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所言“知”“行”的核心义涵,不是“成物”领域内的“认识此事物并谋定处置方案”和“将之付诸实施”,而是“成己”领域内的“自我提升”和“自我保持”。其对于知行轻重的看法,并非“行重于知”,而是知行各有其“重”。朱子对于知作出了浅、深的区分,对于行则相应地作出了小、大的区分,其在知行次第问题上的看法与其说是“知先行后”,不如说是“浅···
“孔颜乐处”却可以归于“情理神秘”,它既非“理智的直觉,也非“理性的神秘”。作为一种“高峰体验”,这种境界可以为定位为一种“通巫史”、“准宗教’、“高道德”和“泛审美”的神秘圆融之境。孔颜之乐,作为一种“情理神秘”,既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乐道与悦乐为一),也是先天与后天的统一(未发与已发实乃不分),实乃是现实的“一个世界的神秘”。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张祥龙先生以其独有的现象学方法所重新发明的儒学思想——笔者将之称为“现象学儒学”——可谓独树一帜。张祥龙先生的现象学儒学至少有如下两点特色:(1)他极为重视现象学的境域发生分析方法,并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本原或终极问题,导致他对本原或终极之物的境域发生性理解;(2)他尤为强调这种发生性终极境域的边缘性或···
本文关注的是现象学运动在面对中国哲学传统时所发生的“道学转向”。张祥龙教授在新著《儒家哲学史讲演录》中,将这一转向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本文试图在阐述张祥龙思想转变、新著贡献的基础上,讨论此书为当前中国哲学的创发带来的新契机。首先,祥龙教授思想的突转尤其体现在:不再以海德格尔哲学为支配性的思想基源,而是将重心转向儒···
张祥龙借助于现象学对于董仲舒哲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这种方法的的核心是强调儒家思想的时机化的天道主义。法家认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通过人性恶的假设重构了以拥有权力的君主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固定的和邪恶的关系。董仲舒哲学进入到了纯境遇的终极处,认识到了权力的源头,他的受命、更化、改制之说,最终必须达到天人相与之际···
他在采访时表示,天命是中华民族的底色,是中国人自古及今的共同信仰,并进一步强调:传统是活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复苏,是机遇更是使命,研究者不仅要研究好典籍,还必须按照现代语境对儒学重新阐释,即“创造性地转述”。
两汉儒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源自王朝的制度建设。为国制建设提供专业知识是两汉儒家制度化生存的基本前提。制度的儒家化与儒家的制度化共同促成了社会的儒家化,这成为此后中国历史展开的独特社会土壤。
“西部儒学”是指在西部地域生长、传承及发展的儒学,呈现出与中原儒学、东部儒学等同中有异、自具特色的儒学形态,是中国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学与地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个性化、多元化的重要表现。
在儒家哲学中,第一种历史意识是通过追述和诠释前史以鉴于将来的“回向三代”,第二种历史意识是立足“道统”建构儒家的价值规范的“道统重建”。关于“三代”的追述以及“道统”的建构都表明,儒家的历史意识贯穿了时间的三维,其通过转化历史的时间经验来启迪当下和未来的生活实践。
本文为作者2015年3月23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围绕“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进行 的一次对谈。
荀子直言秦国内政的根本缺陷是“无儒”,体现出他秉执儒家学说的坚定立场,不失其学术宗师的风范。《荀子·议兵》篇保留了荀子对秦国内政的另外一段论断,批判堪称犀利。这是荀子在赵国的议论,环境超脱,也就更能够代表他的真实观点。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报道《53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议“将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后,引发公众广泛讨论。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是这53名全国政协委员之一,也是十多年间持续推动这一调整的参与者之一。3月10日,澎湃新闻对杨朝明进行专访,他说,“关于改以孔子诞辰日为中国教师节,我们一直进行着努力。”
关于荀子的行历,有两大难解之处:其一,是“威、宣之际,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一事;其二,则是“荀卿年八十为兰陵令”一事。以往的研究看,除了钱穆等学者外,大家对于这同等重要的两件事情却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对于前者,因史籍记载中出现了一事两说的情况,所以大家都能认真对待并力求给出一个合情合理地解决方···
“将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后,这个节日相关的活动可以纳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陈来认为,改在孔子诞辰日后的教师节不仅是尊师的重要节点,还能彰显尊师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突显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觉。
2004年以来,不断有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提议改设教师节的日子,今年提案的阵容尤为庞大。孔子作为世界各地都能接受和认可的正面形象,理应首先受到中国社会的尊崇。如果修改教师节日期能引导更多青少年了解孔子,尊师重教,对提升国民的文化自信定将大有裨益。
刘知幾以经史互释的方法进行史学批评,以经衡史,所强调的是经对史的指导;以史评经,所强调的是史对经的验证。在这种经史互释的过程中,刘知幾消解了经学的神秘化和神圣化,实现了经学的理性回归,彰显了史学的社会价值,并试图通过经史之互补,为经史之学的发展寻找出路。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代表了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研究趋势,由此促动了第二次史学革命。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是对胡适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在胡适开拓的基本研究格局、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关于古代思想材料的考辨方法下展开的,它贯彻了···
历史的开端从来都不是自在的,而是一个由后代不断确认的起点。历史上,当中国人选择夏、商、周三代作为文明历史的开端,“三代”就成为构成中国文明主体性的重要内涵;在中国的经史传统中,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历史的“三代”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被原理化。“三代”所蕴含的政治原理与三代的历史之间有何关联?
子游是孔门后期弟子的代表人物,是儒家心性之学的肇端。从《论语》等记载看,子游得力于礼乐,尤其对乐教有深入领会。他对“本”的重视,源于乐的造诣。他关切人的内心的生存活动与情感状态,将之视作为学工夫的出发点和落脚处,并从人情表达之需要的角度重新理解礼乐制作的意义。由于对内心的意识现象和情感活动的长期关切和反思
阳明晚年在越城讲学明道,其中主要的内容之一是阐发了感应论的思想。王阳明晚年的感应论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以感应论来证明万物一体的思想。阳明通过心与物的感应关系来证明心物的一体性,主张在这种感应的关系中,不是心意构造对象物,而是感应关系构建起了心物二者的一体性,从而证明万物一的一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