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忽必烈儒化:一次华丽的历史转身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4-08-28 0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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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忽必烈儒化:一次华丽的历史转身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表

时间:甲午年八月初三

            西历2014年8月27日

 

 

 

元朝和蒙古帝国有着政统和名义上的传承关系,但从文化到政治却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变化。

 

蒙古帝国(1206年—1259年),是历史上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创立于成吉思汗之手。蒙哥汗去世后,帝国分裂成几个各自为政的汗国,互相之间互不统属甚至大相征伐。元朝(1271年—1368年)创立于忽必烈之手。此前从铁木真的“元世祖”到蒙哥的“元宪宗”的称谓,都是元世祖忽必烈追谥的。

 

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并建元中统,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随后逐步消灭金朝、西夏、大理等国,1279年全面占领中国。元朝是各蒙古帝国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的帝国,也是当时举世无双、天下向往的大国和强国。

 

从蒙古到元朝,是从崇力向崇德升进,从野蛮向文明靠拢,从夷狄向中华进化,即汉化了。元朝就是汉化的伟大成果,从军事暴力集团向道德和文明的方向演进的结果。所谓汉化,就是儒化。忽必烈确立儒学为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展开和完成了这次除旧布新的历史性的大转型。

 

一、潜邸预谋

 

忽必烈是元宪宗蒙哥之弟,青年时代,便对汉文化多有研习和借鉴,在蒙哥的同母弟中“最长且贤”。蒙哥继大汗位,忽必烈受封为王,受命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忽必烈在这段时间内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

 

张德辉原是金儒,供职金国御史台衙门。金亡,在蒙古大将史天泽帐下为经历官。蒙古定宗二年受忽必烈召见。张德辉在《岭北纪行》中记载了晋见忽必烈的经过。

 

忽必烈问张德辉的第一个问题就不简单。“既见,王从容问曰: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对曰:圣人与天地终始,无所往而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即为圣人,性固在此帐殿中矣。”(《元史》作:性即在是矣。)

 

问得深刻,答得到位,君臣都不愧人中之龙也。忽必烈又向张德辉访问中国人材,张举荐了二十余人。忽必烈屈指数之,间有能道其姓名者,可见留意中土人材久矣。张德辉的《岭北纪行》中特别提及魏璠、元裕、李治三人。魏璠元史无传,张首先举荐他,理由不明;元裕即元好问,与李治都是张德辉好友,为元史张氏传中所说“封龙山三老”之二老。

 

“王又问:农家亦劳,何衣食之不赡?德辉对曰:农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从出;男耕女织终岁勤苦,择其精美者输之官,余粗恶者将以仰事俯畜。而亲民之吏复横歛以尽之,则民鲜有不冻馁者矣!”可见忽必烈对汉地农家的了解和农业问题的重视,张的回答体现了对民生疾苦的关心。

 

张德辉与忽必烈的第二次谈话在戊申春释奠之后。“戊申春,德辉释奠,致胙於王。王曰:孔子庙食之礼何居?对曰:孔子为万代王者师,有国者尊之,则严其庙貌,修其时祀。其崇与否,於圣人无所损益,但以此见时君尊崇儒道之心何如耳。王曰:自今而后,此礼不废。”忽必烈表示祀孔大典要持之永久。

 

“王又问曰:今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对曰:典兵者,军无纪律,纵使残暴,所得不偿所失,罪固为重。若司民者,头会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为害尤其。王默然良久,曰:然则奈何?德辉曰:莫若更选族人之贤如口温不花者使掌兵,勋旧则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则天下皆受其赐矣!”

