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大多数人的知识体系中,明末清初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就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然而,这一“常识”如何产生并深入人心,是一值得反思的问题。尤其是,相比于顾、黄二位,在明末清初,王夫之其人其学并不出名,为何可与顾、黄齐肩并列?作为义不仕清的明朝遗民,王夫之又缘何在清末被抬进“孔庙”从祀?
通过阐释张载的本一论与合一论,王船山辩证地考察了天人之间的分合异同关系,其论析蕴含着未分-分-合的时间维度和逻辑环节,包含有事实与价值、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等不同识度,体现出船山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辩证思维和既以人合天又以天合人的中道思维。他所区分出的天之天、人之天、物之天等既新颖别致又意涵丰富。他提出要“以天···
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界群星璀璨,形成了一个思想创发和破块启蒙的高潮期,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都有所推进。“以水济水,岂是学问?”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巨匠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多元开放、综合创新的时代特点。
身处鼎革之际,王夫之在体会、省察理学之于经世意义的过程中,诠释经典之新意,评议诸子之得失。他对荀子着墨不多,除了引用《荀子》来证明某些史实外,只评议了荀子的思想动机、荀子与法家的关系及其性恶论,认为其思想动机不够深远,见识亦不精深。
熊十力曾指出,王夫之哲学的特质有四个方面:尊生,明有,主动,率性。王夫之阐发《周易》经传的思想,把宇宙看作是生机盎然、永远运动的宇宙,强调自然、社会、人生之变动不居,肯定与时俱进的儒家精神。其“天地之化日新”之精神内涵的动静观、矛盾观及“乾坤并建”“两端生于一致”的宇宙观及思维模式极有价值。
我们尊孔祭孔,需要理性重温他关于政治体制、思想主张、教育方式、社会风俗、心理习惯以及日常言行的学说。把他的思想和实践作为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研究,赋予时代内涵,契合当下全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需要。
就王夫之看来,情的可贵,不在某事某物,而是根本就是他自己,是直面生命之诚,有理有欲,有善有不善。毕竟,生命既然不可能完整,当人被抛掷世间,就得想办法完善,自强不息,日干夕惕而择之守之。情之所锺,正在我辈,王夫之由情而入,因情超脱,情多处处,固然有悲有欢,却也见生命之真诚可贵,既入其内,又出其外。
周秦两汉的“亲亲”,是一套整全的制度,建立在封建或门阀基础之上。但在宋代只讲“亲亲”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粉碎,因为此时的“亲”只是规模很小的宗族,甚至是散户。如何聚合起这样的社会?从形上学而言,即是二程的“天理”学说;从实践操作而言,即是“大心”“识仁”“民胞物与”。
船山“推其故而别致其新”,创造性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与政治逻辑结构体系:“道统”与“治统”并重的治国依据;“存人立礼”的治国之本;“双严清源”的治国举措;“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船山政治思想因社会现实问题而起,并由理论度越到实践,四个方面层层递进,具有“一以贯之”的贯通性、四位一体的逻辑度越性。
牟宗三对王夫之的历史哲学颇表推崇,并将其作为自己历史哲学建构的思想基石,予以反省和推进。他的历史哲学不仅以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为重要史料来源,而且在历史本体论、史学方法论等诸多方面对船山思想予以融汇吸纳,于此可见传统的辐射效应与现代张力。
中国传统哲学不仅一贯重视人格的层级划分,并且从不同角度剖析了人格修养所蕴涵的基本矛盾,如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性与情、义与利等。王夫之采用志、意之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论语》已见尚志而贬意的端倪,张载首辨志、意之异,王夫之基于切身体认详加论述,并据此阐释圣人、君子、中人和庸人之别,蕴含超越前人的深刻思考。
熊十力曾指出,王夫之哲学的特质有四个方面:尊生,明有,主动,率性。在市场经济生活方式渐次主导社会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启动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有利于克制道德冷漠、伦理疏松和人性功利化的趋向,也是儒学思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路径和生存策略。
从人性论看,性善论是王夫之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君子之德不是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不变结构,它受“智”与“时”的因素影响。君子之“德”与“位”、“禄”等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情势。君子之德在调整人的关系中具有特别的意义。王夫之对传统君子观的改造突出了“智”的关照,突出了个体修德中“人者我之所能”的主体特质,对传统君子观赋···
刚过去的2019年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诞辰400周年。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是中国精神的剪影,也是中国文化的名片。
《六经》去古甚远,其义难求。荆公知难而进,籍《六经》以成务,托古改制;朱子反之,依《四书》修己,以身心之理,而代经世之道,二人学说呈互斥之势,其实质是由二人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地偏执,所产生的张力。
王夫之,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王夫之的治学范围极广,于经、史、诸子、天文、历法、文学无所不通。他的学术思想广博精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曾评价他:“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在王夫之宏大的思想体系中,其有关读书治学方面的思想也是值得重视的,他的治学之道对现代···
王夫之提出了两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即思辨的顺观和经验的逆观。顺观以理为起点,然后有气与质,这是思辨的思路;逆观以经验为起点,通过志意通达天理,即由质、气而达性,这是经验的路径。按照这双重思维模式,传统的体用论便转换为相为体用。按照逆观模型,气质生生是本源,性自然随之而产生,这即性日生日成说。顺观和逆观是我们理解···
王夫之通过对《易传》“继善成性”的阐发,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人性论,把人性的完善视为动态的进程,是在人与自然交互作用中实现的。这对以往的人性论是重大的突破。
学与思是中国哲学传统中的重要范畴,在中国儒家传统的致知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学”与“思”均是人获取“德性之知”以成德及塑造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从先秦至明清,儒家学人对“学”“思”及其关系均多有阐发。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四书训义》中明言:“致知之道有二,曰学曰思……二者不可偏废,必相资以为功。”他在深刻继承旧有···
王夫之在经济伦理思想方面,他不但“坐集千古之智”,对于他之前的经济伦理思想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而且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品质及其胆识,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矛盾运动进行了“会其参伍,通其错综”的辩证考察,“特别是按‘依人建极’的原则,高度重视人类史观的研究,使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很好,并落足到天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