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冈田朝太郎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缺乏深刻认知,其主导完成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呈现出一味追随西方先进法制文明、忽略本国固有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在实用性上颇受局限。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尊重我国法治历史与现实国情,同时积极吸收域外先进法治文化,如此方能取得有效成果。
驾车要均马力、和马心,治国要均齐民力、和安民心,“以六官总治”达到“事治而功成”的目的。为达到政治管理效果,孔子把治国之术分为政治管理框架的御政之术、进退缓急的权力运行过程、施政效果保障的治国之要三个层面,并指出应把握“治国之要”,懂得“治世之待”,才能实现善治。
作为古老的“王教”经典,《诗》一方面成为布衣之士获得知识人身份,跻身士人阶层的重要倚赖,另一方面也开始随着士人传习、论学的需要而发生传习方式、文本形态、阐释向度等多个层面的变化,而这些转变的背后透露出《诗》文本权威性来源的隐微转移以及晚周时期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
朱子的“心主性情”说是朱子心性情论的核心观点。朱子思想中,心、性、情三者互相牵制,己丑之悟后以“心主性情”论取代“性体心用”说的一个重要意图是强调心对于性、情的统摄和主宰作用。心主性情包含了性是心之理和心主宰性的双重意义。同时,朱子对心之虚明知觉的概念十分警惕,保证性对心之主宰的制约,以期在心主性与性范导心之间取得···
“立国神话”可能是最露骨、最易被识破,但历史也最为悠久的意识形态运作之一:远有“汉高祖斩白蛇”与东汉的谶纬学,近有“华盛顿的樱桃树”,此类政治权力主体对于其初创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的神话式的美化叙事,史载范例众多
在人伦实践层面,中唐以来,在佛教、道教影响下,北宋儒家始以礼乐教化为成圣之途。理学的兴起,通过对礼的本体论、人性论基础的重塑,将儒家礼仪生活与成圣之学贯通圆融,奠立了元明以后主流礼观念的基本形态。
“三教寺”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在中国民间社会中较为常见,但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社会生态各有所异,既有宗教逻辑不清晰而导致的自发境况,也有特定历史时期话语意义转变中对神灵的置换。
中西文明的根性,至今难以改变,也已表现为底下中西文明体系对抗的根本冲突。自由、人权、法治、国际法,乃至以个人自由为根本的西方民主,其实均源于西方的本质实体观与超越律法观。崛起中的中国,显然处处在挑战西方文明在过去几百年所建立的这些典范。虽然他目前所表现的,似乎主要是民族主义式的权力意欲,然而背后实有更深沉的文···
我们现在正经历新的“历史时刻”,这个时刻即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我们突破“小道”“小力”,而追求人类之公共福祉。荀子相信圣人可学而致,我们每一次对于自己的局限性的突破,都是对“天下主义”的接近。而如果沉沦于依赖于术势的统治术,则是“坐井观天”的自缚之道。
自然、民间和政府三种力量分别建立起三种相应的系统结构,共同支配着中国慈善生态系统的运行。这种秩序格局是新公共管理嵌入行政吸纳社会的结果。在慈善生态系统中,中国政府一方面强化行政吸纳社会的“限制”策略,另一方面借鉴新公共管理完善“利用”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对慈善组织的“分层控制”策略,进一步拓展了行政吸纳社会的理···
朱熹与王阳明对于《大学》中“至善”概念的理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本文则选取明代“大礼仪”这个特殊视角,结合程颐、朱熹关于宋代“濮议”的意见,考察了理学与心学在处理儒家孝道问题时的不同态度,以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后果,从而揭示了双方在经学见解上的差异对其心性概念理解上的不同。
明代学者对“太虚”的诠释,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气学的风格取向。具体而言,在“后理学”视野下,明代儒者批判性地继承了“太虚”概念,对太虚进行了本体论建构,表现出回归气学的倾向。在此基础上,又将“太虚”与“心”并论,呈现出以气论心性的学术路径,并最终将“太虚”作为伦理价值的归宿。
在《复杨斛山书》中,通过对“后世格物穷理”之学“先存乎一善”“定理”观的反省,绪山指出阳明“无善无恶”的提出在于揭示至善心体的“虚灵”本质。“虚灵”是绪山诠释“无善无恶”的核心观点与独特创见。绪山在“无善无恶”诠释上的问题意识与具体观点,对全面理解阳明学“四句教”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以往被忽视的荀子出场对于思想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荀子所处的战国末期距今也已2200多年,与21世纪之新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当下人类所处的内外环境、所遭遇的问题、对于未来的遐想与憧憬,荀子有无意义,在何种程度上还具有意义,又有何种意义?这些问题的解答只有回到荀子本身才能找到答案。
早期儒学的“慎独”一说,应放在以“心”言“志”的心志论脉络中理解。“志”是一个独特的意向性概念,当它定向于“道”时便被界定为“一”,且能分殊为两个维度:一是心志在方向上的唯一,二是心志的定向在君子生命历程中的终始同一。
蔡温是琉球儒学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但蔡温的儒学归属迄今尚无定论。本文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蔡温的“攻气操心”工夫论看似与吕大临的“驱除”之法相似而有别于朱子,但就其强调应事接物、心为一身之主、明理、明义等要点来看,实则严守朱子家法。“攻气操心”工夫论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在琉球的落地生根。而由其与中国朱子学的张力,···
这股“书院热”的社会背景是西式学校制度弊病的凸显及其引起的批判和反思,思想背景在于道尔顿制、导师制等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这两方面共同形塑了新的书院概念;同时展开的书院史研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通过各种方式暂时弥合了新书院概念与书院历史实践之间的割裂,并为新书院概念贡献了历史依据。
“虚君”在政理上拥有国家永久性的所有权,是古典政治精神,即“君主制”精神;“虚君”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议会)、行政权力(政府)与司法权力(法院),是现代政治精神,即“共和制”精神。这两种古今政治精神在“虚君共和制”中得到了有机结合,不能不说是一种古人(如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混合政体”。
也许中国领导人应该强调,今天的“大一统”主要指向具有儒家传统的国家之间友好共赢的关系,因为中国并不谋求利用这种儒家传统来挑战包括韩国、越南在内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主权;中国所能做的是在与其他东亚国家共享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合作和共同安全上的双赢解决方案。
中国需要、也可以走出一条既拥抱世界主流价值、也保留自身文化特征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方面,发掘儒家传统思想并使之现代化,恐怕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性一步。潘岳先生对荀子的论述很有启发意义。把荀子的追求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要以儒家的政治哲学为基础实行法治,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