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兴」观念可以被看作为其对《诗经》理解的一个核心角度。朱熹的诗学与美学思想与朱利安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合之处。在理解朱熹「兴」思想时,运用朱利安的势(propension)、意(will)、情(emotion)、景(landscape)、显(manifest)、隐(hidden)等概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清晰的理解朱熹的「兴」观念的实质内涵。
向以鲜《我的孔子》组诗是现代汉诗写作的典范性文本,它也是当代中国诗人进行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实践,体现出确认自我文化渊源的民族诗人的身份自觉,并同时折射出当代汉语诗学的几个重要维度。
从道德哲学的视域上看,朱子的“明德”观能使朱子的道德哲学证成自律道德,从而回答“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此外,“明德”所具有的“德”之“全”的含义,又可以回答“道德完善何以可能”的问题。由此可见,朱子的“明德”观撬动了对朱子道德哲学的重检,并使朱子道德哲学在与康德道德哲学、现象学伦理学的参照与对话中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理论空间。
儒家“美善关系”呈现了儒家对“美”的语义的独特理解。儒家“美善合一”的综合形态之美不同于现代美学的单维度之美,而是一种内置了“道德善”的古典伦理—政治美学。
综括日本古今对《易经》的研究途径:一是对《易经》的讲读。通过讲读而研究《易经》博大精深的内涵。日本古代多次实施宫内讲学的制度,大规模皇室主持的讲《易经》活动极大地推进了日本的易学研究和普及程度。二是日本学者对中国易学文本的研究。
“天下为一家”即“以天下为家”,即是对礼运“天下为家”的内涵的理解,“天下为家”被视为极高的政教成就,无论是三代的六君子,还是这里所谓的“圣人”,都意味着《礼运》中与“大道既隐”关联着的“天下为家”,仍然是《礼运》作者的崇高政教理想,而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一家一姓为主体进行的专制独裁之“家天下”。
中国文明的古今之变,在社会结构上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家”与“国”的分离。传统的家国架构有不同的理论模式和现实模式,但是,以家的存在为国的基础,以立家之德为立国之本,则是共同的。但是,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之后,国家建立的基本原则,不再以家庭为基础,这种家国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伦理道德的改变,家庭成为私人领域,父子之伦···
申言要回到儒教传统中固有的历史意识来看现代,在目前后启蒙主义的思想氛围中,仍然是个令人惊骇乃至可能引起精神恐慌的想法。但鉴于思想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一步必须迈出。从破的一面来说,无法破除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之一的历史哲学的迷思,也就无法破除现代性的迷思;从立的一面来说,无法回到儒教传统中固有的历史意识,也就无法···
《荀子》全书只《性恶》篇有“性恶”措辞,也只《性恶》篇有“性恶”陈义,《性恶》篇及他篇又多见材性资朴、材性不善之措辞及陈义。今本《性恶》篇正文20见“性恶”字眼实系西汉末年刘向等整理荀书时因篇中“善—恶”范畴对界及时兴“善—恶”对说思潮而擅改“不善”为“恶”字所致。《性恶》篇名应校为《性不善》或《非性善》或《性论》,以正作《性···
关于《中庸》中的戒、惧、慎独,郑康成、朱子、王阳明三人的解释互有关联而又各有侧重。基于此三人的解释,以事(身)、意念、心(本体)为线索,可概括出儒家修身工夫的三种进路,它们亦可视为儒家修身学的三个演变阶段。从思想史视野厘清这三种修身进路的特征,及各自的利弊和合理性,可为修身学及其实践的当下开展提供参照。
朱子的“道体论”与“理气论”是否一体,以及其“道体论”内部究竟是保留形上-形下、道-物的二分,还是主张“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就成为理解朱子哲学的关键问题。对此,黄榦选择慎言理气先后问题,通过引申朱子“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的说法,转而强调“道体”的即体即用、即存有又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朱子哲学中的难题,并在···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
五四的“反传统”视域往往用“支持专制”来定性孔子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实际上“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截然不同,前者是古代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的治世工具,而后者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天下为公”。董仲舒制度化“天下为公”的努力受到了古代帝制与五四思潮的双重否定,古代帝制“霸王道杂之”的治世理念限制住了儒家“君臣共治”的理想,五四思潮所···
乡村儒学是民间儒学的特殊形态。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荀子那里,儒学没有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大众、城市与乡村之分别,却包涵着向多向度分别发展的可能性。真正的儒学民间化运动始于明代。泰州学派的崛起,标志着民间儒学、乡村儒学、乡村教化走向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完成体系化建构。泰州学派因此成为乡村儒学的真正源头。20世纪以···
《洪范五行传》是一篇阐释《尚书·洪范》的重要文献。从西汉尚书学的传承来看,其作者应该是夏侯始昌。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洪范五行传》把《洪范》的“五行”“五事”“皇极”等与“灾异”结合起来,建构了一套以“六”为标准的阴阳五行系统。其思想体系不但对后来的尚书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诗学、礼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阳明心学既是主张知行合一的行动哲学,也是强调德性修养的心灵哲学。王阳明通过黄金的“成色”和“分两”隐喻,形象地论证了“德性—才艺”的关系问题。在阳明心学视域下,德性与才艺是一体成就的,德性的修养自然会带来才艺的养成,而才艺的养成也会促进德性的成就;在才艺的培养上,王阳明主张“随才成就”和“素位而行”。
本文旨在对《易》“时”初义的知识基础加以考辨,主要考察历代学者关于《易》“时”的理解。这些考察以知识之“时”作为线索,对包括两仪、八卦、太极、时位等重要问题都给予了某些新的解释。通过这一考辨或考察,期望对于《易》的解读能够回归其更为本初的涵义,对于《易》的解读能更加关注其中的知识因素与根源。
作为浙学的特定形态,王阳明的心学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于“浙中王门”,而且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表现为对明清之际的浙学,特别是黄宗羲思想的制约。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浙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层面上,黄宗羲多方面地受到心学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也通过制约黄宗羲的思想而在这一时代的浙学之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印···
郑玄《礼序》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孔颖达《礼记正义》、贾公彦《周礼正义》均有引用,使之成为礼字的标准释义。以体和履训礼,皆为典型的声训,郑玄也解释了其因声求义之理据:统之于心和践而行之。一般认为,二训分别基于《小戴礼记》中的《礼器》和《祭义》等篇,但在汉代训诂学传统中,郑玄应是首···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治体论揭示出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现实立国要素与理想变革之结构性原理,是对现代中国思维定势的一个突围。中国思想史研究并非单方面地让中国融入某种现代世界,而是应当在现代世界的视野中,基于中国自身经验,形成我们对何谓中国、何谓现代的透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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