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这一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具有“贯穿性”,随着理学的展开,“乐”从境界转化为“本体”,获得此乐的方式也更加的“简易”,此种变化与理学所要面对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这也揭示出“孔颜乐处”本身的提出就与理学回应佛教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处理有关,正是汉唐经学在人的心灵安顿上的回应无法应对佛教的挑战,···
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曾有过丰富的交流,这种交流促进了中华文明和亚洲其他文明的多彩发展。文明的通畅交流,依赖于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华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的丰富交流,就中华文明的方面来说,是依据于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尤其是“和而不同”的观念。
中国人的古史观念,可以用“三皇五帝”一词概括。从先秦诸子开始,此观念逐渐酝酿形成,司马迁的《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端,此后又有人补作《三皇本纪》。
神农炎帝是全球华人公认的华夏民族的始祖,华夏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然而近代却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又由冷到热的历史过程。基于当时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背景,基于排满反帝的政治需要,近代炎帝文化热闹过一阵。后来冷却下来。顾颉刚、杨向奎等先生,生前都曾感叹学术界对炎帝文化重视不够。
“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平生论学实以人文立本。在新作《中国的人文信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楼宇烈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中国人文信仰所具有的精神特质、价值关怀乃至现实意义,强调应该探求合乎东亚文化传统的宗教学理论,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优点。
我们阅读《荀子》,必须深知荀子宗教精神之阙如,而孔孟之所以较荀子为高,被称为至圣亚圣,盖宗教精神圆满具足故也。尽管荀子仍不愧为儒学大家,但因为他拾起的只是“地上的工具”,而完全看不到“天上的光亮”,于是他总是气弱,乃至步步设防,此正见荀子之学的不足。要克服这种不足,必须上通思孟学派以达超越性,开启“天上的光亮”,接···
除了经典系统本身的改变之外,在对这些经典进行整理、解释和演绎的过程之中,又衍生出了许多超离于一般解释规则的形式,试图在正解之外别选他途,或拟作,或增扩,或神话其事,使原有的经典观念遭到了强烈的冲击。
我还注意到,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关于理想化宗法氏族的传统,与哈萨克斯坦的传统文化相契合。我个人也从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受益良多。在儒家学说的海外传播中,儒学对中亚与中国在外交及文化交流方面有重大意义。
唐虞三代之际,殖民城邦如众星拱月般环护中华本部——彼时华夏文化亦犹夜空中璀璨耀眼的星月之光。至秦汉时代,文明之光芒始如皓日当空,虽蛮荒僻远之地无不朗照。亿万夷狄由此开化而为认同中国之华人,而“华夏”之成色也随人文化成有所下降——这就好比希腊化文化之纯粹不及古典希腊文化。
张载之性始从天道下贯,终又回归与天道为一。他提出了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性即天道也」及「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即」是等同之义。既等同,又何来「合一」?究其实质,前者是存在论意义的,属天道论,其性是天道之性;后者是境界论意义的,属人道论,其性是形下之性。
然而其对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糅合,使王者对天命的兑现和对天道的践行必须通过巨大的物质牺牲来实现。这样,天下太平就只是一种表象,“天下”也无法获得统一的内涵。“天下”这个“无外”的生存空间本然地意味着整体性,并要求内部的和谐。这需要天下内部的各类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中修正偏见,凝聚共识,适时地构成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生存形态和···
张謇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一生创办了30多家企业、上百所学校,他把救国济民放在首位,坚持以德兴商,奉行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民族企业家的代表和典范。
4月23日,百名学者谈家文化暨汉娃龙子家文化讲堂启动仪式在四海书院举办,冯哲院长发表主题演讲《通往家庭之路:从元宇宙回家》。提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认为,人的终极存在,不在个体而在原初和真切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家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之中。今天谈家文化,是在唤醒每个中国人深度的家意识。
大一统者,通三统为一统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礼制沿革。礼制者,礼乐刑政之法式耳。其沿革要旨,通三统是也。盖周之治天下,使己之新统通于夏殷之二统,博采旧制而择其善,以成新一代之治法,蔚然大观也。故王者通三统乃最佳治理经验,而无治道···
在中国文化里,“中”是一个非常美的字眼。简单的字形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哲思,也保存着“中国”之为“中国”的基因密码。至今,在河南和鲁西南的方言里,还经常用“中”来表示肯定,蕴含着价值判断,意思就是“好”。从历史上看,“中”更多为儒家所推崇,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不过,《老子》第五章所谓“不如守中”,恰可以代表儒家的一种追求。可···
明末清初流行的“清谈误国”论认为王学袖手谈心性,使明王朝陷入危机乃至崩溃,而这其实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可抽离来界定王学的性质。王学兴盛时,也是明王朝边患剧烈之时,考察王门后学在抗倭中的作为,以及边将翁万达的经历,可以发现,王门后学以国家为己任,勇于任事,履艰危,能自竖立,以志节振拔于一时,远非所谓“清谈误国”可···
本文节选自李菁著《在-是: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的最末一章“连山:親親与是”,内容源出在2015年广州中山大学中国现象学年会宣读之论文“親親:从《星际穿越》看现象学第五阶”。张祥龙先生在大会闭幕报告时曾言:“兰州大学李菁教授下午的报告和我的报告有相近的地方。”本文得张祥龙先生之诸启发,兹以纪念。
1879年,英国驻华领事、汉学家倭妥玛在上海出版了《文庙祀位指南》,这是西方人撰写的第一部孔庙祀位专著,在孔庙文化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著辑录了177位清代同光年间得以奉祀孔庙的历代名贤的生平与著述。
中国绵延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孕育了独特的中华商道,其伴随商贸活动的发展演变至今。从春秋时期的儒商鼻祖子贡到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商界君子的故事广为流传。
在近五年以来,应该说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气氛,就是继承弘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这个好的气氛的形成,很不容易,我相信,在未来五年,这个势头还会持续下去。因为这个大好形势来之不易,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大好形势,不管从研究从普及,把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工作能够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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