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率真谐趣,其言谈文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此其表;但他又常于嬉戏谐趣中见出严肃,透显一种道义担当的精神,此其里。这个担当的精神,就是体现在其对中国文化学术的一种“文化理念、价值关怀”,一种对学术人生“自我”的追寻。这种文化理念和价值关怀及及其对“自我”的追寻,运行在其言谈与论著里,使他所做的工作,超越了时下一···
斯人虽逝,精神永存。余敦康先生被称为当代魏晋名士,他一生追求真理,为人真诚洒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思想遗产,对于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和现代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整理和发掘。
为了应对基督教的理论挑战,康有为刷新了传统儒学入世天游的修道空间,谭嗣同则激活了传统儒学入世永生的成道时间,他们知行合一地光显了传统儒学入世立功的弘道时空。
元士少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做人,要么好的纯粹,要么坏的彻底!”东海少时也以一句略同的话自许:“比君子更君子,比小人更小人。”此话还被一位老作家写进了为我诗集所写的序言里。
香港反修例运动绵延数月,从和平示威一步步发展为极限施压式的暴力冲击,已经公然挑战宪法和基本法权威、中央政府权威、国家主权安全,严重损害了香港非常珍贵的法治精神,损害了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和根本利益,也严重伤害了包括700多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感情。当持续的暴力因素累加到一定程度时,香港的法治与民意的归位就···
十多年前,“读经运动”进入高潮,国内涌现了近百家读经学堂,大批少年从传统教育体制中跳出来,进入读经学堂求学。然而,读经到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毒害孩子?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争论不休。
中国虽然承诺香港高度自治的大原则五十年不变,但不等于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上不能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调适修补。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只有夯实一国的基础,才会让两制健康成长。为了香港能更好地自治,中央应该拿出政治勇气和政治决断力,实事求是地检讨《基本法》的制度漏洞,担负起中央政府的宪制责任,由全国人大进行修订。
世上没有不好看的花。即使生得再丑陋的植物,其开出的花都很美,甚至,有些植物越是难看的身子,开出的花越美。
本书在回答康德哲学中,关于自然的自然哲学和关于自由的道德哲学如何*终成为一个*的哲学体系的同时,提出还应领悟这其中的辩证关系:这是一种基于自由的自然与自由的*终和谐一致。而这也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终导向一种道德宗教和信仰的真正原因和意义之所在,也是康德批判哲学*为深刻之处。本书通过揭示个性自身如何内在、自然乃至必然···
参加“同心同根万里行2019”的香港14家青少年制服团体成员等共300余人23、24日在山东曲阜、泰安两地参访交流,开启儒家文化探索之旅。
根据教育部规定,从今年秋季学期起,中小学生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将使用统编版教材。语文教材的变化是所有家长、老师最关心的问题,统编版教材和原教材有啥区别?学校、老师、学生如何应对?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儒家文化特区,特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的特区,文化、制度、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无不儒化,无不具有中华特色。
儒家邮报
由于不明“以利为本”的含义,学界又往往将孟子气论和道家清心寡欲的气论思想混为一谈,有儒道合流之弊。然而郭店楚简已清楚表明,先秦儒家并不以情欲为恶,反而将道德建立在肯定情欲、升华情欲的基础之上。孟子气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道统,主张利为故本、因故而义、因义而行,使建基在自然情欲基础上的道德情欲不断升华超越为道德理念和···
“本色”是明代文论最受关注的重要概念之一,这不光因其使用广泛,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意涵因唐顺之的使用,出现了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新特点,从而对此后明代文论乃至文学创作思潮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因此一直以来成为学界研讨的焦点问题。
倡导国学主要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核心价值。主流意识形态应该包含国学。
香港、澳门《基本法》“特别行政区法院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这一机制的运转并不畅通。一国两制的复杂性、基本法的框架性、香港法治的特点,联邦制普通法国家司法权的安排,都说明完善此人大释法机制对“一国两制”的成功极为关键。
《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从礼、理会通的角度,将经学研究、哲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礼乐哲学”“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等新的学术概念,从礼乐形上学、价值论、实践观三个方面对朱子礼学的哲学体系做了较为系统的诠释与建构。该书认为,礼学与理学是朱熹思想王国的两大支柱,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令朱熹的思想既有精···
及时反思自由主义宗教观之法律-公民-多元宗教架构的问题,在高压反分裂同时,察其根源,重归近悦远来之道,“少数民族”之所以为“少数民族”在于其人数上为少数,奉行其习俗、价值之人数为少数,汉族作为主体性民族,不在血缘为汉族,在奉行之习俗、伦常、价值为一稳定、良善、美好之习俗、伦常、价值,其根源在儒家教化。内陆省份皆社泰···
中国现代性是源于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压迫下,寻求自新富强的自救之路时,所取得的民族共识。但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和西方的现代性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一样,它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时代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