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哲学之研究往往不出训诂与条理,究其根源,实在于不明头脑纲脉,缺乏整体观照。概而言之,“知行合一”是阳明哲学之宗旨与总纲。分而论之,“道即良知”是其头脑;“一三三一”是其纲脉。卷而藏之,一心也,良知也;舒而展之,三也,本体、流行与工夫。
朱子对孟子“夜气”思想的阐发,在继承孟子重人禽之辨的前提下,融入了他自己的思考。在心性论层面,主张要发挥“夜气”对心与性的涵存功能,并指出“夜气”与“心”二者互相牵动,“心”会梏亡于旦昼所为。这就引入到了工夫论的层面,即要在旦昼之际的作为中操存此“心”。
《周易传义大全》所引诸家之说,除主要来源于董真卿《周易会通》之外,其余多源自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纂修者所自行采补者,仅有胡炳文、吴澄、胡方平三家。从《周易传义大全》对材料的去取与删改,可以看出其在纂修时,遵循了合于程朱、避免重复、重理轻象的原则。
在先秦,作为文史典籍的“经”,一是指言说的纲要,二是相对于具有传注的原创性典籍而言,并没有后代所谓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意义。而“说”“解”“传”,都产生于对原典、即“经”进行解释这一性质的行为。说、解与传存在的细微差异,主要表现在说、解的作者原为一人,即主体既是“经”的作者,也是说、解的作者。“经”具有言说提纲的性···
以李滋然《<明夷待访录>纠谬》和宋育仁《宋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清末从儒家传统视角展开的《明夷待访录》批评充分展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复杂性以及转型之际的内在张力。李滋然基于守旧立场而对《待访录》展开的激烈抨击,其实并不合乎孔孟思想原旨,相反,宋育仁基于儒家经典政治理想而顺应、反思西方近代政治发展趋势的《待访录》···
从孔子开始,历代儒者不断阐发礼乐的内在精神,如仁、孝、义、情、恭、敬、让、中、和等。有价值基础、内在精神与完美形式的礼乐,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提升人格,内外交修,修己治人。当今礼乐的复兴要把握礼乐的价值和精神,防止流于形式的繁复和奢侈而丧失其精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礼乐的效能。
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和辨析告子与孟子的对话,澄清他们的概念与譬喻的含义,会发现告子对于人性的表述是一个层层递进、内在统一的论证体系。虽然告子与孟子的人性学说不相一致,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从双方论辩的内容还是形式来看,告子都是孟子的一个合适的对话者。
朱子在《大学章句》中,将“止于至善”之“至善”界定为“事理当然之极”,强调“事”的重要性和人“做事”的当然性,从而在本体层面为世间万事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据和理由,反映了朱子肯定政治社会和人的社会属性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政治哲学意义。佛老及现代思想潜含着将人“抽离”社会、去除人的社会性的危险,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松弛和伦理规范的···
康有为在近代倡导大开智学以与西方列强斗智,并在大同建构中强调智教,并设立奖智来防止社会退化。他对智的系统提升,为当时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变革性的因素,而以仁智并举来改造传统儒学,使儒学在价值理念上重视智在“人道进化”上的动力作用,无疑切中了传统儒学对社会发展动力关注不够的缺失。
经学元典在处理诸卿次序时,往往给司空留以末位。对比之下,《礼记·王制》前置司空的现象十分特别。其原因在于,《王制》要通过司空、司徒、司寇的排序,来突出官职职守在制度建设中的递进次第。这种对次第的重视,反映了《王制》职官部分特别关注“制度生成”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王制》的性质、地位,更能启发···
梁漱溟受激于中国近代社会之颓势,以救亡图存为目标致力于学术研究。他以东方文化为根,又能出入中西,客观地审视各种文化的优缺点,形成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
先生更以易之变易、不易精神,收摄佛学的无常变易之法,并以易学为宗,平章儒家的汉学与宋学。面对经、史、子、集,则以经学收摄子学,包括道家的观变之学,以及名家等说。其学问论述可谓包括极广、思蕴极深,对于儒学与当代思潮的接轨有着重大贡献,后学牟宗三即接续之,影响甚巨。熊先生对于易学的现代化,可谓化腐朽为神奇,重新开···
《荀子·解蔽》篇最后一段的“周而成,泄而败”当训为“周之成,泄之败”,指的是赞成堵塞言路,反对开通言路;“宣而成,隐而败”当释为“宣之成,堰之败”,指的是赞成开通言路,反对堵塞言路。逸《诗》“狐狸而苍”之“苍”当读为“跄”,意为起舞的样子。视《荀子·解蔽》篇最后一段为《君道》篇或《正论》篇的错简都不可信。
儒家君子“五常”(仁义礼智信)美德,由董仲舒所概括。董仲舒的“仁义法”,主张“正谊谋利”,在一定或者特定时间、范围、场合下,值得关注、认同甚至需要加以肯定。仁义礼智信,作为为人处世道德规范要领的普遍总结,一方面有阶级性,为统治阶级服务;另一方面也为非统治阶级、广大仁人志士和普通老百姓所认同和遵守,很多地方仍然具有不···
孟子是对《春秋》进行经学建构的关键人物,时间为孟子晚年的齐宣王时代。孟子在稷下的文化刺激及禅让政治破产的情形下,赋予了《春秋》较为完整的经学品质。从此,《春秋》由“事”而“义”,作为孔子传道之书,成为经学专名,此后挖掘其内在的“笔法”及微言大义,成为主流诠释方法。
形而中学并非西方哲学意义下的“形而上学”,它居于道器之间,通过修养工夫使天道落实到生命实践之中,并开出道德、艺术、宗教、知识等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性的差异。形而中学有经典的依据,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认同与阐释,对于中国文化和儒学的传承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利用“解释学循环”理论来考察和评论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学界已有之阐述还存在层次不明和理解偏失的问题。通过梳理和区分“解释学循环”的三重含义,以此对照考察戴震的哲学方法论论述,可知其一方面有与现代哲学解释学相通的地方,另一方面亦有自身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对比,戴震哲学方法论的合理价值、独有特色及其不足,亦得以明···
为纠正庄子处世之道的逃世主义弊害,王船山在《庄子解》中基于“浑天”的视域,特别拎出《庄子》书中“寓庸”和“随成”两个语词作为关键概念,通过赋予被庄子否弃的人伦物理以天然合理性,推衍出了一种于日用伦常中随在体认“浑天”“无游而不逍遥”的处世哲学。
“王道”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在先秦以来古文献中时常出现。该词的本义应当是指“先王之道”,所谓先王包括古先王、周王等在内;由于先王之道的理想性,王道到战国时已引申为可指一切理想意义上的为王之道。王道的内容可从外延与内涵两方面看。从外延看,王道与霸道相对;从内涵看,王道指治道,包括推行公道、仁爱百姓、整齐人伦···
儒家责过思想十分丰富,它深刻揭示了“责”和“过”的丰富内涵。如果说责是手段,是工具理性,那么过是责行为的内容,是施与的对象;从善则是责的目的,是改过的目标,也是一种价值理性。历代儒家阐述了极为丰富、需要精深挖掘的“过”论及其“过失”论。虽然儒家不大直接使用“责过”这一组合词,但经常把“责”和“过”联系起来阐释问责、思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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