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围绕“儒学伦理与现代中国”问题,探讨了施韦泽、梁启超、钱穆、张岱年、冯契、张世英、庞朴、崔大华、朱贻庭等中外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中华文化观。他们虽然时代不同、国度不同、观点不同,但对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历史命运和未来展望等问题都发表了有价值的见解,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从中汲取智慧和教益。
祭祀先圣孔子的礼仪行为,贯穿于朱熹生活之中,但这种礼仪行为所产生的经验,及其对于朱熹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透过朱熹对于祭祀的理解可以发现,他很坚定地相信在礼仪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祭祀对象的“感通”,由此,祭祀孔子过程中与“先圣”的感通,对于朱熹有着特别的精神意义
经学研究的展望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业,希望在我们这代人中,每一部经典都有人去做穷其枝叶的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并做出一本适合现代人阅读的注本,成为研读注疏的阶梯,如杨天宇先生的《仪礼译注》(繁体本)那样。再进一步,能不能写出一本详尽的讲疏,供人深入研读,如段熙仲先生的《春秋公羊学讲疏》一样。
就个人的观察而言,古装电视剧最常见的硬伤,主要出在两个方面:1、服装、建筑物的张冠李戴;2、对白中的称谓出错。目前正在热播的《清平乐》也有这方面的差错。
有学者批评《庄子》“《易》以道阴阳”之说为“未知《易》”。实际上,司马迁《史记》引孔子所说“《易》以神化”更能揭示出《周易》的主旨和根本精神,孔子“《易》以神化”比《庄子》“道阴阳”之说更为深刻。
中国传统社会高度重视德治优先,这既是基于国家治理和政治价值传播的需要,也是基于伦理本位社会的机理特质所在,这就是政治的伦理化和伦理的政治化的双向建构过程。这种双向建构的德治文化传统,体现的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文教”系统的内部机制所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构建了深厚的文教系统和有效的德治路径,恰恰体现了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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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季学期开设的《伦理学与生活》通识选修课上,兰州交通大学杜华伟老师以儒家经典《论语》作为重要学习内容,与学生一起诵读《论语》相关篇章,一起探讨《论语》中蕴含的人生哲理,一起立志在学习经典中修身养性。课程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伦理学与生活》课程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知识,最重要的是做人的道理与做事的态度。以···
面对层出不穷的怪异世相,人们的反应无非两种:一种是含笑不屌;一种是含屌不笑。许多人给我发短视频:某脊梁级院士在接受采访中植入广告,严重违反什么广告法。我对此含笑不屌,一点儿也没感到惊讶。
李泽厚先生于2017年提出的“举孟旗,行荀学”宏论,再度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关于孟荀关系的新一轮研讨热潮。大而言之,“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事关“四书与五经关系之重估”“儒家道统再定义”“天人关系重思考”“政治与道德关系再厘定”“古今中西关系再协调”等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家正而天下定”。“家正”依靠的主要是一种精神力量。它促使家族成员有以祖上某某的后代为荣的自豪感。只要不忘家风,遵循祖训,当官的能当个清官,不当官的也能做个好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也会有所建树。以上则是德安义门陈村复建的意义所在。
朔风长吹,夕阳西下,辞职归乡的张载经过一天的风尘,在临潼的一家馆舍住下。当晚,张载就寝时,忽地感觉到一丝异样,他心一惊,但很快又恢复了从容。
孔子时期儒学的原始问题,就是“性与天道”问题。“性与天道”问题的实质,就是通过关于人的本性的洞察,将作为伦理道德行为和活动动机的自觉意识、自愿情感和自主意志人文化成人的需要的一部分,成为能以如同饥食渴饮、男欢女爱一样自然而然地得以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的人的本性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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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读《论语》,会发现孔子在有心地对两个范畴进行创见性的发挥,一个是“仁”,另一个就是“君子”。后世更多把眼光投向了“仁”,却对“君子”多少有些忽略了。其实,“君子”是“仁”在具体人格上的展露,也是“圣”的一个升进式过程的呈现。
我对“五四”的看法也经历过一些变化。因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前些年,对“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这一面持比较激烈的批评态度。这几年来,不断地读书学习,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加深,有了一些新想法。
有了白居易一曲《长恨歌》,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传诵千年,宋朝却没有一人给宋仁宗与温成写《长恨歌》。这里也许体现了宋朝士大夫与唐朝诗人旨趣的差异,唐朝诗人是浪漫主义的,关注的是明皇与贵妃的悲欢离合;宋朝士大夫是现实主义的,关注的是仁宗对温成之宠爱会不会逾越了礼法的界限。
本文试图通过对《孝经刊误》的文本分析来阐明朱子对《孝经》的怀疑和肯定,把握朱子《孝经》学的立论分寸,并结合经学史上的有关看法从一种更为综合的经学观念提出对朱子《孝经》学的重新评价。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船山避居山野、发愤著书的重要思想动因和精神动力来源。船山在高度认同中华爱国主义的精神义理和不朽价值的基础上对之作出了自己的创造性阐释,通过“古今之通义”和对《春秋》民族大义的揭示,特别是在《黄书》中对“族类强植”价值的深入论证,极大地提升了中华爱国主义的精气神
孔子对财富有许多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他肯定财富对人生和社会的意义,也指出了临财所应有的公平和正当性原则。其间的“微言大义”,或许仍可作为我们今天对待财富问题的座右铭。