无妨,对于鲜红血红、红得发紫的那支马列主义圣歌、无产阶级战歌、世界性的红歌《国际歌》,那肯定是、绝对是不许唱也没人敢唱的。薄熙来先生想必也不敢,至于其他官僚,别说亲自唱了,只怕听了别人唱都要尿裤子也。
 
有人问:唱红歌为什么不唱《国际歌》?这个问题,当局自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不知胆色口才俱佳的薄熙来先生有何高见可以释我世人之疑?
 
2010-9-30东海儒者余樟法
 
 
 
某些反动的“自由派”
 
 
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一起远去了,毛泽东思想也渐渐式微了,但毛式的即红卫兵式的思维和逻辑却仍然常见,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做法,在民主自由派当中就颇为盛行。
 
某些人不论什么都与当局唱反调,以此标榜自己的正确。当局提倡爱国主义,他们就鼓吹利己主义(爱国主义固然不对,利己主义更有问题);当局奉持唯物主义,他们就信仰神本主义(马克思唯物主义固然错误,基督教神本主义更是荒唐)。
 
当局强调和谐论,他们恨不得把“斗争论”重新举起来;当局假惺惺地局部尊一下儒,他们恨不得再来一次大革文化命运动把儒家彻底消灭,表现得比红卫兵还要疯狂。前不久中学课本撤掉了几篇鲁迅文章(其实执政党并未反对鲁迅,只是淡化处理耳。)不仅左愤如丧考妣,连自由派也义愤填膺,争当起拥鲁急先锋来……
 
这种种怪象的产生,就是红卫兵式的思维和逻辑在作怪。红卫兵遗孽为左愤,可以理解,红卫兵遗孽为民主自由派,却颇令人诧异。这些人自以为在反专制,其实在混淆是非搅浑水,虽然号称民主自由人士,在思想上比当局更混乱甚至更反动。
 
不能因为当局反感、躲避、架空、虚置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就去亲近、拥护、落实、高举马列主义旗帜;不能因为当局反台独藏独疆独,我们就去支持台独及其它各种独立势力;不能因为当局警惕、疏远、冷落鲁迅,我们就去热捧鲁迅。
 
很简单的道理,某些人怎么就不明白呢?
 
2010-9-30东海儒者余樟法
 
 
 
自由主义与马教耶教同异略辨
 
 
三家的人性认识有相通处,都只识习性不识本性,更不承认人性有超越性,都反对儒家的性善论。都属于或接近于性恶论。
 
在“第一性”问题上,马教是唯物主义,耶教是唯神主义,自由主义无所论,自由主义者中有唯物者,有唯神者,也有唯心者,因人而异。
 
在政治上,自由主义以人为本,耶教以为神(政教分离之前,耶教有其强烈的政治追求和丰富的政治实践),马教名义上强调人民,实践中、实质上乃是以党为本。论思想背景,自由主义背靠个人主义,马列主义崇尚集体主义;论实践结果,自由主义结出民主社会,颇为自由,马列主义结出“党主”社会,极为专制。
 
在政治上,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头,对耶教则既有一定的认可、利用又有某种制约。在历史上,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人文主义是在与神本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在现实中,所有自由主义国度对耶教普遍有其制度法律的约束,故耶教经典依旧颇邪,表现不失为善。因为在硬性约束下,西方耶教在整体上已丧失“邪”的能力。
 
于儒家而言,三家都是异端,但性质有所不同,可以说三者有相通相同处,但不能说它们“同出一辙为一母兄弟”。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离儒家较近,其政治实践及其理论,都不乏一定的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真理性,有不少精华之处值得我们参考和吸取。马教各方面就离得远了,耶教更远了,“无所取材”矣。
 
被自由主义“洗脑”,虽层次有限,不失为一种启蒙,至少不失为正常人;被马教洗脑,就有失常的危险;被耶教洗脑,基本上就残了---那些原教旨的中国基督徒,正常者几希。
 
同时较长远地看,要回归中华文化成为儒者或佛道两家信仰者,自由主义者比较容易些,马列主义者就不容易,基督徒就更难了。(当然,自由主义者也好、马列主义者和基督徒也好,都是指真正的。任何一家假冒伪劣者往往喜欢追风,随时可以变来变去,不算数的。)2010-10-2东海儒者余樟法
附某网友:东海,“马教思想”和“自由主义”以及“耶教教义”,三者其实同出一辙,为一母兄弟。在中国,“马教”充当了后两者的开路先锋,有"马"就会有"自","马"走"耶"就必来...
 
 
 
寻找两种人
 
 
明儒吕坤说:“平生无一人称誉,其人可知矣。平生无一人诋毁,其人亦可知矣。大如天圣如孔子,未尝尽可人意。是人也,无分君子小人皆感激之,是在天与圣人上,贤耶?不肖耶?我不可知矣。”
 
 “平生无一人诋毁”和“平生无一人称誉”这两种人,都是人世间稀罕之物,古今中外可不容易找到。找了好几天,“平生无一人诋毁”的人,如果去掉“平生”二字,只算后半生,毛泽东可以勉强算一个,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解放后”特别是文革以后,在公开场合,在中国,确实是“无一人诋毁”“无分君子小人皆感激之”----在毛泽东生前,敢不感激、敢于诋毁毛泽东的人,岂容活在世上?
 
此君造祸之大、流毒之广、遗恶之深,让有史以来任何暴君恶主大盗厉贼都望尘莫及啊。不过,与其说是毛泽东把人民推向火坑把神州变成鬼域,不如说是人民自作自受。那是怎样的邪知邪见、怎样疯狂的的愚民愚昧的暴民、怎样深不可测的罪恶共业,造就了这么一个“在天与圣人之上”的伟人啊。
 
又到古今中外找了好几天,“平生无一人称誉”的人一个也影子也没有。无论怎样穷凶极恶的杀人恶魔飞天大盗,甚至连秦始皇洪秀全这种东西,都会有人称誉不已。他们生前就不用讲了,死了千百年,仍受到某些人的高度赞美。或许并非绝对没有,而是躲在现实与历史哪个黑洞里侥幸逃脱了东海法眼?姑且发个寻人启事试试吧,望知情者赐告为荷。
 
2010-10-1东海儒者余樟法
 
 
身为蠢人不知蠢的朋霍费尔
 
 
我多次指出:德智不同而相通,大德者必有大智,大智者必有大德;两者到了高处则相同,合而为一,良知就是高道德高智慧的圆满合一;愚蠢是一种智慧缺陷也是一种道德缺陷;缺德者卑劣,缺智者愚蠢,卑劣者可怕,愚蠢者也可怕有时候甚至更可怕……
 
东海这些论断,与德国牧师、神学家朋霍费尔在《狱中书简》中的一段话不谋而合。朋霍费尔断言:“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他说: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这段话“整体上”说得不错(仍有其偏。例如,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以高标准衡量,对。但不能说它“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愚蠢当然是一种理智、智慧上的缺陷。又如,不能否定论理、教育的作用,不能否定“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的长远和整体的作用。即使对方永远听不进去,还有旁听者,更有天下后世。对于儒家来说,教化离不开论理,放弃论理,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然而朋霍费尔得出的结论和开出的方子完全错误。他说什么:“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完全否定教育的作用,视上帝信仰为“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实属南辕北辙。从中华文化的角度看,朋霍费尔可谓“身在蠢中不知蠢”也。
 
一般情况下,道德与智慧既相通又有别,不能混为一谈。朋霍费尔曾参与德国抵抗纳粹的反对运动,因此被捕,德国投降前夕被绞死在纳粹集中营,足见其在道德上颇为可观,想不到缺智如此,亦可悲矣。
 
想想也不奇怪,西方哲学一向贫困,不是唯物就是唯心,不是人本就是神本,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心物不二、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更无法理解儒家仁本主义的奥妙。优秀如康德,也不得不假设一个上帝,才能把“话”勉强说圆,何况其它角色何况普通人哉?
 
