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是这些内外挑战中的重要参与力量,其展现出来的价值追求具有激进性,行动方式具有破坏性,影响后果具有颠覆性。“修例风波”成为香港青年的一场颠覆性的“颜色革命”运动,暴露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在国家安全范畴的制度缺陷以及国民教育的短板效应,也证明“爱国者治港”的社会政治基础还未真正巩固。
通过《论语》《孟子》《中庸》经义梳理,焦循指出“攻乎异端”的本义在兼存不同意见、权衡两端而用其中的中庸之道,以及通过“执两用中”而达至的“一以贯之”“善与人同”的溥博通达,而不是在后世儒学中常见的那种教条主义的、片面排外的狭隘倾向。
为更好开展“美俗”事业,中国儒学社团有必要认清其角色定位、工作理念、业务特点。从角色定位上看,儒学社团及其从业者应是“人文儒学”的宣教者和实践者、“民间儒学”的志愿者和引领者;从工作理念上看,儒学社团应坚持“人多好办事”“为社会服务”“双轮驱动”“知行合一”“创业与志愿心态”;从业务特点上看,儒学社团应体现传播与传承、研究与···
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弱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中国是世界堕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高堕胎率其实是生育文化、家庭价值、生命伦理衰微的标志。尽管中国实行了二孩、三孩政策,但是被扭曲的生育文化难以逆转,生命伦理底线尚未重建,堕胎率也居高不下。荀子曰:“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美国在堕胎问题上取得的思想成果,值得中国借鉴。
直接简单用西式僧袍学位服,在当时来说也是节省成本的。但随着2003年之后汉服的兴起,尤其是这些年在社会上影响力的急剧扩大,是否有必要恢复汉服学位服,就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问题了。中华文化当然具有包容性,但包容性并不是指要以丧失自我或自虐为代价。
“杀身成仁”说中的评价逻辑并非是无条件的杀身即可称仁,而是当君子终身推行礼义之道,且在义命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能舍身守道,方可称仁。许仁是一种活化历史、关照当下、激励未来的孔门施教活动。
本文主要以符号学的“内涵系统”及“元语言”为形式构架, 以西方现代诠释学的相关理论为充实性内容, 一方面以之消解“小学”和“史学”对经学文本的“语料化”和“史料化”, 另一方面以期重新阐释传统经学中的相关问题, 并进一步为经学思想和经学信仰的“恢复”开启新的可能性。
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这一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具有“贯穿性”,随着理学的展开,“乐”从境界转化为“本体”,获得此乐的方式也更加的“简易”,此种变化与理学所要面对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这也揭示出“孔颜乐处”本身的提出就与理学回应佛教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处理有关,正是汉唐经学在人的心灵安顿上的回应无法应对佛教的挑战,···
我们阅读《荀子》,必须深知荀子宗教精神之阙如,而孔孟之所以较荀子为高,被称为至圣亚圣,盖宗教精神圆满具足故也。尽管荀子仍不愧为儒学大家,但因为他拾起的只是“地上的工具”,而完全看不到“天上的光亮”,于是他总是气弱,乃至步步设防,此正见荀子之学的不足。要克服这种不足,必须上通思孟学派以达超越性,开启“天上的光亮”,接···
适中西际会,究穷典册,道心堪作千秋继。观夷夏分殊,剖判源流,文德须为百世归。
除了经典系统本身的改变之外,在对这些经典进行整理、解释和演绎的过程之中,又衍生出了许多超离于一般解释规则的形式,试图在正解之外别选他途,或拟作,或增扩,或神话其事,使原有的经典观念遭到了强烈的冲击。
很多人认为古代精英是骄奢淫逸的,礼教是用来压迫社会底层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意味着礼教并不向庶民开放,庶民其实过得更随意,不受礼教的束缚。至于“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精英犯罪不受惩罚。精英“大夫”犯罪,需要保住这些人最起码的体面,犯了死罪的是让他们“盘水加剑”,回家引剑自杀。这么做,恰恰是因为精英肩负着沉重···
唐虞三代之际,殖民城邦如众星拱月般环护中华本部——彼时华夏文化亦犹夜空中璀璨耀眼的星月之光。至秦汉时代,文明之光芒始如皓日当空,虽蛮荒僻远之地无不朗照。亿万夷狄由此开化而为认同中国之华人,而“华夏”之成色也随人文化成有所下降——这就好比希腊化文化之纯粹不及古典希腊文化。
然而其对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糅合,使王者对天命的兑现和对天道的践行必须通过巨大的物质牺牲来实现。这样,天下太平就只是一种表象,“天下”也无法获得统一的内涵。“天下”这个“无外”的生存空间本然地意味着整体性,并要求内部的和谐。这需要天下内部的各类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中修正偏见,凝聚共识,适时地构成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生存形态和···
儒家道德哲学是一个由自我的内在道德主体向外逐渐拓展、逐步完善的道德哲学系统。而我们现在讨论这样一些道德哲学问题,一方面是要从学术上分析儒家道德哲学的特征和系统,另一方面也应当意识到,儒家道德哲学的这些辩论仍具有现代意义。
明末清初流行的“清谈误国”论认为王学袖手谈心性,使明王朝陷入危机乃至崩溃,而这其实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可抽离来界定王学的性质。王学兴盛时,也是明王朝边患剧烈之时,考察王门后学在抗倭中的作为,以及边将翁万达的经历,可以发现,王门后学以国家为己任,勇于任事,履艰危,能自竖立,以志节振拔于一时,远非所谓“清谈误国”可···
我主张,一方面应该上承清代经学的学脉,而借鉴传统经学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应该充分吸收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至于目前的儒学研究,必须放弃“接着宋儒讲”这条迎合西方哲学范式的路径,而应该“接着清儒讲”,只有这样才能上溯到作为儒学研究源头的汉儒那里,才能真正理解孔子之道的精神。
祥龙是中国当代的儒学大家。回忆跟他近半个世纪的交往,重温多年的感受,我则觉得他本人的生活体现了很强的道家色彩。祥龙的为人让我想起“夫子温、良、恭、俭、让”,更让我想起老子的“上善若水”。祥龙一生如水,龙水一体。他温良敦厚,沉静不争,又从善如一,不休不弃。他的哲学和他的生命完美地合而为一。
本文节选自李菁著《在-是: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的最末一章“连山:親親与是”,内容源出在2015年广州中山大学中国现象学年会宣读之论文“親親:从《星际穿越》看现象学第五阶”。张祥龙先生在大会闭幕报告时曾言:“兰州大学李菁教授下午的报告和我的报告有相近的地方。”本文得张祥龙先生之诸启发,兹以纪念。
我不想说,哲学的尽头是宗教的开始。但我真的希望,对于哲学家,对于智者而言,现实生命的终结,就会去往一个和古今所有哲人重逢的雅典学院、兜率之天、舞雩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