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先生认为,传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积淀,是活泼泼创造生机的来源,仅靠我们当下经验是不够的。几十年、几百年发展史,在人类历史中不过是短短瞬间。大到国家的智力,小到个人的智慧,谈论它们的生长性,传统这个资源是不能丢掉的。
“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对20世纪有关“家国同构论”各种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关键,也是重建以“家”为方法的现代中国国家理论的根本。本文试图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以家国关系为根本问题,以中国周代国家理论构建为核心,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亲亲与尊尊的张力,思考家国文化如何通过调和亲亲与尊尊维系中华政治文明的传承,并在此···
陈确、颜元不仅对宋儒的道德本体论提出质疑,甚至反对“变化气质”这一宋明儒的共法。他们以自然人性论为基本立场,对宋儒基于天理观的本质人性论实施了“思想突破”。陈确、颜元以及后出的戴震以人性问题为突破口对理学的批判,预示着理学传统的断裂。
传统礼学对人与人伦秩序的理解,并不是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的,而是立足于人伦关系的整体。在这种整体性的思考中,以冠、婚、丧、祭之礼构建出了人伦代际生成发展的时间性序列。一方面,冠礼、婚礼标志着新的代际的开始,成人的男女在结合中孕育生成着新的人伦关系。另一方面,逝者的神魂通过丧礼而获得安顿,并在祭礼中始终与家族保持着···
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规定在于天人之际的仁性感通,这与诗之为诗的本质有着本原性的深刻关联。从儒家思想出发重读杜甫,思考何谓“诗史”,可以克服西方诗学加诸中国诗歌传统的“抒情诗”偏见。
文明之所以以宗教命名,是因为作为文明基础的宇宙图景与存在秩序以及人生规划主要是由宗教提供的。亨廷顿用儒教文明指称我们,主流话语也提倡文化自信,将文化视为理论、制度和道路的基础,儒者为天地立心的自我期许因此又成为一种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书中这一自觉强烈,使我们有信心期待作者在第三阶段的儒教研究中更上层楼做出更多···
先秦时期是贤能政治观由萌生到成熟的重要时期。早期“贤”与今天所理解的道德有很大区别,而道德意涵本身也有一个由最初的“合道德性”发展为“道德”的过程。先秦贤能政治观几经改易,分别经历了以“坚”为“贤”、以“财”为“贤”、以“德”为“贤”三个不同阶段,反映了上古时期尚“力”的氏族社会、殷周前期尚“财”的宗法社会、春秋战国尚“德”的士民社···
“化经为史”是以学科化知识的形态,以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过滤掉了经学所曾包含的、在中国古典社会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伦理价值与信仰体系。在现代《尚书》学的构建过程中,在经学转化为史学的过程中,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传统价值伦理体系失去了文献依托,这一盲区使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革命势力的左右两翼共同发起的。作为新文化运动右翼的梁漱溟先生,以佛学作为信仰,以儒学作为回答人生问题的方便法门,以乡村建设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有益探索,从右到左,左右互济,而后带着问题离开这个世界。
荀子政治哲学贯穿着一条法治的市场经济如何可能的基本线索和核心问题,即从性恶论所描述的人在自然状态下依靠暴力争抢谋利的人类生活,转变到通过“化性起伪”的道德和“明于天人之分”的礼法所构造的治理秩序,然后在以互不侵害的方式谋利的法治社会中,通过彼此“给人之求”的供求关系及其欲与物“相持而长”的市场经济原理,获得利益的实现。
20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被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之新气象。20年代末至抗战初,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及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40年代,受持续战争之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
所谓“先师董仲舒”当如颜师古所云,泛指某经之学的早期研治者,嬴公实乃师承胡毋生,并未从董仲舒受学。至于胡毋生和董仲舒之间的关系,我们注意到纬书的相关记载,从而推知二人当在《公羊传》文本成立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汉人把胡、董二氏均纳入《公羊》氏家学的传承统绪中来,并且明确揭示二人所起的作用是“推演其文”,亦即文本的···
1930年贺麟发表了论朱子与黑格尔太极说的文章,张荫麟即作了评议和讨论。1934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出版,张荫麟又对其中所述的朱子太极动静说提出了意见。1938年张荫麟以对冯友兰书中朱子太极动静说的意见为基础,发表了关于这一讨论的专论文章,贺麟则对之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评议,使得相关讨论更为深化。这一轮关于朱子哲学的···
明末时期,士大夫王启元面对土生土长的道教、外来的释教以及天主教的冲击,溯源儒家“十三经”,以《六经》为“圣经”,将儒教道统溯源到天以进行宗教化阐释,在《清署经谈》一书中建构了自己的儒教思想体系。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把王启元在该书中的论述分为道统论和政统论,其中道统论的内容就是王启元的儒教思想。在
儒家学者一方面分疏制作的“法象天地”与“朝向礼乐”两重内涵,说明礼乐本乎自然而非背离自然,以回应“自然”维度之挑战;一方面调整三皇叙事,将伏羲、神农之外新纳入的圣王燧人统贯进“皇”的典型形象,消融来自事功维度的“威胁”。“制作”是儒家关于技术哲学的重要表达,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反思制作的礼乐维度,对于我们理解人与技···
在齐灭纪一事上 ,《公羊传》的作者贤齐襄公能复九世之仇,引起历世争讼。质疑者往往从事理与经义角度批评“九世复仇”为无稽之谈,却不明乎《公羊传》本以《春秋》为借事明义之书,托齐襄能为远祖复仇,实为张大复仇之义,并非真许复仇于九世之后。
本文通过对荀子礼论的诠释,论证在荀子的礼论中,规则与美德是自然人性与社会建构、“天”与“人”、“性”与“伪”、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种统一性是由荀子的宇宙论奠基的。这里所谓的“统一性”,是指规则与美德共同构成荀子“善”概念的两个要件,而且是相互建构,不能彼此还原的。
作为源头的气质之心,兼有善恶两种气质,因此可善可恶而不可靠。理学家主张将相对的气质之心与绝对的天理相统一,人心变为道心。道心内含天理,道心指导下的人的生存因此成为合乎人性的生存,这便是真正的人类本质。心理合一的工夫是一种普遍性超越,它强调了普遍天理对人心的主宰地位。
对于宋明理学中广义的心学传统来说,善意味着在人对自身的行动规定中对生生之天理的“继之”,也就是将万物生成的根据作为自身行动的根据,由此世间的礼法之善才有了超越根据。天理不再直接是各种当行之则,而是要通过心的无内外所达至的万物一体才能显现,并且经由这种状态下的主宰之心而发生为不同的当行之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