2010-10-2东海儒者余樟法
 
 
 
关于异端外道与邪说邪教----略释网友之疑
 
 
在东海随笔《自由主义与马教耶教同异略辨》后,verreg网友跟帖:
 
“原生态的儒教,在其初始阶段虽说也与众多学家辨诘,却不失谦虚的优点,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后代统治者因政治的需要,独尊儒术,儒教成了一门独尊的显学。即便如此,中国社会也未因此步入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的黑暗状态。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基本儒释道诸家并存,和谐发展。时至今日,儒家也与时俱进了,发展到‘东海儒者’的阶段,成了人类文明的最终裁判者。其他任何学说都成了异端邪说……任何学说一旦发展到唯我独尊的地步,难免失了心智,言行举止癫狂如痴。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乏铁证,中国的儒教、西方的耶教、以及当代的马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列证。”
 
东海略复如下:
 
对于儒家来说,异乎仁义之端即为异端,外乎孔孟之道即为外道。
 
按照这一标准,西方文化,基督教也好自由主义也好,当然都是异端外道。中国文化,法家不用说,理所当然是异端,诸子百家(孔孟不属于诸子)也是外道,佛道两家虽然贵为中华文化的偏统辅统,对于儒家这一正统主统来说,仍属外道。(当然,佛道两家中人,无论对儒家是否支持,同样也是视儒家为外道的,不可能例外。)
 
论道论到高处,连外王学大师荀子都是异端,何况其余?----只不过荀子属于儒门中的异端,我们称之为儒门别宗或儒家外道。
 
所有的邪说邪教无疑都属于异端外道,但异端外道并不等于邪说邪教。相反,异端外道中不少属于正知正见正道正教,只不过“正”的程度有高低之别,而且无论高低,与儒家的“大中至正”相比终究有所逊色。
 
儒家在道德上义理上极为严肃,坚持孔孟之道仁义原则绝不动摇,对于异端外道邪说邪教以及似是而非的东西毫不妥协毫不客气。孟子说:“我岂好辩也哉?我不得已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同时儒家又极为宽容,认为即使是邪说邪教,其思想行为也不乏某些好的、正确的地方。比如法家对法律的重视、马列对公平的追求、耶教的与时俱进及耶稣的献身救赎精神,都值得肯定和参考。
 
在政治上,儒家尤为宽容,对于各种异端外道邪说邪教,主张思想问题思想处理,理论问题理论解决。它们的错误必须受到批判和澄清,但在法律(良性的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它们的言论权应该受到尊重。对于思想理论层面的问题,暴力解决固然野蛮,法律解决也非文明----那往往是恶法,是一种政治暴力。例如文字狱,就是政治暴力的典型。
 
2010-10-3东海儒者余樟法
 
 
 
儒家圆无媲,东海难不倒----儒学不存在任何偏差和疑难
 
 
在一生中任何人都有可能犯大错,圣人例外;在根源处任何学说都有错误至少有偏差,儒家例外,这是东海的定论。认识儒家越全面深刻,就越会领悟儒家经典的深刻和儒家圣贤的伟大。明儒吕坤说:
 
“气节信不过人,有出一时之感慨,则小人能为君子之事;有出于一念之剽窃,则小人能盗君子之名。亦有初念甚力,久而屈其雅操,当危能奋,安而丧其平生者,此皆不自涵养中来。若圣贤学问,至死更无破绽。”
 
吕坤说 “至死更无破绽”,着眼于道德层面。须知在义理层面,圣贤学问在根源处同样是大圆大满毫无破绽的。某些贤人之言或不免小有偏差,圣人之言即经典之言则本末俱正、枝叶皆确。
 
佛道两家博大精深,但与儒家相比,仍有所逊色。道家高明但有失中庸,且虽高明而未至极;佛家精微但有失广大(疏离政治和社会),且虽精微实未尽(只证不灭未识生生)。“极高明而道中庸,至广大而尽精微”这一句话,唯有儒家才当得起。
 
自古以来很多人挑过儒家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毛病。某些毛病,是历史的问题、政权的问题、某些儒者的问题,不是儒家学说本身的问题;某些毛病表面上看仿佛是儒家学说的问题,却是后世枝节性而不是原典根本性的问题。大多数挑出儒家毛病的人,其实是其眼光有毛病,缺乏必要的法眼和慧眼,不识儒家的大道大理大人。
 
修齐治平的伟大实践,儒化中国化成天下的远大追求,都有赖于理论的圆满。在理论层面都论不过异端外道,还奢谈什么实践?而卫道弘儒的文化社会责任,则有赖于相当的理论储备和智慧境界,有赖于对“仁法”的彻解、对自心的圆证。否则有什么资格、有什么力量站出来?
 
因此,关于儒家的任何疑难问题,在东海这里都不存在,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得到周到圆满的解答。这是实在话。儒家难不倒,东海难不倒。东海与孔孟程朱阳明同心,与儒家历代圣贤豪杰同志,且与佛道两家历代祖师大德心志相通,亦与中西方众多大师血脉暗牵。他们都是东海智慧的源泉。
 
有必要说明一下,对网上“发”向儒家和东海的某些质难不予回答,非不能也。太肤浅容易的问题,一般学者或对儒学略有所知者都可以回答的,不必劳东海之驾也。
 
2010-10-3东海儒者余樟法
 
 
 
马列极权两相依
 
 
或问:“特权主义与马列有无关系?”
 
东海答:当然大大的有。马列主义必然导致专制而且是恶性的专制----极权主义,一种特别恶劣的特权主义。斯大林、毛泽东们那种现代极权之恶,不仅非古代儒式的君主专制可比,而且法家的君主专制也望尘莫及。
 
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为镇压工具等等,都是马列核心或重要理论,滑向极权是这些理论的必然逻辑,并已为大半个世纪、大半个地球的政治社会实践所证明。
 
唯物主义和马列特殊的人性观(马列将人性归结为阶级性,不承认人性有超越阶级性的普遍之善,接近性恶论),也是其特殊的专制体制的推手之一。单纯的性恶论不一定但很容易导向专制,而且一旦导向专制,必然是最坏的专制。
 
法家反对礼治、德治的理论依据就是性恶论。法家认为在“好利恶害”的人性论面前,仁义德教无济于事,只有严刑酷法才能奏效。秦朝的暴政就是法家造的孽。基督教的原罪说接近性恶论,开出西方中世纪漫长的黑暗,良有以也。
 
当局从革命党进步为执政党,从极为严酷的极权进步为相对开明的威权,是对马列主义相当程度的“背叛”的结果。(当局美其名曰“发展”。根本处抛弃了违背了,猫论摸论不争论都出笼了,马列理论大厦就坍塌了,还谈何发展?)但是,只要马列仍被坚持为“指导思想”----即使是名义上,中国的政治就无法完成从特权向民权、从党主向民主的根本转型。
 
在中国,只有以儒家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才能顺利、良性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型。
 
2010-10-32010-10-3东海儒者余樟法
 
 
 
徐友渔们真讨厌
 
 
据报道,在孔子诞辰的前一天,徐友渔即在媒体上对第二天的公祭活动表示了质疑和不安,认为举国同庆、全民公祭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嫌,于宪政和法理不符。
 
中国刚刚有点政治宽容和文化进步,九死余生的儒家刚刚略有起色,徐友渔“表示了质疑和不安”,真是“敏感”得过头了。
 
祭孔是对孔子表示尊敬、仰慕和追思的纪念活动。儒家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和主统(道统),孔子作为儒家的最高代表大宗师,等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公祖,祭孔就是祭祖;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尊孔实为尊仁,与宪政和法理有何不符?难道宪政和法理是“不仁”、违仁的?
 
全民公祭孔子(其实,祭孔活动规模、范围、影响、参与人数都很少,远远谈不上“举国同庆全民公祭”。例如广西就一点动静都没有。),是全民表示对孔子的尊敬、仰慕和追思,尊儒而非“独尊”,更谈不上什么“罢黜百家”了。
 
真正“罢黜百家”、罢黜儒家和自由主义的东西高高地蹲在宪法里呢。徐友渔这类自由主义却把矛头对准孔子,认洋为祖,认祖为敌,无限上纲,令人讨厌。在这个方面,这类自由主义比当局更讨厌。
 
2010-10-4东海儒者余樟法
 
 
 
为祭孔喝彩,憾级别不高
 
 
或曰:“如果把儒家思想仅仅当作一种思维方式,那么人民是有选择自己思维方式的权利的,有些人选择了儒家的方式,认为有必要进行公祭,这无可厚非。但如果是政府行为的话,那就有必要检讨了,因为政府行为中行使的是公权力,如果公祭是公权力在运作,那么是否意味着政府立场的转变?政府的“尊儒”是一种对儒家文化资源的利用还是一种新的专制手段?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有些人觉得徐友渔提出了这种担忧就是“讨厌”,那只能说明这种人自己还深陷“路线斗争”“非黑即白”的文革思维中,更荒唐的是,他们居然还以“儒者”自居,实在是自取其辱。”
 
东海谨答:目前的专制,是一种既成的政治事实,是马列主义中共的历史延续。不仅不是儒家的责任,而且是儒家被打倒、摧毁所造成的最大恶果。祭孔,当然“意味着政府立场的转变”。这是一种好的转变,是邪恶野蛮向道德文明的方向的转变。不论动机如何,政府公祭孔子,合乎民心,顺应民意,值得肯定和赞赏。
 
