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哲学三慧》批判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4-11-12 1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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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哲学三慧》批判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甲午年闰九月十八

           西历2014年11月10日

 

 

 

方东美先生《哲学三慧》一文,勾勒了希腊、欧洲、中国的智慧轮廓,析研三者的同异,不乏卓见,也有偏误,不够中肯,特异议如下,以商榷于“方家”,求教于高明。方先生说:

 

“中国民族生命之特征可以老(兼指庄,汉以后道家趋入邪道,与老庄关系甚微)、孔(兼指孟荀,汉儒卑卑不足道,宋明学人非纯儒)、墨(简别墨)为代表。老显道之妙用,孔演易之元理,墨申爱之圣情。贯通老墨得中道厥为孔子。道、元、爱三者虽异而不隔”云。

 

这段话看低孔子而过誉老、荀、墨了。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六经之总编,集儒家之大成,应为中华文化和“中国民族生命之特征”第一代表,不能置于老子之后。

 

孔子当然得中道,但孔子之中道,体现于六经,是贯通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得,非“贯通老墨”而得也。老子之道、易之元理、爱之圣情当然不隔,但孔老与墨却相隔甚远,孔亦远高于老。老得易经之半,为儒家别子;墨出乎儒而反儒家反常道,为儒家逆子。别子犹可与佛教并列为中华文化两大辅统之一,逆子则自外乎中华精神矣。

 

荀为儒门外道,亦不足以与孟并列。有儒友叙荀子卫道之功,建议从祀孔庙。东海曰: 荀子有功也有过,倡礼有功,论性有过;尊孔有功,非孟有过。从祀孔庙,或非所宜。荀子虽通外王之学,缺乏内圣之功,唯知习性易恶,不识本性至善,误导世人非浅,导出韩李法家,遗祸中华甚巨,流弊至今未已。又在《非十二子》中论“子思孟轲之罪”,如此妄言,非儒者所宜发也。

 

“汉儒卑卑不足道,宋明学人非纯儒”此言对汉宋明儒都有失公道。西汉之儒重外王,重制度建设;东汉之儒重经学,重气节;宋明理学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阳明为心学之宗师,何尝非纯儒哉。

 

方先生说:

 

“前称中国慧体为交响和谐,盖寓言也。实则中国宇宙太和之意境,大方无隅,大公无私,尚同无别,质碍都消,形迹不滞,天地为官,万物成材,至人骋能,一体俱化,巧运不穷,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施于人群,尽属精神之理序,顿显空灵之妙用矣。”

 

这段话所说的“中國宇宙太和之意境”,实即儒家文化精神。太和概念出自儒经《易经-乾卦》说:“保合大和,乃利贞。”朱熹本义说:“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就宇宙而言为太和,于人类而言即中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但其中“尚同無別”说却属于墨子,很不中国。儒家尚同是尚大同。即使大同,也是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太和意境,太平境界,应是“尚同有別”。

有别无别,一字之别,差之千里。

 

儒家仁爱无疆而有差等,所谓“仁以合同,礼以别异”,合同就是求同,将共性和共同点和合在一起;别异就是把不同区别开来,这是礼制的作用。《礼记·礼运》说:“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孙希旦集解:“嫌者,事之淆杂,礼以别之,而嫌者辨矣。”

 

即使到了大同太平世,“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类仍然有同有异,需要求同存异,故缺不了礼,有礼必有别。“尚同無別”非中国精神,与太和意境不兼容。

 

方先生接着说:

 

“中国历代圣王明君,建国治人,立政教众,必尚中和。自唐尧以降,内之平章百姓,外之协和万邦,皆以允执厥中,保合大和,顺天应人之道本为矩矱。易所垂诫,诗所歌咏,书所诏诰,礼所敷陈,以及春秋之训示,诸子之阐述,莫不以中和建国者为盛德,其故盖可知矣。”

 

这段话所说的就是儒家文化和政治的特征,所说的易诗书礼春秋都是儒家经典,当然“莫不以中和建國者為盛德”,至于“諸子之闡述”则未必然。比如老子墨子,就不推崇易诗书礼春秋诸经;荀子教出来的韩李法家,更是背道而驰,背“中和建國”之正道而驰,法家所建之国,反儒家,反中和,反中华,极权暴政,邪恶不堪。

 

方先生对古代中华的文明性认识不足,对历代儒家政治和儒家群体评价过低。他说:

 

“中国古代为贵族封建社会,民族智慧寄託于六艺,然六艺皆帝王经世之道,其要用只在出治佐治,独为士大夫阶级所专有,庶民不得与焉。坐是之故,学术寄于官府,文化託于少数”云。

 

又说:“哲学智慧之启迪,本属天才分内事。但在中国古代,贵族藏守学术,秦汉以后,博士垄断学术,是以多数民族天才或因失学而昏盲,或因趋利而灭智,不能专心致志,寻求真理,即有杰特学人,倾心真理,又多丑于惯例,殊殊媛媛,抱持师说,谬袭经生习法,短钉琐屑,不图依据逻辑原理建立精审方法。”

 

“哲學智慧之啟迪,本屬天才分內事”,当然难以普及大众,非不愿也,固不能也。如此,“學術寄於官府,文化託於少數”就是正常现象。“貴族藏守學術”,是为学术负责;“博士壟斷學術”,并非恶意垄断,都是文化责任使然。“庶民不得與”,是学识智慧问题,并非剥夺了庶民文化教育的权利,隔绝了庶民政治上升的渠道。

 

自尧舜至明清,历代儒家群体中,正人君子无数,圣贤大儒辈出,作为民族天才、杰特學人和中國哲學家,他们绝不像方先生所说的那样不堪。

 

方先生说:

 

“中国哲学家之思想向来寄于艺术想像,託于道德修养,只图引归身心,自家受用,时或不免趋于艺术诞妄之说,囿于伦理锢蔽之习,晦昧隐曲,偏私随之。”

 

作为中國哲學家的正宗,儒家的表现恰恰相反。大学八条目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打成一片,最富有道德精神、政治精神和科学精神,要求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方先生的这番描述,只适合用在一些非儒家的隐士和艺术家身上。

 

方先生说“民族智慧寄託於六藝”(六艺即六经,是儒家经典),而不说寄托于诸子百家,可见方先生并非不明白中华民族智慧的核心所在,却又将老子放在孔子之前,将老墨与孔子并列为民族智慧的代表,岂非自相矛盾?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