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经明清之际的思想纠偏与近现代的话语转型后,“良知”在古今中西维度的现代呈现使得人们困惑不已:今人之“良知”还是不是古人之“良知”?这一追问不是历史向度的差别,而是存在本身的变化。良知内在品性与历史境遇的相互砥砺使得“五百年来王阳明”的问题省思,不仅涉及对良知自身绝对价值的叩问,也是关乎现代性视野下如何认领良知本真···
“生活”作为一种向上的创造,其动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被系于意欲,但1950年代以后则被系于理性。理性不同于注重分别的理智,而是在生命要素(如知-情-意、理智-情感等)的平衡力与统一力。理性才是生命之所以具有活力、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文化宇宙的根本。
长久以来,西方的人文主义和哲学强势影响了我国当代思想,同样影响着儒学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待接续与康复,而经学研究正是基础性的工作。如果经学研究忽视了先王之道的宗教维度,所描绘的古代中国社会将是一个不完整的图景。经学研究既要入哲学,又要出哲学,并且还要看透基于哲学思维而不知不觉沾染的西方价值观念。现在应该···
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是修“德”、成“德”的基本途径。自此,中国思想上的“德”乃能超越工具性思维,成为一纯粹的道德概念。
历史上的佛教徒之重视作为儒家经典文献的《中庸》,就是因为《中庸》之义理可以会通佛教之圆修境界,也就是说,至少北宋早期的佛教徒是把《中庸》作为一种圆教文本来认知的。这种认知直接影响了二程、朱子等理学家,最后由朱子完成了以“四书”为主要文本的圆教教化体系。同时,“小人之中庸也”这一章,更能凸显《中庸》作为圆教文本之内···
在这样一个较为复杂的情境下,这个领域怎样保持自己的清醒,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坚守底线,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别人希望你做的事,不成为给别人跑龙套的配角,这些是我们行业应该在未来5到10年,在越来越严峻的环境下该思考的问题。
李泽厚先生的批判性对我们这些爱护文化传统、从事创造转化的学者来说具有刺激意义,即今天讲传统,不是抱残守缺的讲,而是要回应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继承李先生的思想遗产,我们在李先生那一辈人的基础上,理应更加重视经典,杜绝浮泛,扎实下功夫,力争在对古代哲学思想的创造转化方面,更上层楼,以此告慰李泽厚先生的在天之灵!
荀子的心性论可概括为“性有恶端,心能择善”。详言之:从本源上讲,“性”生而具有;从发用上讲,“性”自然发用。从结构上讲,“性”包括感觉、欲望、智慧三部分。从善恶上讲,感觉、智慧不以善恶论;欲望具有趋恶的端倪,易于自发膨胀,导致恶的后果;但欲望并非全恶,相反,合理的欲望具有积极意义。
八十年代多重要李泽厚就多重要。现在的模样,很难说是李的思想逻辑之展开、那种现代性的展开。二者之间的紧张为许多的刷屏提供了动力,但只有对这种紧张进行理解诠释,才可以把他的著作从个人记忆与情感内重新嵌入思想史,在这样的坐标里进行评价讨论。这应该才是对一个思想家最好的纪念和尊重。
为政”兼具伦理与政治的特点致使以上五个观念之间彼此相涉。观念演变轨辙的背后是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五者之中,“天下”具有统摄地位,其观念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天下主义”、“天下秩序”的狭隘化样貌。“天下”的规范性使为政者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作为施政方略,但由此导致的公私不分、家国一体、礼法纠缠构成了古人的生存处境···
李泽厚和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的想法,即在天人问题的高度上全盘解决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而同样的问题也在于,如果在对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的理解上,预先已经站在了现代和西方的立场上,那么,古典和中国的意义,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真正呈现出来。
天下之理想治道,在于“王者兴”,在于“王道”规范的认同与多元力量的整合。王道秩序,因而成为“协和万邦”的理想性秩序,其中融贯的是和平、共生、安全及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理性秩序思维与国际法精神。
兹先简述伦理政治产生的历史渊源及原则,然后以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孟荀的思想为例论述儒家“伦理政治思想”五个组成分(内圣外王、君子之治(德政、礼治)、核心价值“仁”,治理目的“人人向善”和至上神“天”)以及作为伦理政治“合法性原则”和“合法性理由”的“仁政”。
本次调研尝试从历史及现状两个维度,简单观察和分析各种不同形态的宗教与儒家的关系,也探讨儒家传统活动场所现代功能的变化。根据调查对象不同,我们从儒家宗祠与书院、儒家与外来宗教、儒家与本土道教这三个角度展开探讨,希望有助于学界了解当前儒家在广州社会生活中的现状,以及儒学的核心价值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落实。
今天的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信,民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如果民族的文化已经被别人所同化或者所消亡,那么所谓的复兴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在生活当中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更准确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船山哲学中的“自然”意味着一种与“人为”不同的自发性运作方式,它无法为人的知能所穿透,也不能被理解为作为根据的终极因或造物主,而是一种自发性、自本自根的以自正性命为指向的秩序,后者指向一种在终极层面无为自然的宇宙观。
现代经学面临两个突出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处理经学内部长期存在的汉宋之争;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回应西方科学方法的挑战。作为晚清民国之际江南地区著名的教育家和经学家,唐文治对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创造性的回应。他的治经方法旨在超越汉宋之争而回归孔子,在“孔门家法”的旗帜下,他以孔子及孔门经说“大义”为归,既超越了汉宋,也会···
成性存存,易道继圣统,乾坤吟绝代华章;行天健健,玉帛止干戈,两岸悲醒世豪雄。
尽管早在大三时柯小刚便明确其志在儒学,但他仍决定读西学研究生。因为他认识到,通过“西学源流”的梳理来廓清我们对于西学的误读后,才能廓清那些“洋泾浜西学”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继而,中国传统学问的复兴才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十多年来,柯小刚自己一直在探索当代社会实践经典教育的现实可能性。
仁与礼是儒家思想的二维,对礼的理解在后世亦分化为二,宋明理学强调主敬穷理,侧重从个体修养的意义上说礼;清代乾嘉汉学则强调礼让,侧重从社会公共生活的意义上说礼。乾嘉汉学在反思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让为人道之最大者”、“礼论辞让,理辨是非”、“以礼权理”、以让为核心的新四德等诸多观念,深刻揭示了理学天理论在道德修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