“深陷路线斗争、非黑即白的文革思维中”的是那些反儒派啊。
 
不能否认当局是在利用儒家,但是,儒家本身是有力量的,那是真理、良知的力量,文化、舆论的力量,能够对当局产生相当的反作用力。儒家“汤武伐纣”的革命精神和“以道制势”的道德精神,儒家民本、德治、王道等思想,不仅对专制政权具有相当的道德制约、良性导向作用,而且对它的和平转型可以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只可惜,目前祭孔级别甚低、规模极小,与文化大国的身份不相称、与中华民族的文化需求、道德要求不相称。当局对孔子、对儒家的尊重极为有限和局部,仅属于选择性、工具性、低层次的利用,远远没有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因此,儒家的精华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歪曲,难以在政治、社会生活各方面发挥较大、更大的作用。
 
2010-10-4东海儒者余樟法
 
 
 
再创文明新一轮
 
 
或曰:“儒家是世俗学说,现在中国又没有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不足以对当权者形成制约,所以儒家的解释权实际掌握在官方手里。官方很容易借公祭孔子的机会,把天地君亲师那一套鬼把戏扯出来当遮羞布,这比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还糟糕。我认同徐先生的看法。”
 
答以两点。
 
一、中国目前确实“没有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但如果儒家受到真正的尊重(意识形态层面、宪法层面的尊重)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马家”当道”,马克思主义学者成群结队,儒家在“位”,儒家学者自然也会大量出现。
 
二、基督教和马列主义由于经典本身的问题,不用歪曲,其中大量的偏差、错误乃至邪恶思想就足够专制主义(神权专制或党主专制)利用了,再一歪曲更不得了。而儒家不一样,极具经典的道德性和原则规定性。儒家经典的文明先进宽容程度,不仅基督教和马列经典望尘莫及,就是佛经道藏亦有所逊色。
 
仁义原则(等同于中庸原则、良知原则)为儒家的基本原则,其下还有很多子原则,如民本原则、和谐原则、以直报怨原则等等。因此,即使官方实际掌握了儒家的解释权,必然要受到儒家经典和原则相当程度的制约;即使官方试图歪曲儒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别小瞧“天地君亲师那一套”,它已经创造了数千年优先于世界的文明辉煌。尽管需要某种与时俱进的升级,但比起马列主义和基督教那些“鬼把戏”来,已是正确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时代不同了,“君主”理所当然要换成“民主”了,这正是儒家“时”和“义”两大原则的要求。在仁本主义的导向下,只要有实践机会,儒家这一套必将创造中华民族新一轮的文明奇迹。
 
另外,“儒家是世俗学说”,更是道德学说、政治学说,同时具有相当的宗教性----良知信仰不是宗教胜似宗教。且不说儒家如何高明精微怎样优异,在不违科学常识而富有科学精神方面,基督教那种“神圣学说”就应该害点羞了吧,呵呵。
 
2010-10-4东海儒者余樟法
 
 
 
天爵与人爵
 
 
《孟子-告子篇》里有这么一段话: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者,德义可尊,自然之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大意是:道德为“天爵”,权位为“人爵”。“古之人”修养好仁义忠信等品德,孜孜不倦地乐于为善,自然能够享有功名利禄;“今之人”修养道德是装装样子的,是为了追求名利地位,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等好品德好行为通通抛弃了。这真是糊涂透顶,最终连名利地位也会一齐丢掉的。
 
“修其天爵”就能够“人爵从之”的社会,圣人为王的社会(最高天爵为圣,最高人爵为王。大人是最高天爵与最高人爵的合一),当然是最好的。退而求其次,能够“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的社会,换句话说,可以把仁义道德当做敲门砖的社会,也算相当不坏了。被当做敲门砖,毕竟还具有利用价值和工具价值。
 
仁义道德被视为“吃人”之物的时代,“弃其天爵”而“人爵从之” 的时代,“修其天爵”者遭受普遍的嘲笑侮辱和攻击的时代,恶人有好报、好人遭恶报的时代,才是最坏最坏最为可悲的。
 
当然,对于儒者来说,“修其天爵”并非为了“以要人爵”。“修其天爵”本身就是目的,人爵从不从之,顺其自然,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拥有天爵,自尊自贵,可喜可乐,乐在其中。正如东海小诗所写:呼牛呼马又何嫌,文贼文豪任汝钤。自有良知天爵在,狼窝虎穴倍尊严。
 
2010-8-5东海儒者余樟法
 
 
 
政府发展经济,纯属不务正业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二十多年来,发展经济已经成了政府的主要追求和中心工作,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政府唯利是图与民争利(岂止是争?不少地方已经发展为抢!)、特权掠夺成性一切通吃、官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贪欲膨胀罪恶泛滥等等怪象随之而来。
 
人民利益被国家代表,国家利益被党代表,党的利益被特权阶级代表,最后结果必然是“极其少量百分比的以权力后代为主的家庭掌握了全国绝大多数的财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国家在统治阶级手中除了镇压机器,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功能:敛财工具。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包括文化范畴中的文学艺术乃至道德良知信仰等等一切难免边缘化工具化。十多年来,各地政府有句名口号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曾经文化连搭台的资格都没有呢)就是这种文化工具化的表现。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完全颠倒了。
 
本来,经济发展必须符合道德原则,接受文化指导,却反过来了,文化似奴仆,要看经济的脸色了。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必然以其它方面的滞后和破坏为代价。经济越发展,国民越贪婪、风气越败坏、道德越沦丧、文化越荒芜、社会越混乱、政治越黑暗、资源越耗竭、生存环境越恶劣。这样的发展就会让极少数人受益而与让绝大多数人受损受害。于是维稳与维权的冲突成为最大的冲突,权力与权利的矛盾成为最深的矛盾。
 
这是一种严重缺乏科学性正义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观。就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指导思想,中国的政治就无文明可言,就必然落于西方之后,甚至落于历代儒化的王朝之后。
 
《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的政府走的却是小人之, 道:在纵贪欲,在聚敛,在唯利是图。《大学》又云:“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然是严重的本末倒置,纯属不务正业。
 
追求政治文明、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基本公平等才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例如:建设良法良规并维护良法良规的实施,维护公民的法定权利以及生命财产安全,扶助公民、团体和工商组织均衡发展,扶助弱者生存,管制社会行为主体与国家公共权力主体的社会行为,通过兴办各类公共事业服务公民……等等等等。政府扮演的是‘裁判员’角色而不是亲自下场去踢球抢球。
 
  
政府职能当然包括促进经济发展,那是敲敲边鼓促一促,不能把它“唯此独尊”起来,用它来“压”其它职能。而且“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职能必须与促进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同步”进行。温家宝考察深圳特区时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中提出了“四要”,这才是政府之正业、之当务、之头等大事。“四要”是:
 
“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2010-10-10东海儒者余樟法
 
 
 
公有制还是私有制?
 
 
或问:儒家主张公有制还是私有制?
 
东海谨答:我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国有、集体等公有经济作为补充)。这方面我与熊师十力意见相反。熊师是主张公有制的,认为私有制是造成社会上种种不平的重要原因,说孔子亦主张废除私有制。我不赞同这种观点。井田制,更接近于私有制,孟子强调让民众有“恒产”,“恒产”,必属私有。
 
我认为,实行公有制有一个历史性条件,即科技高度发展,物质极大繁荣,一切按需分配,劳动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或者,儒家教化大行,社会成员普遍良知大开品德高尚,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两个条件只要具备其中之一,是可以进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就是一个那样的社会。“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劳动是大同社会人们的第一需要,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不出力之人,公所恶”。
 
在此之前,即在太平世之前,公有制弊病多多。不是自己的孩子不知道心痛,公有(包括集体、全民、国家等等)经济往往搞不好;在官本位、权力本位的特权社会,公有经济更容易成为腐败源头,甚至异化为实质上的私有。
 
不论专制还是民主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都是弊少利多,例如,有利于培养人们劳动创造的热情,促进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正常发展,有利于强化人们对各种资源物质的爱护意识和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责任……。
 
东海儒者余樟法2010-10-10
 
 
欢迎向我靠拢,谢绝乱扯强攀
 
 
红朝末世,原意识形态破灭,各种异端外道以及邪说歪理纷纷出笼,而且往往喜欢往儒家身上靠。前段时间有学者把马列毛与孔孟掺合在一起,今又有人把商鞅与孔子相提并论,称之为“儒学史上两大至圣大师”云云。
 
异端外道向儒家靠拢,是好现象,值得欢迎,但前提是充分认识到自身“异乎仁义之端、外于孔孟之道”的错误。在此基础上,我们会实事求是地肯定外道某些长处优点。比如法家一定程度上对法律的尊重和执法的认真有值得称赞处;马克思主义对强权的抗争、对公平的追求(实质如何是另一回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非毫无道理。
 
