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重要方面是如何使民主仁道化,从“民主”和“仁道”的关系来说,民主的仁道化,意味着不能借着“民主”的旗帜做出很多反人道的事情,这是从儒学的核心之一——“仁”的观念来看。
苏轼对宋代政治中任法特征的批评,显示出来自治体论传统的思维启示,这一点从他对贾谊、陆贽之学的推重中可以得到印证。任法与任人的治体类型辨析,对应着苏轼关于三代、汉唐与宋代历史政治的解读,蕴涵了一套由公私政治原则、政治主体养成、职官法度及治理绩效所构成的治体逻辑。
过去关于清代“哲学最为不振”的看法,与其说是来自对中国哲学本身的理解,不如说是出于“概念谱系”的哲学史书写。但在接受某一哲学观的前提下,并不只有唯一的哲学史写法;而基于“话语谱系”的书写,则可能对清代思想的哲学史意义做出不同揭示。
郭齐勇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观念以彰显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为核心。它以主体性逻辑对先秦哲学所作的叙述和诠释,是对“以西解中”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的回应与批评,也是对“以中解中”书写范式的深化与发展。
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在继承儒家哲学仁爱传统的基础上,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诠释了儒家仁体论的基本内涵。仁体论是以仁体为实体的本体论,也是以仁体为实体的本体论,对于仁体的论证,陈来先生有高度自觉。通过儒学史的叙述彰显了仁体的特质,展现了儒学的价值取向。仁学本体论是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典范。
何心隐对友伦的论述,不能仅从实践意义上来看,还要看到其背后的形上学向度。一方面,他从“拟天地之交”的角度来诠释“友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对“友伦”的诠释内在于阳明学乃至泰州学派“万物一体”的思想结构当中,“万物一体”才是何心隐乃至整个泰州学派对朋友关系论述的理论根基。
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最基本的理论要求之一,是参照西方民族的哲学观念,结合中国哲学的实际,阐释哲学的意涵,从理论上界定何谓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只有先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才可能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
《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的新书写主要体现在彻底摆脱了旧研究范式及其话语体系的限制,直面秦汉哲学自身的观念、命题、思潮、人物和著作等,并对秦汉哲学作了正面意义的梳理、发掘和诠释,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在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方面,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明确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范围;大致弄清了该时期科学与儒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初步论证了科学与儒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二者应当协调发展;尝试提出了科技儒学的新概念等。
因此,从“是哲学”的角度为中国传统哲学合法性辩护是成问题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有哲学”的角度谈论“中国古代哲学”或“儒家哲学”,就象我们谈论基督教哲学、佛教哲学那样,指现代人从哲学立场研究古人、从中建构出哲学。
随着文明与社会的发展衍化,耕稼逐渐由政教整体的中心、急务隐退至边缘。经由君子小人之辨、力与德之辨,孔子的耕稼观念从实义向德义转化。一方面,掌握耕稼知识无助于挽救礼崩乐坏的危局,孔子推重更具政治文化影响力的君子之学;另一方面,耕稼与修德在转化原始力量上又具有同构性。
他在前人思想的延长线上继续诚挚地思考:除了在物质上的近代化以外,近代中国知识人能否引领知识与观念的革新?在传统和现代之外,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属,并开拓新的公共领域?
对于孟子性善论之内涵,释之者众说纷纭。歧解迭出的根本原因,在于诠释者无视其方法论前提,只是根据孟子的某些个别言论推衍发挥。孟子“道性善”的方法论前提是:谈论人性,就是在谈论人生的正常状态;而正常与否,则取决于其人生状态是否有利于人类之生生不息。
北宋道学的奠基人张载与二程则独辟蹊径,分别通过其“气本论”与“理本论”的哲学建构昭示出契合于价值应然性特质的客观天道模式,从而以更完备的理论形态建立了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关联。这一独创性的“实质性进路”,对于解答现代伦理学“如何从实然推出应然”的问题亦具有启发意义。
近代大儒刘咸炘在继承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个人主义”与“社会本位”二论之偏弊,创造性地提出了“个人本位的社会主义”之论断,堪称继往开来以创新中国教育理论之典范。“个人本位的社会主义”主张个人是无限时空关联中的一个点,纵向贯通祖先后代,横向连贯家国天下,因此教育要从个人的自我完善做起,以个人达于社会。
“轴心时代”与“幽暗意识”是张灏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两大主题,其实都是从反思现代中国的乌托邦主义这个主题引申出来的。张灏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着墨不多但呈现出颇为复杂的面目,极为深刻但也存在着颇为严重的问题。如果在此我们不再像张灏那样服务于为一种以低调民主为根本特征的低调现代性辩护,而是在沃格林式认知的引导下回到···
“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国学的核心是人学,教育的功能是化人,化人的关键是化心。”
今日中国欲传承华夏儒教文明,欲为往圣继“人格之天”之绝学,首当回归儒学“人格之天”之古老信仰,还儒学为宗教之学之本来面目。“人格之天”是儒学所有“天”之信仰之本源,若无“人格之天”,所有其他儒学之“天”之信仰均不能成立。若无“祀天”之“国之大祀”,非但国家丧失其最高合法性之超越神圣基础,中国亦不可称为华夏文明之国。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经过改革的儒学不但相互补充、相互配合,而且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作为西方文明先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的结合,预示着中西文化融合进入实质阶段。我深信,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共同构成的基本价值体系的推动下,中华文明必将迎来伟大的复兴。
透过《家礼》,可见朱熹礼仪世界的神圣维度:祭之在祠、祭之在时、祭之以物、祭之以诚共同构建了祠堂为中心的神圣空间;同时,在祠堂举行的冠、婚、丧人生礼仪以及日常礼仪则显示了祠堂作为凡俗空间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