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将儒学的核心方面与当代的历史现实结合起来,使之落实到实处,这样才会有切实意义。
民主的重要方面是如何使民主仁道化,从“民主”和“仁道”的关系来说,民主的仁道化,意味着不能借着“民主”的旗帜做出很多反人道的事情,这是从儒学的核心之一——“仁”的观念来看。
苏轼对宋代政治中任法特征的批评,显示出来自治体论传统的思维启示,这一点从他对贾谊、陆贽之学的推重中可以得到印证。任法与任人的治体类型辨析,对应着苏轼关于三代、汉唐与宋代历史政治的解读,蕴涵了一套由公私政治原则、政治主体养成、职官法度及治理绩效所构成的治体逻辑。
我其实不是一开始就对中国哲学有兴趣,而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有兴趣,当时北大研究生招生只有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后来就选择了中国哲学,但是在没考研究生以前是对一般的哲学理论感兴趣。那个时候上大学专业也不是自己决定的,我那时候学理工科也不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当有一个自己选择的机会时就选了哲学,我其实本来最想选的是政治···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论语·学而》首段首句,为世人所熟知。对此句的解释,以三国时期学者王肃的观点最为通行,他认为“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怿”。自古及今,学者们的观点都与王肃大同小异。如邢昺《论语注疏》曰:“言学者以此时诵习所学篇简之文,及礼乐之容,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所以为说···
过去关于清代“哲学最为不振”的看法,与其说是来自对中国哲学本身的理解,不如说是出于“概念谱系”的哲学史书写。但在接受某一哲学观的前提下,并不只有唯一的哲学史写法;而基于“话语谱系”的书写,则可能对清代思想的哲学史意义做出不同揭示。
郭齐勇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观念以彰显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为核心。它以主体性逻辑对先秦哲学所作的叙述和诠释,是对“以西解中”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的回应与批评,也是对“以中解中”书写范式的深化与发展。
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在继承儒家哲学仁爱传统的基础上,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诠释了儒家仁体论的基本内涵。仁体论是以仁体为实体的本体论,也是以仁体为实体的本体论,对于仁体的论证,陈来先生有高度自觉。通过儒学史的叙述彰显了仁体的特质,展现了儒学的价值取向。仁学本体论是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典范。
随着周人宗法制度的崩溃,宫廷音乐呈现出僭越、尚奢等弊端,各种夷俗新声也大量进入宫廷,宫廷音乐的正当性由此受到墨家、法家士人的激烈批评。作为礼乐文化的推崇者,儒家士人也开始重新思考音乐的价值,《荀子·乐论》由此提出“以道制欲”的命题,强调“道”的体悟在乐教传习中的关键意义。
何心隐对友伦的论述,不能仅从实践意义上来看,还要看到其背后的形上学向度。一方面,他从“拟天地之交”的角度来诠释“友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对“友伦”的诠释内在于阳明学乃至泰州学派“万物一体”的思想结构当中,“万物一体”才是何心隐乃至整个泰州学派对朋友关系论述的理论根基。
在阳明心学中,理即天理,亦即道德价值之理,它透过一个客观的价值级序呈现出来。天理与良知的关系是关联式一元论的相互预设与确立,而不是化约式一元论的化天理为良知。二者的互生,在于道德情感活动中显现的“引导与指向”的交互作用。
孙奇逢在反思明末儒学乱象的基础上,总结汉初至明末的儒学发展史,建立起以“本天之学”为根基的夏峰北学。夏峰北学并非偏于一隅之学,它揭示了何为儒学、儒学以何为根基的儒学根本性问题,强调天是儒家道统的源头,以“本天”作为评判儒学的根本。
我前一段时间,3月28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中心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巴哈伊和中国近代的世界主义。因为中国社科院的巴哈伊研究中心刚刚换了一批年轻的负责人,陈进国先生成为新的巴哈伊研究中心的主任。所以他主持了这次演讲。卓新平,前宗教所的所长进行了点评。大约有60余人参加了这次演讲。
自清末民初至全国抗战爆发前,为因应不同时期的对华侵略需求,日本朝野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对孔府活动:从辛亥革命时期拥立衍圣公为帝的论调,到参拜孔庙、结交孔府、支援孔府文化事业、干预国民政府反孔运动、游说衍圣公东渡,甚至提出扶植衍圣公为傀儡政权首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尊孔活动和圣裔拉拢,直接推动了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
中国近现代政治与伦理上最根本的问题,应是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问题。
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最基本的理论要求之一,是参照西方民族的哲学观念,结合中国哲学的实际,阐释哲学的意涵,从理论上界定何谓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只有先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才可能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
《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的新书写主要体现在彻底摆脱了旧研究范式及其话语体系的限制,直面秦汉哲学自身的观念、命题、思潮、人物和著作等,并对秦汉哲学作了正面意义的梳理、发掘和诠释,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治道者,治天下之大道也。天下乃人之位(人即人类全体之“共同体”),天地人三才,人位乎中。无地为万物总名,人为天地合德。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董子曰:“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
非常感谢韩星教授的精彩讲座:重建道统、传承学统——兼谈中国书院文化精神。韩教授追本溯源,条分缕析,把道统、学统与书院三者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明了。提出了在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主体性建构,民族性凝聚的设想。是一次弥足珍贵意义深远的公众演讲。
在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方面,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明确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范围;大致弄清了该时期科学与儒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初步论证了科学与儒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二者应当协调发展;尝试提出了科技儒学的新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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