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明主和民主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4-11-29 23:18:19
标签:
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明主和民主

作者:余东海

来源:首发于 《南华早报中文网》

时间:甲午年十月初一

           西历2014年11月22日


 

明主指有一定德智的领导人,明主之明,既指道德之明,也指智慧之明。关于明主,误会种种,特色启蒙派普遍赞成民主,反对明主,或认为不文明的制度中不可能产生明主;或认为明主对国民具有欺骗性,于民主事业有害无益,民主与明主互不相容;或将寄望明主与反对暴君对立起来。

 

其实,明主比暴君好,有明主比没有好,不文明的制度中未必没有明主。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古今政治常识。在不良制度中有志于改良或革命的领导人,前例颇多。清末朝廷欲改君主制为君主立宪制,虽然失败,值得肯定;不丹君主告别君主制,缅甸军方承诺民主制,都具有自上而下的主动性。对国民党和前苏联来说,蒋氏戈氏的义举具有革命性。

 

不良制度中,领导人的影响和作用特别大。如果领导人野蛮反动为暴君,制度的改变将特别艰难,付出的代价也会特别大;如果领导人开明正动为明主,制度的改变就相对容易,付出的代价也相对小,前苏联如果没有戈氏,国民的苦难、国家的灾难将更加持久和深化。

 

各种政治问题的解决,需要道德也需要智慧。明主会有一定的爱民之心,也有一定的明哲之智,既能够给国家选正道,也知道为自己立功德。至少懂得给自家留后路,至少在关键时刻,不至于开历史倒车到底,与人民敌对到底。而昏君暴君,则最容易作出后一种选择,对人民对国家对它们自己都最不利的选择,两败俱伤,玉石俱焚。

 

明主有助于民主,理所当然,史有前例。制度改革是一种综合力的作用。自上而下的改良,有赖于民众一定程度的支持;自下而上的革命,如果得到体制内力量的配合或某种让步,也是大幸。

 

民主人士反明主,意味着在反抗极权和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希望对方不要让步不要开明,意味着将民主事业推向特别艰难的境地。这么愚蠢的人应该不多,那么就有另一种可能:某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其实是假冒伪劣的,所以不希望极权阵营出现明主,或者明不明无所谓。

 

换言之,在面对匪帮的时候,如果你不希望遇到相对开明向往文明的首脑,甚至希望对方越凶恶顽固越好,那么,别人就有理由怀疑,你不是太愚蠢,就是一个旁观主义者,并不真的关心与匪帮斗争结果如何,真的关心匪帮手中人质的死活,只是站在旁观的角度,偶尔通过唱高调博取一点掌声而已。某大A说:

 

“对于与庙堂相对的个体而言,建设自己,就是塑造社会。丰沛有趣的个人生活,在涉及私人产权的地带自觉捍卫,以经济自由的个人发育,慢慢建设和积累政治嬗变的未来时空。寄望明君再现,就是将自己的命运交与暴君之手。”

 

这段话似是而非,暴露了一种旁观者心态和利己主义色彩。建设自己就是塑造社会,没错,但建设自己不能局限于捍卫自己私权和追求个人经济自由,这只是利己而非立己,更谈不上立人,利己之心有余,利他精神不足。这才是真的“将自己的命运交与暴君之手”了。

 

利己主义不坏,却也不好,缺乏道德力量。面对恶势力猖獗的局面,仅仅利己是不够的。有志之士应该发扬利民利国的利他精神,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反暴求善摧邪显正的正义事业,包括对暴政的批判和对明主的期盼。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期盼的人民多了,明主不是不可能出现的。

 

还有一种人反明主,是反对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这让我想起清末革命党,为了阻止清廷的改良努力,居然暗杀改良派。章太炎鼓吹暗杀清廷改良派说:“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此言大违儒理,大悖仁德,私心洋溢,恶气凌云。圣贤追求王道政治,尧舜倡导天下为公,自当超越民族利益。不要说清政府有圣人和尧舜出,就是康有为光绪帝维新成功,君主制成功转型为君主立宪制,也是中华民族之福呀。

 

章太炎的言论是汉族主义革命的典型思想,首先将本族偶像化,以之为划分敌我的主要标准;其次将革命神圣化,将手段目的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党将体制内改革派视为最大敌人和暗杀对象,就不奇怪了。仅此一点就说明国民党私心太重,严重降低了其革命正义性和政治品质。

 

后人把章太炎当做儒家,其实不妥。章有一定的儒学修养,但不高,大半生中,颇多狂妄逆诈之言和荒谬低劣之行,是一个政治大妄人和文化轻薄子。此君政治上反对改良,主张社会主义,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更可耻的是,居然诬儒诋孔,诬孔子为“诈伪”,诋“中庸”为“国愿”,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云,甚至无端编排出“田常弑君,实孔子为之主谋”、“老子征藏故书为孔子所诈取”等荒诞故事,充当了反孔前锋,影响极其恶劣。

 

章氏晚年虽对其诋孔言论有所悔悟,有限承认当年某些言论为“狂妄逆诈之论”,何其晚也。他63岁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称“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夷,独存此四万言而已”--其实也未必值得独存。很多人视这种飘萍浮草为大师大儒,可发一噱。

 

章太炎和国民党为了革命反对改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由于革命品质不良,虽然获得成功,国家并未踏上正道,人民苦难更加深重。他们的言行,为后人树立了很坏的榜样,流风余韵至今不断。希望民主派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要重复前人的恶习,不要狭隘地敌视其它健康或相对健康的力量。

 

最后说明一下,儒家是仁本主义学说,倡导礼制,而现代礼制应该汲取上古禅让制的精华和西式民主制的优点。所以,我们对于民主制度,虽不完全认同,绝不反对,而且支持自由派的民主追求。只是希望他们追求民主的时候,注意手段的正当。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