而某些学者忽略实质性原则性的区别,抓住双方某些“貌似”之处强攀苟合混淆黑白的做法,则是可笑的。把孔子拉进马列之门,称商鞅与孔子为“儒学史上两大至圣大师”,堪称天下奇谈。孟子对利己不损他的杨朱和利他主义墨子都丝毫不假辞色,如果知道有人将马家法家这两大“恶性异端”送入儒门,不气活过来才怪。
 
对于马列,东海已有《异端论》等十余篇文章予以透批,兹不论。儒法两家的原则区别亦是很明显的。儒家王道,法家霸道;儒家仁政,法家暴政;儒家民本,法家君本;儒家性善论,法家性恶论;儒家仁智勇(仁义礼智信),法家法术势;儒家天人合一、体用不二,法家不知天道不识本体不明本性……。两家学说的宗旨、核心、政治目标、社会理想都完全不同。
 
法家有的,儒家都有,不过都是“貌似”而已,性质不同。例如,法家儒家都有“法”,但法家不讲教化,一味严刑峻法;儒家则以教化为重,反对“不教而诛”,儒家的法是礼法,以礼为本,礼又本乎仁义。又如,法家讲权术,儒家有权道。但法家权术违仁背义,很“无道”,儒家权道则不许违背仁义原则,“貌似”反经其实合道。对于人性之恶,儒家也有深刻的认知,只是儒家更深刻地认识到,人除了习性还有本性,习性多恶而本性至善,善是更加根本性的。
 
或说:“管仲之事功远不如商鞅,但是管仲却被孔子颂扬。”似乎商鞅更应该受到孔子颂扬。这更是混扯了。请注意三点:一管仲虽被名为法家,儒化程度颇高。二、在根本上,管仲之霸权有利于华夏,管仲之事功有利于文明;商鞅之霸道和事功则完全违悖王道精神、严重破坏华夏文明。三、孔子对管仲的颂扬有一定的保留,所谓“实与而名不与”。
 
管仲之霸权虽与法家所行霸道都有个“霸”字,名同实异。春秋时代,周室衰微,北有北狄南有楚夷,掳掠诸夏大肆扩张。东周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齐桓公和齐相管仲,外抗楚狄内联诸侯,会盟葵丘建立霸权,旨在尊王攘夷,同时禁抑篡弑,裁制兼并,同盟诸国,互不侵犯,如有争端,会盟公断。如有外寇,互助互救。故这种霸权可以得到儒家相当程度的认可,《春秋》治升平,有大法四,其一就是“奖诸夏能持霸权以制夷狄”(熊十力语)。
 
2010-10-12东海儒者余樟法
 
 
 
儒家五常委
 
 
在东海草堂,有新浪网友斥我毫不温良恭俭让,自称是儒者,是欺世盗名。又有新浪网友为我辩护曰:
 
“儒者,学的是温良恭俭让,这是根本。但表现出来可就不一样了,可以怨、可以怒、可以骂、可以杀——只要对社会有用。儒者无可无不可,看时代决定自己的行为。”
 
这位网友说的不错,但不准确。儒家的根本是仁义礼智信,“道德世界”的五大常委。其中仁义更是核心,相当于第一第二把手。仁又是核心的核心,最高领袖也。
 
温良恭俭让属“礼”的范畴,为“礼”的下属。《论语》中用它们来形容孔子待人接物方面之表现的。“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论语》)
 
温良恭俭让的“道德级别”,相当于五个外交官,要接受“礼”和仁义礼智信的共同约束。否则,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就会成为表面文章,就会沦为伪君子、真乡愿的装饰品。那才是欺世盗名呢。
 
2010-10-14东海儒者余樟法
 
 
东海定律:跟儒家作对就是恶
 
 
媒体报道,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以“影响政府办公楼的风水”为由,要求当地一个合法楼盘“水映康城”项目停建。根据第一财经掌握的录音,录音中这位书记称:“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如果这位书记所言属实,重庆打击黑恶势力居然是因为他们“跟政府作对”,他们是否黑恶势力,与政府相比谁更黑恶,可就难说的很了。因为,跟政府作对未必就是恶。(这位书记想必也不敢说,当年延安与国民政府作对也是恶吧?)倒是敢于做出“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这样论定的官员及政府,无疑是颇为“不善”的。
 
这些姑不论。东海在这里是要化用一下王银峰书记的话,作出一个重要论断:跟儒家作对就是恶!
 
首先,自古以来跟儒家作对的势力,一定是反文明、反道德、反人道的势力。秦始皇、洪秀全和mzd是跟儒家作对最厉害的,他们的政权就成了有史以来三大恶势力。这是响当当的历史性的事实证据。
 
其次,“跟儒家作对就是恶”乃是铁一样的逻辑之必然。良知的人类的本性,道德是文明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是人世间的“五常道”,它们正是儒家学说的宗旨。跟儒家作对,反仁义道德而动,想不成为恶,不可得也。
 
任何跟儒家作对的势力都没有好下场。秦始皇洪秀全毛泽东三政权够强大了吧?秦王朝二世而亡,太平天国昙花一现,毛泽东人未走茶就凉,人一走天即变---邓小平名义上延续了毛政权,实质上是反了所谓的mzd思想之动。
 
如果政府是文明的儒家的政府,具有民意和道德的合法性,如果“作对”的方式是暴力的违法的,那么,确实可以说: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跟儒家作对就是恶”这个论断则不必有什么前提。
 
任何跟儒家作对的思想必属不良思想,重则为邪见邪教;任何跟儒家作对的行为必是不良行为,重则为恶行罪行。思想问题思想解决,邪教邪见理当受到批评;法律问题法律解决,恶行罪行必须受到惩罚。
 
顺及:居然有儒者认同王银峰书记“跟政府作对就是恶”之言,要我“看看宪法、刑法,是不是这么规定的,看看颠覆政府罪、妨碍公务罪等都是怎么规定的。”令人哭笑不得。在这位儒者眼里,似乎宪法刑法以及颠覆政府罪、妨碍公务罪等规定就是绝对的正确、绝对的“善”,任何人触犯了它们就是罪有应得。
 
“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这样的逻辑如果成立,任何不被政府认同的行为都可以划入恶的范畴,儒家的圣王汤武以暴力与政府作对,无疑成了“大恶”。这样一来,政府以及某些以政府代表自居的官员就俨然成了善的化身,可以无条件地为所欲为矣。
 
2010-10-15东海儒者余樟法
 
 
 
再论跟儒家作对就是恶
 
 
跟政府作对不一定是恶。政府不一定具有民意合法性,具有民意合法性的政府,其某些具体行为也可能违反法律或损害民利;跟群众作对也不一定是恶。在道德不高、教化不行的社会,群众的意见很容易出偏出错。
 
所以,有时候跟政府作对是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有时候跟群众作对也是善,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礼记.儒行》中,孔子向鲁哀公介绍了十五种儒行即十五种儒者。其中有一种是这样写的: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儒者,注意“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这句话。熊十力先生说:
 
“儒者当昏乱之世,其志气上同于天,其前识,远烛未来,而知当世之所趋,孰为迷失道以亡,孰为开物成务而吉。其定力,则独挽颓流,而特立不惧。其大愿,则孤秉正学以烁群昏。百兽踯躅,而独为狮子吼。虽所之与世左,上弗援,下弗推,儒者身穷而道不穷也。”“民德民智之未进,而相比党以图政柄,则黠桀者为之魁,而无知之氓附之,相与颠倒是非,变乱黑白。谄行,而正士危,古今所同慨。”(《读经示要》)
 
当昏乱之世,“上”(代表权力和政府)固然不会给“不忘百姓之病”的儒者施援,“下”(代表民意)也未必支持,更令人悲哀的是还有造谣谄谀之民相互勾结来加害之。那样的政府、人民及民意值得尊重吗?真正的儒者会与他(它)们同流合污吗?
 
