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提出,西方文化只是当前时代的文化,印度文化是属于历史的过去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人类社会未来的文化。这一论断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一百年过去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军事、文化等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重新审视梁先生一个世纪前的论断应该是非常必要的···
《五行大义》以体性表示一般认为的体用的含义,体与形体有关,性与功用有关,这与中古的一般非佛教文献的含义一致。《五行大义》论述了五行、五常的体用,在性情问题上亦有讨论。这些讨论在哲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通过对于康氏佚文的考证和分析并结合有关文献进行研究,可知他所追求的孔教“世界主义”并不限于以往学者所关注的大同乌托邦理想,也包括他在早年就已提倡、并在加拿大首先付诸实践的为孔教而“传教”海外的行动策略。基于以孔教为中心的世界主义,康氏在戊戌变法前后曾提出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保教”与“保国、保种”并列的口号。
周秦两汉的“亲亲”,是一套整全的制度,建立在封建或门阀基础之上。但在宋代只讲“亲亲”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粉碎,因为此时的“亲”只是规模很小的宗族,甚至是散户。如何聚合起这样的社会?从形上学而言,即是二程的“天理”学说;从实践操作而言,即是“大心”“识仁”“民胞物与”。
儒家正名论及名教理论可以视为一种具体的中国正义论。对正名和名教问题的研讨可以发现,一方面,传统儒家正义论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君子为平民操心的格局,这一格局决定了权利观念何以在儒家思想中隐没不显。另一方面,传统儒家正义论的前提是君子与平民二分的观念及现实。
两汉今文经学以经为常道,克服经的“时间性”与“历史性”,五经之文,在材料的意义上,是先王之法,经过孔子的删削述作,把殊时、异世,各不相沿袭的先王之法,结合成为统一的孔子一王之法。郑玄吸纳《周礼》,并以《周礼》为本注其他经书,将经传中大量与《周礼》不同的内容理解为唐虞夏殷之法,其中最典型的,是在对《士冠礼》“古者生···
公私德之辨的背后,不是已成定局的“古今之变”,而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各自政治体制不同的“中西之争”。中西之争在规则(政治秩序)与执行规则之能力(德性)的双重张力中展开。这首先体现为对规则执行者是否应当具有道德之善的不同态度,另一方面,中西之争也同时呈现为规则的现成性与规则执行者的自主权变性之间的张力。
当代中国经历了实质性的政治改革,重建贤能政治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尚贤制也会带来激烈竞争,我们需要儒家式的软实力与民主开放、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路线和道家式的怀疑相结合,并充分肯定“非政治”生活方式的社会价值。
孔庙从祀制度秉承“崇德报功”的原则,意在表彰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接续儒学“道统”者。清代以前,从祀孔庙者多为“传道”“明道”之儒,以其道德文章名世。宋儒范仲淹是清代新增从祀孔庙之第一人,也是以事功著称的“行道之儒”从祀孔庙的先行者。
“主体性”的建立,在先秦儒学的基本语境中,实质上就是将作为绝对的最高实在之道的自在内向转化为个体自身的本原性实在,这一本原性实在经由个体的自觉认同而被确立为个体的“主体性”,同时也是对最高实在之外在的绝对性的内向消解,故“主体性”与最高实在本身的存在性相同一。正是这一“主体性”建立与意义输入的内在“程序”,构成了儒学之···
儒学虽有完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但士大夫的教、政二重身份致其易偏于教化,以教化消解、替代政治,疏于国家能力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思想补上了现代国家能力建设这一关键环节。
从现代哲学解读,“余”可被视为藏密之体、生生之源、根本之故。藏密之体如冬之收敛退藏、至日闭关,冬至一阳来复,导出生生之源;生生之源包括声音的旋生与大一天地的返生,形成旋出与旋入的混合双旋结构;由死与生之喻引出根本之故,追问“何以”,牵带出“所以”。
士大夫以君德圣治成就为旨归的经典诠释、君臣经筵学问与治道的切磋、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与信息交流,不仅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渠道与帝王政治决策的信息来源,而且为君臣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
黎智英保释案裁决体现了香港司法哲学的某种“国家法”转向,这是其制度理性与政治成熟性的体现,是对香港司法独立更高层次的理解与坚守,具有香港司法及“一国两制”实施的里程碑意义。
民间孔教事业,起于儒家教化既衰之后,任重道远,事繁必艰,故必须通过"孔教会"以组织化制度化社会化的力量来承担。由是,正如蒋庆指出的,中国将再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文明属性的"文明国家",而不是一个一味模仿西方的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且自我撕裂"的现代民族国家。
儒家经典的背后,温柔敦厚、知书达理、和平理性、社会和谐、乐善好施、刚健积极、注重人道人生人性的儒家文明观,这样的文化所熏陶的人,可能是中国人未来十年走向世界而更受欢迎的形象。
以中国学术发展史为基点,联系我自己的工作,我认为宋明理学研究在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成就就是我们攻克了朱子哲学这个硬骨头,在世界学术的范围内占据了朱子学研究的高地,超越了西方、日本和港台地区。如张立文先生1981年出版的《朱熹思想研究》,蒙培元先生的《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其重心也是朱子。实事求是地说,整···
“妙万物而谓之神,通万物而谓之道,体万物而谓之性”三句构成了张载道学理论的内在结构,阐明了以“性与天道合一”为旨趣的道学思想。张载哲学的理论性质应归属为道学,其思想对于宋代道学具有重要的型塑意义。
为服务新重建的本体论,熊十力改造了儒学方法论。他提出“思证兼用”,引入理智思辨方法,为儒学体悟直观服务。同时,又提出“思修交尽”,以儒学道德修养的“工夫论”来规范理智法与直观法之操作程序。这种“即本体即方法”的“本体方法论”,契合儒学“良知本体论”之内在逻辑,附应“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架构,亦为儒学良知本体论的开放性,寻获了···
近代以来,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体系经受了毁灭性的批评,天道与政治的合谋往往被视为导致王权主义乃至集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