 

张德辉提到的口温不花,蒙古亲王,治军严明;忽都虎(忽突忽),蒙古贵族和元老,被元太宗任命为中州断事官,上任后,认真整理汉地乱象,致力重建地方秩序,并与耶律楚材一起,商定汉地赋税制度和勋臣贵戚分地的管理制度,保全中原传统的地方州县行政制度,民蒙其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曾以时人“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观点询问张德辉。张氏对曰:

 

“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见。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皆不使预闻。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张德辉曾经久仕金朝,与元好问李治为友,所以很了解金朝朝廷内幕,说的中肯。可见金朝也尊儒,但儒化程度很低,并不真正亲信儒土。忽必烈当时已有意于以儒治天下,故听了很高兴。忽必烈时为诸王,但雄心勃勃,“思大有为於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学之士,问以治道。”(元史世祖本纪)

 

对于早就“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金朝是否因儒而亡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若“金以儒亡”结论成立,忽必烈即使最喜欢儒家,也不可能以之为治国之道。他在潜邸时“延藩府旧臣及四方学之士问以治道”,这是核心问题。他后来力推儒化,当然是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充分认识到儒家对他的国家“大有利”。

 

元宪宗时代,忽必烈总领中原军政时即推崇儒家,认识到“帝中国当行中国之法”,局部实验,大收其效,即位后全面儒化,首诏即强调:“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关心民生,重农劝农,减轻民众负担,禁止扰民科派。故至元年间,“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良有以也。

 

二、大展儒图

 

忽必烈即位诏写得很诚恳很儒家,开头指出:“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与此矣。…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忧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结尾宣布:“爱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云。

 

忽必烈即位后先后用过年号中统、至元两个年号。儒家是中道,为中华道统。忽必烈建中统年号,又有自居“中原正统”之意。至元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1264年12月18日忽必烈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成为元朝首任皇帝,这个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从年号和国号,都可见忽必烈对儒家的尊崇。

 

忽必烈即位伊始,“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主要参考并且沿袭了宋金制度。同时诏立国史翰林院招揽儒学人才;诏十路宣抚使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材异等列名上闻;诏立诸路学校提举官,擢用博学老儒;重用姚枢、许衡、窦默诸大儒,民本原则得到一定程度贯彻。经济得到恢复,民众生活改善。江南偶有反元斗争,但都是小规模的。

 

总之,忽必烈的儒化,有相当的真诚度和深广度,从意识形态、制度设置、学校教育到官员队伍建设,可谓全方位多层次。

 

以儒立国,这是对儒学的最高尊重。黄宗羲之子百家为《宋元学案》之《静修学案》按语说:“鲁斋(许衡)、静修(刘因),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二子之中鲁斋之功甚大,数十牟彬彬号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门人,于是国人始知有圣贤之学。”认为许衡和刘因二儒是“元之所藉以立国者”,立国是立制度,更是立文化。

 

或以为元朝设立“儒户”是对儒家的贬低,“无视儒本身只是一种信仰和文化”云,外行话也。诸色户计中也有僧道等户。佛道两教是元朝最盛行的宗教,僧人道士数量众多且地位很高。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封全真教主丘处机为国师,忽必烈登基后以儒治国,辅以佛道,佛道两家中又更倾向佛教。

 

屠城是各蒙古汗国一大恶习暴行。但忽必烈一反蒙古帝国和蒙古贵族的故态,总是谆谆勉励将士莫妄杀人。其伐宋的《兴师征南诏》,特别告诫“将士毋得妄加杀掠”。又专门当面戒谕伯颜,要他向“不杀一人”取江南的宋朝曹彬学习:“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元史》)

 

《元史》载:“丙戌,伯颜下令禁军士入城,违者以军法从事。遣吕文焕赍黄榜安谕临安中外军民,俾按堵如故。时宋三司卫兵白昼杀人,张世杰部曲尤横闾里,小民乘时剽杀。令下,民大悦。”《明太祖实录》载:“伯颜之有祠堂,因其初入临安,市不易肆,有德于民,故庙食焉。”

 

占据临安后,忽必烈发布《归附安民诏》,诏谕江南一带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相当宽大仁民:“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凡归附前犯罪,悉从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征理。一应抗拒王师及逃亡啸聚者,并赦其罪。…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赡给。”云