可见儒家尊重政府、尊重民意都是有条件的。政府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政府和群众都必须接受儒家教化,遵守仁义原则(即道德原则和文明原则)。
 
道统高于政统,偏离和违背了道统的政权就不是正统,儒家以道制势的必要性和汤武革命的正义性都根源于此;道德是文明的核心,偏离和违背了仁义原则的民意是不道德甚至反文明的。儒家文化教育、道德启蒙的重要性就体现于此。这也是儒家民本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
 
法律和民意是重要原则,但它们都要接受更高的仁义原则的辖制和导引。跟别的一切东西作对,是善是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跟儒家作对,是跟人世间的最高原则作对,就一定是恶。当然,这里的儒家,必须是真正的儒家,即正统、正宗、经典的(一切以儒家经典为标准)儒家。2010-10-16东海儒者余樟法
 
 
 
三论跟儒家作对就是恶
 
 
作对,对立、对抗、对着干也,双方有原则性的冲突和矛盾也。一般的意见看法思想观点不同,本来不算作对,比如佛道两家、诸子百家里面的多数以及自由主义,虽与儒家有异,只是偏离,并不矛盾,纵有矛盾,并无根本性。
 
这里把凡是“异于仁义之端、外乎孔孟之道”的异端外道都算为“跟儒家作对”,只从“作对”的程度上作出区分。“作对”的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即“恶”可分为微恶、中恶、大恶。
 
儒家认为,本性是“无善无恶”、超越世间善恶概念的至善。本性发而中节为善,发而不中节为恶。《中庸》谓:“喜恕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就是善,不中则偏,不和则戾,严重偏戾就是恶。邪恶之邪,即“不正”之意。
 
“跟儒家作对”的表现有意念、思想和行为等不同。
 
意念方面,儒者苛责自己,不论他人。思想之恶,轻者可称偏知偏见,如佛教道家自由主义等,重则属于邪知邪见伪理恶论,如法家和法西斯主义、马列主义等。对此儒家应该予以实事求是的批评或批判,但要遵守言论自由的原则,理论问题理论解决。
 
行为之恶,如果是一般民众一般性的过错,没有造成现实伤害和严重后果又没有触犯法律的,儒家主张恕道;严重的恶行,则法律问题法律解决,更严重的法律无能为力的巨恶大罪,那就属于“复仇”的范畴了----儒家的“大复仇”和革命精神可以派上用场了。
 
另外,对于思想和行为,只要没有逾越道德层面而进入法律范畴,儒家都是对自己要求从严,对他人标准从宽,对“上面”要求从严,对“下面”标准从宽。所谓“礼不下庶人”,道德主要或首先用来规范领导干部,老百姓自由度大得多,只要不犯法就行。对儒家,老百姓不管怎么攻击咒骂胡说八道都无妨,政府和领导却不允许。
 
在儒家社会,对于偏离了(更别说违背了)儒家义理的任何政府行为和领导言论,儒家群体都会严厉批评或奋起抗议,督促当权者纠正----如果当权者是儒者,不待批评抗议就应该及时予以纠正。
 
儒家诚意正心以树立正念,格物致知以追求正见,修齐治平以开展正行(正义行为)。对于人世间的邪知邪见恶理恶行进行批判乃至讨伐,都是“正行”的表现,都是为了内致良知,外“致良制”、上制权势、下启民智。
 
2010-10-16东海儒者余樟法
 
 
 
从鲁迅周迅雷锋霆锋说到孔子
 
 
某前辈驾临陋室闲聊,聊及现状,感慨万千,颇为怀旧,曰:“当年学雷锋精神,现在学霆锋跳神;当年看鲁迅作文,现在看周迅作秀。”
 
妙语解颐,其实则经不起推敲。雷锋不妨学学,鲁迅不妨看看,霆锋周迅不妨赏赏,但是,应该“让他们呆在自己应在的位子上”。偶像化霆锋周迅,固然很低俗,神圣化雷锋鲁迅,并非真高尚。两种社会都很不正常。
 
雷锋鲁迅霆锋周迅四位中,雷锋是大公无私的象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榜样,
最值得尊重。但必须注意,利他主义不近人情,可以个人学习,不宜强力“推销”付之于政治、社会实践,否则流弊无穷,即使动机大善,也可能结果大恶。孟子两千多年前就对杨墨一起批判,实在是有先见之明。
 
性体(即仁体)是自他不二的,利己利他两种精神同时并具、不可分割。利他主义虽然与利己主义相反,但同样得“性体”之一偏,就像唯物唯心两种主义都仅得“道体”之一偏一样(道体是心物一元的。关于利己利他主义和唯物唯心主义的差错及仁本主义何以正确的问题,我在多篇旧作中已予详阐,兹不赘。)
 
只有儒家对“性与天道”的认知最为全面。不论在个体道德还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仁,只有全体大用的仁,才是最好的主义,才有挂帅的资格。而儒家最高代表和象征的孔子,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导师,值得世人永远尊敬、永远学习、永远崇拜。
 
在孔子面前,鲁迅周迅霆锋都不过昙花一现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鲁迅不仅小,且负面,雷锋略大些,也有限。天真者学雷锋,愚昧者拜鲁迅,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庸俗群体则做周迅霆锋的粉丝。
 
孔子就像一个测量仪,可以测量出个人和社会智慧道德的高低。反孔的人智慧欠缺,反孔的社会道德沦丧,只有正人君子英雄豪杰和大儒圣贤才懂得崇拜孔子。随着人类文化德智水平的不断提高,儒家的真理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孔子将会受到越来越普遍和高度的尊重。
 
2010-10-16东海儒者余樟法
 
 
 
“为儒家而活”与“依赖儒家而活”
 
 
已故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在其著名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提到,世上有两类人,一种是“为政治而活”,另一种是“依赖政治而活”。东海学舌曰:世上有两类儒者,一种是“为儒家而活”,另一种是“依赖儒家而活”。
 
“为儒家而活”,就是唯仁义是从,与良知同在,守死善道,身与道俱,以身殉道。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朱熹云:“身出则道在必行,道屈则身在必退,以死相从而不离也。” “为儒家而活”者,是真正的儒者,儒家的行者,是儒家的中坚力量,儒家复兴、中华振兴的希望所在。“为儒家而活”者,必要时也可以可以“为儒家而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依赖儒家而活”,指某些儒家学者以儒学为生存的手段和工具,属于“以道从人”的角色。这类角色会因儒家的衰败而消失影踪或改弦易辙背叛儒家,也会因儒家的复兴、兴旺投奔儒门熙熙而来。当然,这是好现象,是社会进步的征兆。比起那些“依赖马列而活”者,“依赖儒家而活”终究要显得正常、善良、高尚些。
 
在儒家,学者与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有其学不一定有其行,“依赖儒家而活”者有学无行;有其行则必有其学,“为儒家而活”者知行合一,对于儒家学说和良知仁性必有相当的理解、感悟和领会。两者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不同:“为儒家而活”者一切从良知出发,以真理为准,为儒家考虑,故欢迎批评,从善如流;“依赖儒家而活”往往经不起批评,怕影响了自己的名声、威望和饭碗。
 
当然,人是会转变的,学者是可以转变为行者的,特别是儒家学者,比其它学派的学者转变起来要容易些,因为儒学特别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依赖儒家而活”者对儒学的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可能转变为“为儒家而活”的知行合一者。易言之,儒学被学者当做生存手段和工具的同时,会不知不觉地影响熏陶其人的心灵,时间久了,可能就转化为他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了。
 
2010-10-19东海儒者余樟法
 
 
 
附庸风雅也难得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儒者自风雅。风雅是一种精神,一种积极真诚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种良好的审美习惯和美好的道德情操。
 
附庸风雅一直被人嘲笑。其实附庸风雅固然比不上真风雅。但是,比起反风雅来,终究不失为一种向上的表现和努力,比上(真风雅)不足比下(反风雅)有余呀。向风雅靠拢,就是向文明、向经典、向孔孟靠拢。
 
而且,风雅是有反作用力,会对附庸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和熏陶。一个人附庸得久了,有可能弄假成真,变成真风雅。正如俗话所说:一个人一辈子装好人,他就是一个好人。
 
很遗憾,当今中国,风雅早已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欺压下破产崩溃,风雨飘零。别说风雅,附庸风雅者亦难得一见。一个文化大国、风雅大国沦落至此,真是斯文扫地,鸡犬升天。
 
在官场,风雅更是早已绝迹(真风雅者即使进入这种官场也呆不久),象车延高这样能够附庸一下的人物已是凤毛麟角。司空见惯的是强势人物恶狠狠地卖弄权势财势玩弄弱势,弱势群体和知识分子们赤裸裸地附庸权势财势---这样的社会才是最可悲的。绝大多数国人连附庸一下都办不到,又有什么资格嘲笑车延高呢?
 
