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或者传统道德中,主要强调公德与私德的联系而不是区别,这是由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儒家合内外之道的思维方法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尚未区隔所决定的。公德与私德的区隔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强调国家团体意识的公德内含,这种思想最早提出者是梁启超先生的《新民说》,之后这个问题在一百多年来仍有持续的讨论与实践。
鲁《诗》与荀子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其在解《诗》的时候突出了礼的地位。齐《诗》则源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所以有着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色彩。韩《诗》则同时受到荀子与阴阳家两方面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其既有荀子“天人相分”思想,又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的原因所在。从保持先秦《诗》义的原貌来看,鲁《诗》的贡献最大。···
孔子见老子和孔子以七岁的项橐为师是两个大家熟知的故事,在文献中流传不绝,也留存在汉墓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本书旨在结合文献与图像,通过分析七十余幅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窥汉儒和地方官员的内心世界。下编“画像石过眼录”,详细记述了作者近三十年对此类画像的田野考察经过,并特意多附同一画像的多种资料图片,希望能为读者···
2020年8月8日19:00-21:00,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辅仁国学讲座经学与哲学系列之“马一浮的儒学楷定”讲座在线顺利举办。本场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许家星教授组织策划,有幸邀请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何俊教授担任主讲人,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田智忠副教授主持。校内外学生及学界同道约200人参与了此次讲座。
在唐宋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引领和推动了一场复兴师道的思想运动。宋代士大夫“以师道自居”的责任担当,强化了两宋儒家士大夫在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的主体意识;宋儒“以师道明正学”的学术追求,推动了两宋的儒学重建与宋学崛起。
明末清初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心怀天下的爱国知识分子,顾炎武就是其中颇有影响力的一位。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个民俗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恐怕只有屈原了。屈原精神是在战乱纷争、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产生的,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古人在交友方面颇有心得。大千世界、纷繁复杂,如何在芸芸众生中选择至交之人引为人生知己,非常艰难。张习孔在《家训》中说:“吾人防患,首在择交。所交非人,未有不为其所累者。”对于古人来说,如果交友交得好,意气相投,相谈甚欢;如果交友交得不好,就会受友连累,毁及自身。
政德,最早出自《论语》,曾这样描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意思就是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
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
“乐感文化”是李泽厚提出的,它不仅是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高度概括,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对中国人诗性智慧的精审总结。
孔子八世孙孔鲋是秦代文化闻人。实现统一之后的秦帝国任用了一些儒生多方面参与文化咨询,而孔鲋没有进入这一群体。
《诗经》是一部内涵丰富的文化经典。诚如宗白华所言:“《诗经》中的诗……它们不但是中国文化遗产里的宝贝,而且也是周代社会政治生活,人们的思想感情全面的、极生动的具体的反映。”(宗白华《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文化的载体,《诗经》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宗周时代的玉礼风貌。
中华文明历时数千年而绵延不绝,比较它和世界上其他各种文明,包括那些早已中断的古老文明,就知识体系而言,中华文明所独具的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特质值得深入研究。
2020年8月5日,韩国孔子文化中心一行来到了全罗北道淳昌郡金果面访圣里。韩国孔子文化中心会长朴洪英、韩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李毓源、韩国孔子文化中心宣传部长弘益大学教授全春花一行拜访了孔子后孙们的聚集村访圣里与孔氏宗亲会成员们举行了座谈会。
荀子“欲不待可得,求者从所可”章何解
张载在关中地区讲学并创立的学派,是本义的关学;宋元明清陕西关中地域的儒学传统,是引申出来的广义关学。《关学篇》《关学续编》的“关学”是引申义的,作者基于历史编纂学目的,希望对关中地区乡邦文献人物作出全面整理。
在徐梵澄看来,重温陆王是为了商量旧学、培养新知,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徐梵澄从精神哲学的立场出发,借助“知觉性”的概念,对象山、阳明之学的心性与功夫做了独特的诠释。徐梵澄又以科学的态度和方式来研究“精神知识”、“玄秘科学”的领域,对宋明儒者精神修为中的“前知”、“顿悟”做了理性主义的说明
对于一地文化与文明的形成及流衍,必有其特定的时间、空间和人群。故历代史家早已将有关问题以普通和专业方式诏告天下。常识常以简洁明了而言,专业是以特殊方法而论。关于吴越文化的常识亦是如此。
张申府一再强调天文、音乐、科学、逻辑、群分,前二者与荀子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