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0-12日,由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孔子研究院和绍兴文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儒家经典与现代性”博士生学术会议在绍兴举行。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干春松教授主持会议。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寿永明、首都师范大学/湘潭大学陈明教授、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同济大学曾亦教授、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路则···
“生之谓性”是先秦告子提出的命题,二程进行了新的阐发,将儒家的心性论哲学提高到新的高度。二程引入“气”的概念,以“生之谓性”诠释“性即气”,以“天命之谓性”诠释“性即理”,折衷告子与孟子之间的歧异,打通生命实存与德性超越之间的隔阂,用以对抗佛教空无寂静之性,解除佛教对儒家心性哲学的威胁。
如果完全以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为尺度,削足适履般地去理解《易传》思想,并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易传》所包含的丰富哲学思想,当然也不利于我们对先秦哲学的全面把握与理解。
如果以“唐宋变革”为视域,将眼光从外部的佛老或魏晋玄学转至儒学传统的内部,就会发现中晚唐以来经学领域的“信经疑传”等新风气为宋代新儒学实现“思想突破”提供了内在契机;作为训诂之学的传统经学也被注入新的道学思想元素,而不得不面临一场诠释典范的转移。这一典范转移作为新儒学“思想突破”的一种表现,意味着汉唐经学传统被超越,···
擔道義,出危言,豪氣淋漓真右派。著文章,掘理窟,玄思奧衍正英名。
余敦康先生用“提得起,放得下,看得开”三句话来概括儒释道精神,亦庄亦谐,颇耐人回味。
博学通古今,浊世尤推孔夫子;赤心担道义,恶浪不忘德先生。
余敦康先生曾用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诗句“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来形容自己毕生探索之后的那种“苦涩的无奈之感”,如今哲人已逝,且让我也引用定庵的诗行,以为先生送行: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礼法社会,有着独特的社会结构,突出强调天下观念而忽视国家观念,重视家庭而淡化团体和个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近代中国进行巨大变革的时期,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冷静理性的思考中国社会之改造。相继撰写了《东西文化及···
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以探索宇宙人生的客观规律为己任,他的哲学与他的为人处世没有必然联系,他所建立的是知识论系统;另一种哲学家则要通过哲学探索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之道,他们的人生就是他们哲学的写照,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讲,他们是求道者,余敦康先生就是这样的求道者。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金声玉振明道统;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不言桃李自成蹊。
人类无法维持民主,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感到吃惊。
最近几日,山东大学因为“一个留学生配三个校内学生,且校内参与学生以女生为主”[1]的“学伴制度”(Buddy Program)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儒家邮报
以文化提升个体生命,浸润个体心灵。2019年7月12—13日,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于2019年“古典教育传统与立德树人”暑期学校做《<中庸>的教化》系列讲座。参加本次暑期学校的全国各高校的百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学员参加了讲座。
现代立国之道有赖于对传统宪制要素的激活和扩展。与既有社会之民情、道德、礼俗相悖、乃至敌对的宪制模式,不会生成秩序性的生命活力,相反会造成整体社会的紊乱动荡。在深受诸种现代意识形态纷扰的转型中国,具有纵深视野地透视治体代兴,深入提炼我们的宪制传统,将是共和政治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道。
礼的历史发源有“巫祭之源”与“情俗之根”两端。中国礼乐文明之所以具有“情理合一”的大智慧,恰恰是源于这样的历史实情:礼来自于巫术的理性化,经由了祭祀的中介,但其中亦留了情;礼来自于民俗的规仪化,经过了乐的环节,但其中亦有了情,这才塑造了中国人至今具有的那种“情理结构”。
贤能政治的话语在中国并不新鲜,但在不同时代及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视域里却常常迥然不同,特别是当西方学者以汉语的方式参与这个话题时,贤能政治话语讨论中的视域差异与概念转换,就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比较政治学问题。
历代正统王朝的皇帝中(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军阀头子不计在内),朱元璋是我最厌恶的帝王之一(另一个是清代的乾隆)。
早在先秦时期,和合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理念,被认为是世界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则。秉承周文遗产而生的先秦儒家,特别强调社会秩序的和合、人际关系的和谐、诸侯之间的和平。礼作为周文的核心内容,在先秦儒家的视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几乎重要的先秦儒家都以礼的言说来建构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秩序。换言之,先秦儒家所追求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