2010-10-21东海儒者余樟法
 
 
 
给我一个讲台,我将改变中国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东海曰:给我一个讲台,我可以儒化中国、改变中国。
 
这是一种文化信任。儒家文化具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性,只要有一个自由的平台,它就有机会迸发巨大的感染力影响力,就有机会发挥重大的教化功能和导良作用。在信息时代,真理怕的不是被批判被攻击被歪曲,怕只怕被捏住了喉咙封住了口发不出“正宗”的声音来。所以,必要的言论自由和传播渠道是对真理最大的支持、对儒家最好的帮助。
 
这是一种良知信任。人人皆有良知,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不论“外面”怎么败坏,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儒家。而儒家是关于良知的学说(同时也是关于良制的学说),直接诉诸于人类的良知本心。在儒家的教导下,附庸和回归儒家的人将大大增加,人们向上向善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也就是说,正人君子的比例将大大增加。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在善与恶、本心与习心的斗争中,善占上风、良知占上风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当然,这也是一种自信。相信自己对儒家文化的把握是准确的、解悟是深入的、践履是真诚的,相信自己有才华有能力把儒家的精华全面深刻地展示出来,还相信自己在品德上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儒家是我的命运、我永生永世永远的家,儒家的荣辱就是我的荣辱,儒家的辉煌也是我的辉煌,那将是千秋万代的辉煌。东海没有政治野心,却有文化梦想。儒化中国:让儒家道理深入人心,让儒家道德普及社会,让仁本主义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这是我此生最大的梦想。
 
个人的梦想则是在北大或中央台开讲儒家,代表儒家与古今中外各种学派宗派开展自由争鸣。有公开“传道授业解惑”(韩愈语)和“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孟子语)的机会,乃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荣光。当东海有机会在北大或中央台开讲的时候,也将是儒家真正受尊重、言论真正有自由的时候,是儒家在新的起点上大放光明的时候。
 
2010-10-22东海儒者余樟法
 
 
 
东海三不答
 
 
凡是针对儒学以及东海论道文章的一切质难疑问,自信都能予以最为圆满的解答。落网十年来,所答问题数以千计,至今还没有遇到答不了、不能答的问题。东海难不倒,岂虚言哉。但是,由于时间精力越来越贫困,为了尽量减少无效劳动和重复劳动,在熙熙攘攘纷至沓来的问题中,不能不有所选择。兹特规定“三不答”如下:
 
一、过于粗浅、属于常识、一般儒家学者都能回答的问题;二、已经回答过或者旧作中已有答案的问题;三、一些别人已经解决了的知识性专业性的问题。(真有兴趣,完全可以自己上网或到图书馆寻找相关资料去。)
 
另外,对过于无礼之人所提的问题一般亦不答。连基本礼貌都欠奉的人,无论何门何派拥儒反儒,不可能提出什么值得一答的问题来。
 
释尊有置答之时,孔子有“无言”之叹,孟子或不屑教诲,或有所不答,东海亦不可能有问必答也,还望旧雨新朋海涵为荷。当然,如果是电视、讲座等场所,对于粗浅常识的问题、已答过的问题以及无礼之人的问题,我都会予以简单解答,启蒙效果较好范围较广故,口答比笔答方便故。
2010-10-24东海儒者余樟法
 
离他们远些再远些
唯正人才会真正尊重大人,唯君子才会真正尊重圣贤。从对孔孟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在修养;从孔孟受到尊重的程度,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喜欢嘲笑仁义、攻击道德、诋毁圣贤、侮辱孔孟者,大多是蛮夷宵小之徒;嘲攻诋侮现象普遍、蛮夷宵小成群的社会,必是野蛮社会乃至禽兽世界。
 
嘲笑仁义攻击道德诋毁圣贤侮辱孔孟,其实是一种自暴自弃。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这些嘲攻污侮者,比“言非礼义”、“不能居仁由义”更恶劣百倍,是深度的自暴自弃,更加不可与有言,不可与有为。
 
正人君子有必要象防火防盗一样防着他们,尽量离他们远些再远些。即使孔孟重来,在有德无位、势力不足、还没有把握以教化和转化他们的情况下,也不会随便去与他们接触的。
 
嘲笑仁义攻击道德诋毁圣贤侮辱孔孟也是一种内在的自残。不认仁义原则、不识道德奥秘、不知尊重孔孟和儒家,本来就是德智不足,再来嘲攻诋侮,等于进一步自残德智。德与智有联系又有区别。嘲攻污侮者不一定缺德,有些是属于知识、学问、智力、智慧的问题,是缺知缺智。
 
如某些自由人士和“洋插队员”,未必喜欢栽赃造谣,但一说到儒家和圣贤,就非嘲攻诋侮栽赃造谣不可----他们自以为是在说真话。因为在他们眼里,大人圣贤确确实实非愚即伪,仁义道德确确实实是骗人吃人的东西,儒家确确实实是中国愚昧落后的罪魁祸首。不仅东海文章,煌煌儒家经典都会被他们作出离题万里甚至南辕北辙的解读。
 
这些人物“所知障”又特别严重,几乎完全“不可与有言”更“不可与有为”。任何善言,都可能会被他们解读成恶语;任何芬芳事物乃至伟大事业,落在这些人物手里,都会变成一团糟粕----至于那些伪造儒家和东海言论的无耻之徒,就更不足道了。
 
嘲笑仁义攻击道德诋毁圣贤侮辱孔孟,还是一种自我抹黑自我丑化。在闭关锁国民众愚昧疯狂的社会反儒,或可得逞于一时;在相对开放理性逐步回归的时代再来恣意嘲攻污侮,只能弄臭自己。过去,朝野群起而反儒,反掉了中华文明和人性的光明。随着人性的回归和儒家的复兴,嘲攻诋侮的反儒,反掉的是自己成德的希望和“成人”的形象。2010-10-24东海儒者余樟法
 
道德歧视症,健康文明的象征---兼论德与才关系
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不应该有种族歧视、地域歧视、户籍歧视、就业歧视以及性别、身份、职务、能力、社会地位等等方面的歧视,但是,有一种“歧视”恰恰是文明社会的标志:道德歧视。
 
道德是文明的核心。以德为本,正面表现为“选贤”、尊贤、重用贤者,“天下有德者居之”、“得民心者的天下”,有德者拥有从政从教的优先权。天下为家,不好;天下为党,更不好;“天下为民”的民主社会,好,但还不是最好,因为民主选举产生的不一定的“贤能”。只有以德为本的“德天下”,才能真正保证选贤举能天下为公。(当然,“德主”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民天下”是“德天下”和“公天下”的初级阶段。)
 
以德为本的反面表现就是道德歧视:瞧不起无道悖德者。这正是儒家的“歧视的标准”。毫无疑问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但在法律够不到的地方,人们不妨理直气壮地对无道悖德者加以鄙视和“歧视”。一个道德歧视症越严重而普遍的社会,不道德、反道德的人物、行为和现象就越少,社会就越正常越健康越文明。
 
无论出身多好能力多强才华多富权力多大地位多高,如果品质恶劣,就活该被人瞧不起---让这样的人得到不应得的权力和享有不相配的地位,乃是国民的耻辱、社会的悲哀。小人得志、无道悖德者普遍受到重用和尊崇的社会,必然是不正常的。正如屈原所叹:“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楚辞·卜居》)比起屈原时代,这种逆淘汰现象早已变本加厉。人类的其它文明不断进步,唯独政治文明却总是不断退步啊。
 
能力才华很重要,道德更重要。德为本,才为末,德为体,才为用。有才无德是小人,不值得尊重。有才无德,才必不大,有才也是歪才、奸才、欺诈之才。儒家追求德才兼备,有德有才是最好。无德无才是废人,最差,不足道。有德无才则是笨人。有德无才,德必不高,有德也是小德、琐德、乡野之德。如果说小人会歪心办坏事,笨人则容易好心办坏事,出发点或不一样,结果则一样。至于无德又无才者,就更不值得交往了。关于德与才的关系,明儒吕坤说得好:
 
“才犹兵也,用之罚之吊民,则为仁义之师;用之暴寡陵弱,则为劫夺之盗。是故君子非无才之患,患不善用才耳。故唯有德者能用才。”(《呻吟语》)
 
德之本在心。人心分为本心与习心。在本与习的较量中,习战胜本、习心占主导地位者无德;本战胜习、本止占主导地位者有德。德又有高低之分,圣人最高,其次贤人,其次君子。另外,德到高处必有才,“得道”圣人,必有大才。
 
2010-6-19东海儒者余樟法
 
 
 
盲了心的鲁迅,瞎了眼的郁达夫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
 
说得好。同样,一个没有圣贤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有圣贤而不知尊重圣贤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而一个把罪人视为英雄、把小人当做圣贤来尊重的民族就更加不可救药了。
 
需要说明的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有自己众多的英雄和圣贤,而且相当尊重。
 
是什么时候开始,文明渐渐枯涸、文化渐渐荒芜?是什么时候开始,历代英雄圣贤不再受到尊重,以至被吐口水泼污水扔石头?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一群对圣贤挖坟鞭尸挫骨扬灰的文坛小人、文化罪人、盲心瞎眼人,居然被当做新的英雄圣贤来赞美来崇拜?
 