 

平定南宋不久,忽必烈下令从南方士人中选拔官员。在恢复科举制之前,以儒户为官员后备队。

 

儒家没有杀戒。在以直报怨、诛一夫、复仇、革命的时候,在义刑义杀义战的时候,往往不能不杀,不得不以杀止杀,或者以杀体现世法、自然法和天理良知的公道。但是,儒家最怕误杀,最忌滥杀,特别慎杀。忽必烈在这方面颇受儒家影响。

 

任何战争和王朝的建立都难免杀戮流血。夏启应天顺人而建国,也不得不“与有虞氏大战于甘”;汤武吊民伐罪而革命,书亦云流血漂杵,以致孟子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汉武唐宗宋祖明祖无不“双手沾满鲜血”。元世祖一再告诫“将士毋得妄加杀掠”,以“不杀一人”的曹斌为榜样,此番用心已是难得。

 

朱元璋还是吴国公的时候,曾召见儒生唐仲实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定天下之道。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唐仲实是元末明初名儒,被时人誉为“东南学者之师”。可见朱元璋对忽必烈的推崇始终一贯,在造元朝之反时也一样。

 

对忽必烈来说,“驱口”问题堪称“历史遗留问题”。“驱口”意为“被俘获驱使之人”。蒙古统治北方之初和灭金过程中,“以俘为奴”现象非常严重,主人还可任意杀害驱口。忽必烈登基后“禁止掠夺人口为奴”(北师大版历史教科书),对“驱口”作了一定的法律保护。

 

北师大版历史教科书写道:“忽必烈推行重农政策,即位之初就下令…把许多牧场重新恢复为农田,禁止掠夺人口为奴;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机构“司农司”,规定以“户口增”“田野辟”“赋役平”作为衡量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诏令司农司编写《农桑辑要》,刊行四方”云,颇为实事求是。当然,我们不能奢望忽必烈像林肯一样解放奴隶。

 

说忽必烈重开政治新局面并非过誉。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屠城无数,重刑恶法,草菅人命,可谓恶业深重。是忽必烈不顾蒙古诸王的反对,尊孔尊儒,独挽狂澜。元朝赋轻税低政治宽松,言论信仰自由度相当高,对此朱元璋和宋濂等《元史》编著者都一致承认。

 

忽必烈一系列儒家化措施和文明化努力,遭到众多蒙古贵族的激烈反对,包括成吉思汗儿子帖木格的玄孙乃颜和还有忽必烈亲兄弟阿里不哥。蒙古诸王反对忽必烈的要因之一就是反对“行汉法”。各个汗国纷纷脱离,各自为政,大多战乱不断,迅速衰弱分裂和灭亡,唯元朝最为文明和强大,稳定最久,一枝独秀。可谓功不唐捐,儒不白尊。

 

三、儒家集团

 

还是藩王的时候,忽必烈周围就开始出现了一批儒者,逐步形成了一个儒家集团。

 

赵复、刘秉忠、许衡、姚枢、郝经、张文谦、窦默、赵璧等等,都是元初赫赫有名的大儒,对忽必烈和元朝政治的产生过重大的思想影响乃至导向作用。

 

元儒都源于江汉先生赵复。《宋元学案》黄百家案:“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

 

《元史》载:“自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世祖在潜邸,尝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对曰: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悦,因不强之仕。”可见赵复视南宋为父母之邦,深怀故土之情。其讲友学侣门生弟子,无论是否仕元,对南宋的态度和感情多少受其影响。

 

众所周知,张弘范是灭宋的罪魁,但对于元朝来说,却是大功臣。而这个张弘范,就是儒生出身,而且师仇在身。他的老师是郝经,曾作为蒙古国使赴宋议和,被南宋丞相贾似道暗囚于真州十五年之久。至元十一年,忽必烈遣使赴宋“问执行人之罪”,正式发兵灭宋,于十二年进占建康。贾似道震恐,才派人礼送郝经归元。郝经当年病故。

