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迷迷】以“今古之辨”解“汉宋之争”：一个考察《新学伪经考》的视角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了“今古之辨”，以古文经和古文学为刘歆所伪。既有研究多批评康氏“今古之辨”的论证谬误以及对汉代经学的误读，而易为人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康氏“今古之辨”对清代“汉宋之争”问题的解决。

【吴飞】程瑶田礼学的心性学基础

程瑶田置于《通艺录》之首的《论学小记》虽然不像他的考据学著作那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却是一部精心安排的著作，其思想关键在于否定宋儒理欲二分之说，阐发性善论，特别以诚意为功夫论的核心，而所有这些讨论都落实到人伦之礼上面，他所强调的恕、让、厚、和四德，都是礼学上强调接人待物之法的德性。

【杜保瑞】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

【谷继明】释“《易》以感为体”——兼论六朝易学诠释中的玄佛融合

《世说新语·文学》中殷仲堪与慧远关于“《易》以感为体”的对话，可以称为一个典型的思想史事件。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玄学与佛学的交涉，而且通过分析殷仲堪和慧远各自对《易》与“感应”的理解，并追溯“感应”的诠释史，可以看到中国思想中这个十分关键的概念是如何丰富起来的。

【蔡祥元】感通与同情——对恻隐本质的现象学再审视

舍勒有关同情与爱的区分表明，同情不具有价值构成功能，爱才是价值的根源。孟子的恻隐之心在当代学界常被视作同情，因此有必要从舍勒这一区分出发，重新审视孟子文本。相关辨析表明，恻隐的本质是爱，不是同情。作为爱之端的恻隐在儒家传统中同样具有源发性和价值构成性的特征。它的发生结构与存在方式可以称为感通。

【屠凯】法学新古典主义：传统法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法学新古典主义是一种对传统法哲学予以创造性转化的方法。它试图赋予古典法思想以现代的分析的形式，促使他们以新型且系统的表述，为今天的人们提供实践理据。作为对待古代精神产品的一种态度和对之处理的方法，法学新古典主义区别于历史社会学、法律思想史、新经学。

【丁为祥】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特殊进路及意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最古老的观念，几乎与中国文化的形成相同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它依次经历了四种形态，这就是王权天授、礼乐文明及其实践落实、个体道德根源以及宇宙生化论基础上的天人比附四种类型。直到理学的开创者张载，传统“天人合一”的含义才形成了一种新突破。

【田丰】朱子体用论发微

朱子的“体用”学说除了一些素朴的非哲学使用之外，基本可以分为两大模式：单体体用结构，两体（或曰“中介”）体用结构。前者主要是在自然或逻辑规范意义上使用，其典型形态是“理一分殊”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后者则给出了人效法并参赞天地的空间。中介模式是前者基础上加入了具有实践意义的主体，此主体在体用序列链条中，成为始终在场···

【屠凯】发现儒家法理：方法与范畴

儒家法理是儒家据以评价法条的规律性或规范性认识。发现儒家法理，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和法律实践，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法理创造性转化，可以采用分析方法，赋予前人的法思想、法观念以现代的分析的形式。对于重要范畴的提炼，将是创造性转化工作的关键。

【丁四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问题检讨与新解

传统注疏关于《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是一贯的，也是正确的；现当代出现的十七种句读则是不对的。古人注疏不存在所谓愚民说，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愚说。“愚民”与“民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训释呈现出愚民说与反驳愚民说的两派斗争，愚民说的流行其实是时代思潮的产物。

【吴戬】试论牟宗三历史哲学对船山思想的融摄

牟宗三对王夫之的历史哲学颇表推崇，并将其作为自己历史哲学建构的思想基石，予以反省和推进。他的历史哲学不仅以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为重要史料来源，而且在历史本体论、史学方法论等诸多方面对船山思想予以融汇吸纳，于此可见传统的辐射效应与现代张力。

【陈福滨】董仲舒的历史观与政治哲学

董仲舒对历史的看法，认为“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穷则返本”“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于是提出了“三统”“三正”“四法”“质文”的历史观。董仲舒主张，以仁德为政，阳德阴刑的政治思想，接受儒家之传统观念，以政治生活为道德生活的延长，以理想人格作为理想政治的条件，以仁政爱民遵行礼乐教化为功。

【张俊】才性美学：牟宗三生命美学的形下维度

德性美学与才性美学是牟宗三生命美学的两翼。前者属于其形上维度，后者属于其形下维度，两者共同构成牟宗三人格美学的完整体系。所以才性美学是其生命美学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维。“才性”作为美学范畴始于魏晋，才性美学却是由牟宗三开掘出来的。只有在新儒家生命哲学的体系框架下，它才被提升到生命美学的系统高度。

【乐爱国】朱熹论性情、爱情与人情——兼论李泽厚以“情本体”对朱熹的批评

朱熹既讲“理”、“性”，也讲“情”，并将“心”、“性”、“情”统为一体。因此在朱熹那里，“性”与“情”并非对立，并非以“超越”的“理”、“性”否定“情”，而且，“心”对“情”的主宰，并非外在的压制，而是“心”的自我的调适，是一种功能性的主宰。

【董平】天人之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边界”意识

“天人之际”在逻辑上优先于“天人合一”，基于分才可能有合。“天人之际”有三重向度：人本身的存在即是“天人之际”，人与自然世界互动意义上的天人分际，特定时代民众的生活实况是“天人之际”的实际体现。不同向度上的“天人之际”的有序融合，导向儒家所重视的不同境界。

【陈畅】东林学派的“新心学”建构——论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一个新视角

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完整地展现了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思想历程。从理学义理核心——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的角度揭示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内在机制，厘清其源流，是探讨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一个新视角。

【方朝晖】儒家经典中的“和”及其文化根源探讨——以《礼记》为例

中西方“和文化”的差别在于：西方人习惯于将“和”（harmony）理解为功能配合，而中国人习惯于将“和”理解为心灵感应。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与中国人的生命观及宇宙观有关，那就是：中国文化中预设世界只有“这一个”、同时将人设计成身与心的和合，而不是灵与肉的紧张。也正是这种中国人独特的生命观和宇宙观，使“和”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

【张建坤】论宋儒陈舜俞“太平有为”的政治构想

经术治国以回向三代，是北宋中期新型儒学士大夫的共同追求。“学术、政事见称于时”的陈舜俞，曾先后师承胡瑗、欧阳修，是建言君主“大有为”，推动朝廷进行全方位政治革新的新型儒学士大夫群体中的佼佼者，也是传承“明体达用”的“湖学”的中坚。

【干春松】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儒家伦理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在带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情感智能人出现之后，可能会导致人的自我认知、社会结构和价值目标的进一步转变，这将比工业革命更为彻底地颠覆儒家伦理，因此，加强对儒家价值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的分析，对于理解儒家的未来，对于人类应如何更好地利用技术都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陈贇】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深层逻辑

亨廷顿将“普世文明”话语的本质视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被他视为西方文明的特产，因此，意识形态对文明的替代或其去文明化趋向，就成为西方文明的危机特性。由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影响了所有文明体，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象所传递的文明危机也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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