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故事在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中颇为常见,应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解读,关注其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后人对先秦历史的许多“历史感觉”,多来自于这类充满了现场感的故事,而它们多数都是早期儒家所创制的。或者可以认为战国初年儒家学者们所编纂的故事,塑造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认知与想象的主色调。
研读《论语》应从同情的了解开始,意识到作为曾经的存在之孔子何以关联于我们当下的存在,以在内心之中去寻找作为我们精神生命之重要发端的孔子,经由孔子来认识我们自己。其基本路径乃是努力从断片中探寻整体,使断片的言说关联于孔子思想的隐在大体。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回返民族心灵之开端,以此作为个体精神发展的基础,由此而使得研···
从根本上说,“辞”只是“指”的载体,当“指”的表达诉求高于“辞”时,不仅书写者不必为“辞”所拘,阅读者也不应执辞而索义,这与孟子提出读《诗》应“以意逆志”的思路颇有相近之处。作为早期私人著述的典范,公羊学关于“因史记作《春秋》”的一系列阐释不仅在取义的层面深刻影响了司马迁,而且在书写方式的层面对司马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礼乐复兴首在城市,整顿人心也首在城市,如何礼乐,如何整顿,我看公共生活秩序、慈善公益、集体文娱、宗教社团及活动、文化社团及活动等等,此中莫不有礼有乐。若能这方面提升或做好,提升公民素养或人格,提升社会友爱与互助,提升人心的仁善与安乐,则善莫大焉。
朱熹所讲的生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生命,而是从人的日常生活上讲生命,从生活环境上讲生命。朱熹的生命对象,不仅是指活生生的人,而且还指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山河大地、风雨霜雷、日月星辰等与人息息相关的自然万物。因此,朱熹喜欢以与人关系密切的草木来具体阐述其生命哲学。
故乡的暴动史实与先祖传播的孟子有关“民本”和“革命”思想融汇在了一起,森林中的农民暴动叙事所体现的朴素村落政治观和斗争史,恰恰是“民本”古义和“革命”的现代左翼思潮相结合的表现,更是大江在未来的人生中接受战后民主主义思想的伦理基础。
“生生”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常为人们使用,近年来更为一些学者关注,连续发文加以讨论,或确定中西哲学之不同,或探讨以此重建中国哲学之可能。我高度评价这些学者做出的努力,但我关注这一问题与时下研究有所不同。我的重点在于探讨道德本体与时间的关系,将时间包括空间加入道德本体之中,以对儒家传统的思维范式进行彻底的变革。
孔子一辈子在学与教之间不断转化,其中心就是传承斯文,也即赓续周代以来的礼乐文化传统。斯文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生命意义的依据,更是承载着民族的根本价值。传承斯文不是固守斯文,而是“述而不作”与“温故知新”的统一,是人与文的互相转化。担当“斯文”,乃是当代师者的文化使命。
中国人对儒家政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理想原型这件事缺乏共识。中共还没有准备好去完成其中国化的进程,而公众又被西方民主叙事所支配。结果是,中国政治中充满了双重焦虑带来的紧张 — 公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急切地希望中国过渡到民主制度,而正因为此,中共对其权力的稳固产生焦虑。中国共产党应该带头打破这种焦虑,而完成中国化是其···
形式主义在当今世界也已是“中国特色”之一,严重影响工作效率,浪费公共资源,各级干部不堪重负,民众深恶痛绝,给执政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是举国上下齐声呼吁必须铲除的“毒瘤”。纵观古今横比中外,形式主义并非难以彻底根治的“顽疾”,但因积弊太深,需要猛药去疴,才有可能得以解决。
“天下之言性也”章是《孟子》一书中最难解释的一章。自上博竹书《性情论》(即郭店简《性自命出》篇)整理、出版后,《孟子》此章应当如何训解的问题被再度激活,学界陆续发表了十多篇相关文章。不过,在笔者看来,当前的研究不但未使旧的争讼平息,反倒平添了新的争端。
本文主旨有三个:第一,从历史文字学来论证荀子性恶论中“恶”的各种用法,並在这个基础之上重新分析“性恶”的“恶”字应指“静态厌恶”,而不是“动态作恶”的涵义;第二,分析性恶论在荀子儒学礼法系统中与他的“群居和一”社会论的逻辑关系。第三,荀子发展孔子礼法思想的重要性在清代随着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而得到承认并推广,通过对戴震与凌···
朱子所处的南宋时代礼制废弛已久,民间佛道盛行,儒家祭祀礼仪难以推行。朱子折中损益诸家观点,打破家庙的身份限制,将祭祖场所定名为“祠堂”,并以《司马氏书仪》为蓝本,综合已有的祭祀场所形制,于《家礼》之中首创祠堂制度。《家礼》祠堂制度的核心为“祭及高祖”与“同室异龛”。
经籍笺注内蕴的史学价值也明显呈现出今古文融通的学术特点:一方面,郑玄基于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注重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辨,其经籍笺注保存了大量史料,为考察上古三代历史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他的经籍笺注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他对天命王权的宣扬、古史系统的构建,以及礼治思想的阐发,都力求融合令古文经说以解释历史的发展。
王国维曾过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他所说的“国初”,即明末清初时代,确实产生了一系列大思想家,如我们非常熟悉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此外如主张实学,被誉为“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的颜元(号习斋,1635年—1704年)等人,也在东亚大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载的心学有其独特性,与后来陆象山、王阳明以“心”为本体的心学有所不同。时下张载心学研究论域存在以下不足:对“心-物”关系这一张载心学的基本问题缺乏自觉,对张载“心-物”关系形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其“心-物”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有所忽略。
根据金圣文的观点,儒家公共理性这一概念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有助于表述现代儒家文化圈(如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又可以起到理论规范的作用,从而指导儒家文化圈国家发挥更好的社会与政治功能。金圣文对儒学公共理性的论述过于薄弱、抽象,与韩国文化之根所表现出的价值与实践背离太远。因此,他需要更明晰地阐述其理论并纳···
西汉春秋公羊学博士董仲舒有《春秋繁露》一书存世,是他阐释《春秋》的著述,因此《春秋繁露》中“春秋”二字大家都能明白;“繁露”二字,笔者认为就是指《春秋》繁多滋润,因为《春秋》义理繁茂,而这些义理就是滋润养长天下万民的。但历代以来,对于“繁露”二字取名之意有较多说法。
追溯古代社会的“礼治之治”,并非发思古之幽情,“维新”的前提还是得追寻“旧邦”固有法文化之“自我”,破译中华法系和古代中国“礼法之治”历四千年不衰的遗传密码,撷取其中之治国理政智慧,开出“礼法之治”新境界。
原儒不能局限于考证“儒”的本义,还要探究“儒家”作为一种思想的起源,以及儒学在先秦的授受源流。同时,古今学者的“原儒”包含经子关系命题,因思想立场、研究方法的不同,各人对经子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研究者必须结合学术思想史来考察经子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形态,不能用某一命题笼统地概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