当时那些与鲁迅一起鞭尸圣贤的学者以及错把鲁迅当做英雄的名流,哪一个不是盲心瞎眼汉?心不盲不可能这么做,眼不瞎不可能认人如此错。象郁达夫这样的旧式文人,居然也迷了眼。
 
于是,黑白就这样完全颠倒了,是非就这样彻底混淆了,人心就这样空前败坏了,一切不仁不义无道缺德的东西趁机纷纷复活过来、集中到中国来了。民族想不沦为“可悲的奴隶之邦”和“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不可得也。
 
别说君子,连伪君子亦成了凤毛麟角,人们纷纷向豺狼学习、以吃人为荣。仁义道德被打倒,儒家和圣贤被抹黑,不仁不义无道缺德的东西吃起人来当然方便之至毫无顾忌了,中国成了真小人真恶棍真盗贼的天下。
 
盗贼们首先要感谢鲁迅们。如果儒家的道德标准价值观不倒,不仁不义无道缺德的东西纵然猖獗一时,也是名不正言不顺,诸多掣肘。不说别的,别说圣贤,多一些正人君子,多几个梁漱溟这样的儒者,就够它们受的了。
 
其次要感谢郁达夫们。没有郁达夫们的看朱成碧瞎眼乱捧,鲁迅之流要登上神坛就没那么容易,他的流毒也不至于那么深广那么不可收拾!君不见,到现在还有众多奄奄一息的奴隶为鲁迅这个狠“吃”仁义道德、剿灭中华文化的帮凶唱赞歌呢。
 
2010-10-26东海儒者余樟法
 
 
 
谁有资格掌帅旗?
 
 
政治、经济、科学、军事、制度、法律很重要,稳定、和谐很重要,但是它们都不允许占据“中心”的、压倒一切的地位。否则,它们都有可能失去道德制约、违背道德原则。如此一来,政治就会无道、经济就会无序、科学和事就会“主义”、制度法律就会不良,而稳定就会动物凶猛地“压倒一切”,和谐就会异化成横行的河蟹。
 
中国当年曾政治挂帅,后来是经济挂帅,所结之果如何,众所周知;法家则是法律挂帅的典型,所结之果如何,也是众所周知。(法家“以君国为本”,其法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故法家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挂帅,兹不详论。)可见,任何东西一旦与道德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必然偏离正道走上邪路。
 
因此,只有道德才可以拥有挂帅的资格。儒家强调“正德利用厚生”,要发展科学利物之用、发展经济厚民之生,前提是“正德”,端正和提升政治、社会道德。以道德为导向,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以及制度法律等等才能沿着正常的道路和良性的方向“前进”,那样取得的稳定和谐才是真正的稳定和谐。
 
或问:“道德评价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是不是只有一种评价标准?”答曰:道德不是万能的(在“性与天道”的层面,道德潜能无限,也可以说是万能的),没有道德则是万万不能的。对于人类世界,道德不是唯一的标准,却是最高标准,也是根本性、基础性的标准。
 
在政治上,法家和马列主义违道悖德,自由主义的道德资源比较而言亦有所不足,唯我儒家最为崇尚道德、是以道德为原则和核心的思想文化体系。儒家的人生、社会、政治等各种实践都充满道德性。儒家的道德深入于、体现于政治经济科学军事制度法律等等一切领域,追求道德的制度化、法律化和科技、经济、军事行为的道德化。
 
以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等于道德挂帅。仁本主义可以分为内圣外王、即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两个系统,前者致良知,为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栖居;后者“致良制”,为社会建筑长治久安的道路。
 
或曰:“只有宪政民主制度才能救中国,只有宪政民主制度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宪政民主制度才能使中国人幸福,只有宪政民主制度才能使中国人高尚!”说的不错,但不究竟。究竟的说法是:只有仁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才能使中国人幸福、使中国人高尚。
 
宪政民主是现代政治儒学题中应有之义,故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可以也应该在仁本主义指导下进行建设----这样的民主具有更好的价值根基,也才是真正中国特色的民主。也只有在仁本主义指导下,中国的民主宪政追求才具有本土文化的基础和道德精神的力量。
 
2010-11-9东海儒者余樟法
 
 
 
红卫之兵多兽行,马列主义是祸根
 
 
10月21日南方周末发表王友琴《“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引发强烈反响和一片赞扬。据说老师非常感动,对“文革”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学生表示理解,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是当时形势所致”。
 
确实,当年的红卫兵应该为他们的兽行道歉。但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东西”使这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人性泯灭兽性大发,把一个个普普通通的青少年“害”成纳粹式暴徒,让他们做出那种人神共愤、天地不容的“错事”的?“当时形势”又是怎样形成的?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被风吹倒的草有责任,“风”的责任更大,更应该为当年空前的罪恶负责。这个“风”,就是制造红卫兵纳粹的体制、教育和意识形态。
 
归根结底,是马列主义造就了当代中国的体制、教育,造就了“当时的形势”;是马列教义全方位的洗脑,让红卫兵们彻底丧失了基本的人格、起码的人性和必要的独立思考能力,大规模地暴力化禽兽化。
 
马列主义才是当年惨剧浩劫发生的根本原因和思想上的罪魁祸首,是最大的“施害者”,血债累累,流弊无穷。要说道歉,是马列主义需要向当年的老师和红卫兵道歉,向广大文革受害者道歉,向我们的整个社会、国家和民族道歉!
 
红卫兵的恶、文革的恶容易认知,体制的恶也不难认知,马列主义的恶则不易认知。一些知识分子仍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甚至某些自由人士和有志之士还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认贼作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令人遗憾。
 
2010-11-12东海儒者余樟法
 
 
 
我们的社会往哪里跑?---老话重提范跑跑
 
 
当今中国政治良知沦丧,社会道德的败坏,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价值观普遍陷入了深度混乱之中。
 
四川出了个范跑跑,天下知名。出一个范跑跑本无所谓,可怕的是,那样一种完全违背教师职业道德、极度冷漠怯懦不负责任的行为,居然赢得了广泛认同,至今喝彩之声不绝。范跑跑“思想”还在振振有词、洋洋得意地跑过不停。
 
在某中学讲儒结束后与部分教师进行座谈,有老师提及范跑跑老师,对范跑跑表示肯定和赞同。为此,我从孟子对杨朱的利己主义与墨学的利他主义的严厉批判开始,剖析了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本质区别,指出了范跑跑的行为的性质及其思想的危害。
 
杨朱派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范跑跑是“喊一声而救学生不为也”,都属于利己主义者。不同于杨朱的是,范跑跑拼命给自己贴上真诚崇高和自由主义的标签。很多人也严重误判,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诠释范跑跑的行为,简直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污辱和抹黑。
 
我早就指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形同实异,性质完全不同。概而言之,个人主义的“个人”指所有的“个人”,强调的是每个人的权益、自由和尊严;利己主义追求的则是一己的利益和私欲的满足。
 
利己主义者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一个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人,一个不讲基本的职业道德的人,一个在紧要关头完全不管学生安危死活的人,怎么可能为公益事业、为他人为每个人的权益自由和尊严而作出必要的奉献牺牲呢?
 
(注意:利已利他都属于生命的本能、本性的作用,一体同仁不可分割,不可“主义”。所以儒家反对利己主义,也不认同利他主义。儒家认为,利已主义不道德,利己行为则不一定不道德;利他行为是道德的,利他主义则不一定道德。论证从略,可参考东海《大良知学》一书及其它相关旧作。)
 
范跑跑“怎么做就怎么说”,说了一点真话。但是,仅仅说真话是不够的。说真话的小人依然是小人(何况以利己主义冒充自由主义,属于思想上的弄虚作假。)“真”是道德的元素,但不是唯一的元素。真人很道德,真小人则不道德。我们应该敬佩和赞美说真话的真人,但不应该敬佩和赞美说真话的真小人。
 
一个利己主义者自以为崇高、自视为英雄无所谓,一个社会把真小人视为崇高的典范和真话英雄则太可悲了。在思想、道德和价值观方面,范跑跑个人往哪里跑不重要,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往哪个方向跑,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2010-11-13东海儒者余樟法
 
 
 
 
良知严重不明者---剥去马克思主义者的外衣
 
 
思想问题往往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品德问题和智慧问题。
 
如果明明知道某种思想学说的错误邪恶,却依然信奉坚持,知行不一,属于品德问题;如果是真诚的信奉坚持,则是见识低下,缺乏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错把谬误当做真理,错认邪恶以善良,属于智慧问题。
 
两个问题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都是良知出了问题所致。良知知是知非,智慧不足,也是良知不明,所以是非不辨善恶不分。
 
不明良知,就不明宇宙生命之真实相,就不明人生、政治、社会的正道和常道,就不能建立正确的人性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不明良知,学问就没有头脑,眼光就没有智慧,心灵就没有归宿,人生就没有根基。不明良知者无论权力多大地位多高名头多么响亮,都不过是小人乃至贱人恶人。
 
各种邪教教徒以及异端外道人士都属于不明良知者,马克思主义者(不论真假)的“不明”程度尤为严重。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雷蒙·阿隆曾经指出:
 
“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一个人也许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但是他不会在思想上是正直的。真诚的马列主义者为数不少,但是他们都缺乏才智。”(《雷蒙·阿隆回忆录》三联书店,北京,1992年)
 
马列主义所造罪孽之大,所欠血债之多,所遗流弊之久,是古今中外任何邪教都望尘莫及的,其思想之野蛮邪恶,已为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所充分证明,东海也依据仁本主义真理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到了现在,如果仍有“真诚的马列主义者”,那就不仅一般性的“缺乏才智”,完全堪称是绝顶的愚昧。如果不是真诚的,如果明知谬误而信奉、明知邪恶而坚持,那就更不堪,更可怕,岂仅“不正直”而已?
 
