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7日,应郴州市文旅广体局邀请,石头记读书社组织专家团队到该市调研赋能文旅融合大计,专家实地考察了裕后街、苏仙湖、濂溪书院、女排训练基地等现场,并就该市濂溪书院修复利用、郴州夜游文化品牌打造、高端文化论坛策划等进行座谈研讨,本文为周建刚教授发言。
从儒学与中医学互为观照的历史传统看,儒学和中医学都主张身心一体,且都未忽略身心、内外之间的交关、交互影响,二者都是生命的学问、教化的学问,都指向生命的教化,儒与医之间可以相得益彰、互为启益,将两个视域结合起来,生命的教化可以更有厚度。
如果以外在的视角拘泥于特定的理论模式或某些具体的史实,当然不能对作为思想价值观念的儒学存续作出肯定的解读。儒学在现代如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教制度相互制衡并获得效用,那么现代儒学就展现出一种与传统儒学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进而彰显儒学价值的普遍性。
儒家的学问是为己之学,是成就自我、成就他者、成就万物的生命之学。儒家的仁爱首先是自爱。基于自爱而产生的共情,推己及亲是孝敬父母,是爱父母;推己及人是爱人,是人类之爱;推己及物是爱物,是万物一体之爱。这是儒家"仁"的精义和普世价值。
在汉代之前,儒家从未执掌过政权,其礼学传承中也缺乏经国大典。西汉元成之际,今文经学直接以家人之礼的亲亲来制定经国大典,未能奠定大一统王朝立国之基并展示其历史意义。代之而起的古文经学则致力于为现行体制辩护,激烈指责今文经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并以现行体制为基准,在儒学内构建超绝性的天子之礼。
清初文人纳兰性德以诗词著称,而其所著《渌水亭杂识》为学界所忽视。其实,该书作为一部专研格物的笔记,不仅包含诸多传统格物门类,还涉及许多西方科技的内容,对于研究明末清初科技发展与儒学内在转型等问题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儒学延长线上的韩愈,面对儒学内部的单向度发展和萎靡的现状,面对佛学和道学的挑战,以别开生面的魄力和使命担当,苦心建立儒学的道谱和自我认同,阐扬儒家的精神和价值,以无畏的道德勇气实践和证成儒家的入世苦行。作为一位真正的儒者,其言其行都具有典范性。
“太一”大致经历了从天学到神学再到哲学的嬗变脉络。象征北极或天极的位置,正是“太一”天学意涵的核心,也是其基源性意义所在,其神学或哲学意涵皆由此派生与展开。因此,无论从神学信仰还是哲学意涵上理解“太一”,均须以其最初的天学背景为底蕴
事实上,王船山的“历史进步论”仅在民众生产生活之器和与之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两个有限的维度上成立。其历史进步论有两种模式:一是线性进步模式;二是“旧破新立”的沿革模式。不过,在有限的维度内肯定历史进步,不等于王船山是绝对的历史进步论者。
孟子的性善论是性本善论,不是性向善论,其论证包含着五个层面的问题,其一,“人性由人禽之辨而显”,此层面是楷定人性的外延;其二,“圣人与我同类”,此层面突出“本善”非“向善”;其三,“可欲之谓善”,此层面突出内在主体;其四,“即心言性,即情显性”,此层面综合阐明性善之说;其五,“不善非才之罪”,此层面廓清恶非本有。
对于礼教,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回到源头加以考察,剖析其深刻内涵,衡定其历史地位,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讲清楚其内涵与地位、意义和价值以及后来的异化。应当在深刻反思其发展演变历史的基础上,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仁为本,仁礼并建,构建具有自由、平等精神,充满人文关怀的新时代的新礼教。
今天来讲我们研究冯先生新理学的意义,不是要去继承他的某些具体的哲学结论,而是要学习他的基本方法,特别是他的那种基本精神和态度,以此启示一种复归与重建,即复归于我们的本源性的生活情感,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中国哲学。
从2005年开始在欧洲议会工作至今,我接触过不少欧洲的政党。因为工作需要,我参加过一些议会中日常的党团大会,如人民党团会议、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会议等。我也参加过几次英国保守党的年会、地区会议、选区会议,并在两次欧洲大选中为英国保守党拉选票。由于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是一个跨党派的组织,议员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党派,···
随着“考古盲盒”带热考古,《天工开万物》等网络短片让传统技艺重回公众视线,传统文化正在重新变得流行。如果说传统文化是一棵大树,儒家文化无疑是树干,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儒学本身是超越时空的思想,只要人类还生活在一起,哪怕百代之后,也仍然能作为为人处世之道。他既为传统文化的一些···
自古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要处理的三大重要关系之一。梁漱溟曾论及关于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己关系。但现代生态危机暴发之前,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从历史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逐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建构自然的过程。在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占主导地位,倡导人与自然···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认为,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培育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继而影响到国家政治秩序的架构。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其“可大可久之道”亦孕育于民本思想及天下意识中。
当今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大疫情,全球化浪潮遭遇困境,西方国家民族主义抬升,“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人类文明该往何处去?古老的东方文明能否成为当今世界性困境的解药?中国在追寻文明之根的过程中应当怎样“激活传统”“返本开新”,并让世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下大同”等重要的社会理想和世界观?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没有中断过的古文明,这与其根性特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曰:“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今天的中国则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新出版的《冯达文文集》八卷本中,冯达文先生呼吁重新评价“宇宙论儒学”。回到中国文明自身的内在脉络中,宇宙论往往构成历史哲学、道德哲学的母题,而宇宙论所影响下的礼学、典章制度之学的建构,更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特征。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史上,由孔孟原始儒学所开出的“人禽之辨”,具有源头性价值和始基性意义,不唯催生了孝道与礼制、仁心与善性、德治与仁政等一系列人伦正道,而且,作为一种蕴含人类学和伦理学双重视域的视角和方法,在诠释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解决中西文化的现代性差异方面,“人禽之辨”比之司空见惯而多有遮蔽的“中西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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