 

郝经是一代大儒,曾自述其志说:“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在漫长的囚徒生涯中,郝经笔耕不辍,除上书数十万言与宋廷交涉外,还撰有《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贞观》、《通鉴书法》等著作。

 

滞真州期间,面对宋方一再劝降,郝经对下属说:“一入宋境,死生进退,听其在彼,我终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时人事,宋祚殆不久矣。” 郝被恩将仇报地无理囚禁,对其入室弟子张弘范的刺激无疑很大。郝被囚期间,元先后派出五批使者往南宋议和,全被南宋守将或暴民杀害。

 

郝经使宋之前,友人忧有危险,劝他推辞。他说:“南北构难,兵连祸结久矣。圣上一视同仁,通两国之好,虽以微躯蹈不测,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宋元学案》)郝经完全是为了避免生灵涂炭,希望缔结两国和平盟约,可惜被奸贼贾似道暗中囚禁而坏了大事。

 

许衡,号鲁斋,世称鲁斋先生,他还是天文历法学家呢,与郭守敬一起修订完成了《授时历》这部古代最优秀的历法。陶宗仪《辍耕录》载:许衡应征赴都,刘因问: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则道不行。后来刘因不受集贤学士之职,或问之,答曰:不如此,则道不尊。

 

许衡和刘因两位大儒,一个速起而使道得以行,一个不起使道得以尊,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同样从文化道德上给了忽必烈和元帝国以深度影响。

 

姚枢是许衡讲友,亦元初名儒和重臣,提过很多好建议,佐世祖定天下,力劝其“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欠,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元史姚枢传》)世祖对之亦极其信赖,“凡内修外攘之政咸委任焉”。

 

征大理时,姚枢讲了宋太祖大将曹彬攻占南唐后不杀一人的故事,忽必烈第二天表示:“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但大理杀害元朝使臣却激怒了忽必烈,下令屠城。后在姚枢、郝经、刘秉忠劝导下改为止杀令。“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云。1276年,元军攻取南宋临安前,姚枢再次建议元世祖“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同时禁绝宋朝鞭背、黥面等刑罚。

 

刘秉忠,元初大儒和大政治家,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堪称元朝制度和元大都的大设计师。元都是历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礼标准的。

 

史称刘秉忠从元世祖出征大理、云南时,“每赞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己未,从伐宋,复以云南所言力赞于上,所至全活不可胜计。”又:“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衰,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淡然,不异平昔。自号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适”云。

 

另外,元世祖中统元年至三年共有16位丞相,其中汉人(南人)7,蒙古5,回回1,契丹1,女真1。汉人为史天泽(右丞相),王文统、赵璧(平章政事),张启元(右丞),张文谦(左丞),商挺、杨果(参知政事)。《元典章-吏部》“内外诸官数”载有元朝中期官员情况,其中汉人南人所占比例亦高于蒙古色目人。这些汉人都是儒生。

 

文化能够返本,政治必然开新,政治儒家化,必然文明化,必有可观效果和成绩。忽必烈尊儒汉化的政治转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启迪作用。

 

2014-7-3

 

本文资料来源: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4第一版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8第一版

 

(元)《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2第一版

 

(金)张德辉《岭北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9第一版

 

附言:学界和民间和关于元朝争论纷纭,持之以久,误会重重。东海拟就与元朝和忽必烈写一个系列,总题为《儒眼看元朝》,分别由《华丽丽地转身---忽必烈的文化政治大转型》、《说好它不正,说坏它不错---元朝的特征和定位》、《成功灭亡各有因---元朝与宋朝》、《叹为观止--西人的眼光》、《深沉的怀念---烈士遗民何其多》等等组成,欢迎批评争鸣,并希望为这个时代的政治转型提供文化思考。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