2010-11-15东海儒者余樟法
 
 
 
对各种“主义”保持警惕
 
 
很多“东西”本来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单方面地强调它,将它绝对化、极端化即、“主义”化,它就会异化甚至恶化,根本上差以毫厘,实践中谬以千里。故儒家对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主义”都保持相当的警惕。
 
例如,儒家亲亲仁民爱物,却反对物质至上、民意至上,也反对“亲情”至上。它们在儒家都不允许、不可能取得“主义”的地位。
 
又如,儒家忠君,并非“君本主义”,爱国,并非国家主义。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重,在政治上以民为本,可以方便说儒家政治是民本主义。但是,儒家民本要接受“仁本”的节制,“仁”才是儒家的“本”,是儒家真正的、最高的“主义”。另外,儒家民本与民主主义有异,与民粹主义更是截然不同。
 
又如,儒家不反对利己行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和鼓励利己,但儒家反对利己主义;儒家倡导利他行为,赞颂利他精神,但儒家反对利他主义。
 
利己主义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利他主义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把他人放在第一位。两者都有违中庸和仁义原则。故孟子对杨朱和墨子都持批评态度。
 
在儒家,利己利他是一体圆融的:利己既是利他,利他既是利己。在利益层面,只要不损人不妨利己,利他尽量不损己但也不妨损己,必要时还可以牺牲自己---某些时候利益上损己乃至牺牲自己,正是良知仁性上成就自己。
 
又如,儒家对集体与个体都很重视,颇有集体主义精神和个人主义精神,但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却都不认同。因为,集体主义是单方面强调集体的利益而忽略了个体,个人主义是单方面强调个体的利益(包括权利、自由和尊严)而忽略了集体。儒家则是两者兼顾的。
 
同样,儒家爱民族、爱社会、爱自由,但对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都不认同。各种主义或出偏、或有错各有局限,既使是好主义,正确度亦有所不足。唯有儒家仁本主义,具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性和普适性。
 
仁本主义,也可以表述为良知主义、中庸主义等。“中庸”在儒家,不仅是方法论、而且是价值观,还可以是本性本体、即乾元仁体(即良知仁性)的形容。儒家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持批评态度。物质也好意识也好,都不是第一性的,都属于现象。乾元才是本质和第一性的,它兼具一切物质意识的信息而又超越一切物质和意识。(于此亦可见,“中庸”不是折中主义,与平庸、庸俗更是毫不相干。)
 
也可以说儒家是道德主义,只是道德一词不能作肤浅庸俗的理解,而要与仁和良知一样提高到本性本体的层面。
 
2010-11-19东海儒者余樟法
 
 
 
唯物“唯神”皆戏论,唯我仁本理最真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这句话可以说代表了唯物主义对生命最形象和经典的认识。这样的思想,必然缺乏对生命、对人的尊重,必然会从人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甚至动物性等等角度去理解、认识和“定位”人。这样的学说,无论言论多么动人、目标多么崇高、理想多么美好,都难免沦为自欺欺人的“东西”。
 
注意,唯物主义错误不能反证唯心主义正确。肉体及宇宙万物是现象,意识同样是一种现象。它们都属于乾元本体、良知本性的作用和显化。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都不识宇宙本体、生命本质和人之本性,都把现象错认作本质、错认作第一性了。
 
唯物主义错误更不能反证“唯神主义”(一种特殊的唯心主义)正确。“唯神主义”虚构一个创世造人的上帝并以之为本,亦不可能真正尊重人格和人的尊严。我们殷商时代对鬼神的信仰也曾经非常狂热,夏与周则“敬鬼神而远之”,这也是孔子的一贯立场。孔子开出的仁本主义哲学,从根本上削弱了鬼神信仰,逐步终结了神本生命观。
 
上帝信仰与唯物主义一样都不足以提供安身立命的内在栖居,都不足以作为生命信仰。作为个人信仰问题或不大,如果它们“有幸”掺乎到政治中去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那就遗祸巨大且流弊无穷。在政治上,神本主义的邪恶,中世纪的西方已经充分“表现”过了;唯物主义的邪恶,现当代的东方也已经充分领略过了。
 
唯有儒家对生命宇宙之本源的认知最为实事求是。仁本主义的生命观及本体论具有至高无上的正确性和真理性。(关于仁本主义的具体内容,详见《大良知学》一书。本书揭示了宇宙生命的最高奥秘。顺告:陆续有人索取本书,奈东海手中所剩无几。本书在当当网、卓越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及多家网上书店均有销售,有兴趣惠阅者可以网购。)
 
2010-11-24东海儒者余樟法
 
 
 
关于设立孔子和平奖之我见
 
 
xx兄:
 
承询,关于设立孔子和平奖和向世界推广中国价值观之问题,我与齐义虎、米湾诸先生的意见一致,即:目前时机尚不成熟。齐义虎先生说得好:
 
“中国之内政尚未儒家化,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横行无忌,民怨沸腾,积怨甚深,如此之中国自顾尚且不暇,又有何资格去号召世界?《大学》有言:‘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这也就是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主张在国际上应者寥寥的原因吧。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我们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搞好内政,只有内行王道才能天下归往,这才是近者悦远者服,否则不过是以力假仁的霸道罢了,与美国无异。”
 
这段话一针见血。设立孔子和平奖,目前民间没有力量,政府没有资格。和谐的根本是仁义。对于仁本主义这一根本性的中国价值观,中国自己既不尊重更不遵守,却要向世界推广,除了“劳民伤财”,毫无意义甚至有负面意义,适足以成天下笑柄。
 
齐义虎先生提到“以力假仁的霸道”,以之称美国,勉强。至于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以力假仁”的境界,或者说,还是“霸道”的初级阶段。
 
霸道比“以德行仁”的王道逊色,但不是王道的对立面。暴政才是王道的对立面。“以力假仁”的假,是假借、借助的意思。在《东周列国志》第三十四回“宋襄公假仁失众,齐姜氏乘醉遣夫”前,清蔡元放有一段评论,其中谈到霸道时说:“霸与王异,为其以力而不以仁也。而霸与暴异,为其仍以仁义为名也。”
 
“以力假仁”虽“其仁非出自本心”,但也不完全是假仁假义,既要“以仁义为名”,也要“一般也行些仁义之事,使人既畏我之力,又贪我之仁。”再来看看春秋五霸之一重耳公子(晋文公)的风范。重耳在外奔走多年,终于在众人的帮助下复国。成为晋文公后,如是奖赏那些多年追随他的有功之臣:
 
“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辅我以谋议,使我不辱诸侯者,此受次赏。冒矢石,犯锋镝,以身卫寡人者,此复受次赏。故上赏赏德,次赏赏才,又其次赏功,若夫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东周列国志》第三十七回)
 
而在当代中国,导政治、社会以仁义的仁人志士,得到的下场却是被边缘化、被逆淘汰、被当做“国家的敌人”防范、封锁乃至迫害。中国政府还远远谈不上“假仁”啊。
 
中国名义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意识形态地位,儒家学说屈居其下,虽受到一定利用,却是局部性、表面性的利用,更多是被歪曲、绑架和压制。美国和西方设立各种人权奖和平奖、推广其自由主义价值观,因为言行一致,所以理直气壮,也能够得到大多数国家一定的尊重。目前中国设立孔子和平奖和向世界推广中国价值观,则纯属自欺欺人。
 
目前要求中国之内政真正儒家化王道化,太奢望了,但至少应该先自我“正名”,去马列化,实行“以仁义为名”的霸道,那时再谈设立孔子和平奖和向世界推广中国价值观的问题,多少也靠谱些。
 
另外,高述群先生说什么“中国应设立孔子和平奖以对抗诺贝尔和平奖的影响。”云云,可谓别有用心。儒家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当然有异,孔子和平奖与诺贝尔和平奖可以有别,但两者完全可以“道并行而不悖”,绝不是“对抗”性、“敌我”性的…兹不详论。
 
2010-11-26东海儒者余樟法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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