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所以如果要讲中国哲学元理的话,就要回到轴心时期去。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时期是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56年期间。也是在那个时期,中国已有了《周易》。我们需要回到哲学的源头去,回到《周易》中去。
青年学者吴钩在他最新出版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不仅叙述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一生,更着重描述了王安石变法的完整过程,再现了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书中对变法举措的出台、推行、争议也都作了极细致的描述和分析,生动展现了北宋治国精英的群体面貌,再次引发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深入思考。
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作为主办方之一,在荀子的故里邯郸,召开了第一届国际荀子研讨会,主题是“荀子思想的价值和地位”。
虽然王船山是否真的是洪门的先贤很难考究,但我总觉得中国致公党的“致力为公”和王船山论证的“公天下”,是一脉相承的。船山思想是一座高峰,是一座宝库。清代学者刘献廷称:王夫之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说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
我们也发现孔子所倡导的价值观,在现代中国人的身上根本挥之不去,仍然主导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甚至今天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跟我们对孔子、对传统的态度息息相关。要让孔子“博物馆化”,有些太过一厢情愿了;中国的现代化,根还是扎在中国传统的土壤中。
热烈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明代哲学系列会议的第五次会议。前面我们关于王阳明、方以智、刘宗周、湛甘泉,都举行了年度会议,第五次是关于东林学派。这个系列将来我们还会不断地继续下去。
大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等学者认为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在此时期,世界若干主要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实现了理性觉醒。时至今日,轴心时代的这种觉醒仍深刻影响世界。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谈到儒家,必言孔孟,而梁启超对荀子评价极高。梁启超说:“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荀学肘下。”荀子在先秦诸子中为何如此重要?与孔孟相比,荀子思想有哪些独特之处?近日,“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孔定芳。
每年高考成绩出榜,各地频频曝出高分喜讯,惹得吃瓜群众一阵羡慕,又是“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你见过400多年前的科举考卷吗?被称为海内外孤本的明代状元试卷又长啥样?古代学霸如何回答帝王之问?近日,“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山东青州博物馆图书资料中心主任朱伯霞。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面是生态环境问题导致的深层危机;一面是科技飞跃性突破带来的难题。对此,需要人类智慧全力以赴,东西文化深入交流、整合,乃至发生新的跃迁,这是时代的呼唤。
1-4章是学之总纲,即一个人如要学儒学,学什么、怎么学。第5章讲为学与为政的关系,偏于仁政的总纲。第6-8章讲为学的要目。第9-11章也是讲为学与为政关系,偏于仁政的要目。第12-13章讲礼,第14-15章又回到好学,侧重于学礼,第16章则是对首章末句的一个呼应,首尾完整,条理清楚。
从儒家思想体系讲,湖湘传承的易传-春秋体系,乃是儒门正宗,湖湘只是在特定时间处境中守护传承之地,今天应该回馈这个民族复兴、文明自觉的时代,前提则是澄清它与理学的关系,超越那种理学分支说、湖湘地方文化说。
我为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的辩护与捍卫,我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阐发和坚持,从不回避作为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代表发声。我分析自己这样的心态,有点像冯友兰《新原人》写的序的那种心态。这种心态当然是一种儒家文化的表现。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哲学重视德性的涵养而轻视知识的获取,挺立了道德主体而未能开出认知主体。但这种说法其实值得商榷,因为荀子已经注意到知识的形成有待于主客的分化,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人具有能知之性,故可成为主体;物具有所知之理,则可成为客体。“知有所合谓之智”,主客相合而有知识的形成。
时移世易,礼仪代代不同。若要详细了解古人礼仪规范,须翻开一部叫做《仪礼》的古书。众所周知,早期经典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难免会失真。如果能得到早期传本则弥足珍贵。20世纪中叶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汉代《仪礼》简,因保存完整、数量大、文献价值高,被誉为“天下第一简”。
暑期。刚踏入岳麓书院的大门,就汇入熙熙攘攘的游客队伍中了。游客有各个年龄段的,引人注目的是孩子们的研学团队,他们眼睛里闪着新奇而渴慕的光。
“道可道,非常道。”“器、术、道”为道家思想的精髓,对推动中外文化对话有何意义?在文化加速融合的新时代语境下,如何讲好中华文化故事、推动更深层的优秀文化和中国哲学思想在海外传播?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刚才听了四位专家学者的报告,我这里想谈谈个人的一些感想,算不上是总结。当然,这个感想不是以坚实的研究为基础,而是因第一位报告者梁涛先生的题目,与最后的一位报告者薛柏成先生的题目,都是讲“儒墨互补”的问题,我想就以此来谈谈自己关于“儒墨互补”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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